宋亮：作為清華人，我想借《無問西東》説説清華精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亮】

就如同一位長輩在歲末給我們講起——曾經有一位遠方的老祖母，她家世顯赫，留學美國，曾是北平城最受人關注的女性學者。她客廳裏的沙龍聚集着當時最受人膜拜的詩人、最得推崇的哲學家、最受喜愛的文學家。但是，當國難當頭，她也會在簡陋沒電的山村為國守節，面對學生們“若日本人打來怎麼辦”，只是淡淡地一句“投江便是”。

《無問西東》對於當代人來説，就是這樣一個脈脈的講述者，告訴我們的前輩們都是怎樣的過去。特別是在結尾長長的彩蛋中，看到了那些大師的身影在此出現時，又一次地戳中了淚點。人，就是這樣，往往願意在功成名就時回憶起創業時篳路藍縷，在憶苦思甜中獲得奮鬥後的成就感；或者是在家道中落時回憶起鐘鳴鼎食的富足時光，在追古溯今中獲得血統上的崇高感。而這部電影，同時滿足着人們這兩方面的心理需求。

作為一部拍攝於百年校慶之際的電影，它所講述的故事一定是“世紀級”的，它所表達的情懷也一定是“家國級”的。事實上，《無問西東》也是這麼做的。

不管四段故事講述得怎麼樣，這種多線敍事、平行剪輯的手法，穿插着四季變換的校園風物和歷史場景還原，本身就能給人以歷史洪流的感覺。雖然故事是散的，但是主題卻非常的集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故事裏幾乎所有的清華人，都閃耀着自由、正義、執着、熱情的光輝，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一次精神的勝利。這樣“陽光”的作品，在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習慣上被稱作“主旋律”、“正能量”。

這樣的作品，喜歡的總會從中得到力量，相信真善美的光輝會戰勝苦難；不喜歡的總會覺得是一碗雞湯，現實社會中不會有電影裏講述的世界這麼純淨美好。這因人而異，本無高低對錯之分。

“器識其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從電影片名來看，它所表現的主題似乎必然是清華精神的體現。然而時隔6年後上映，作為一部院線電影，《無問西東》對於主題的處理顯然更“大眾化”。

但是，至少《無問西東》讓人們再次有機會、有興趣探索清華精神。當然，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2001年清華90週年校慶之際，就曾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討論。清華精神本身就是眾説紛紜的、見仁見智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行勝於言”的校風，以及陳寅恪先生所題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朱自清先生所説的“實幹”都是清華精神的體現。有清華校史研究學者將清華精神概括成“明恥與自強”、“獨立與會通”、“科學與實幹”三個方面，是一個比較全面的概括。

“明恥與自強”是清華前行的歷史動力。清華的歷史源頭是“庚款辦學”，誕生於辛亥烽火中的清華學校，從一開始便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三批庚款留學生也誕生了中國早期的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師，梅貽琦、胡適、趙元任、竺可楨等等。他們也在多個領域影響着近代中國的發展。“尋道圖強”的使命感，一直是清華精神的核心。

“獨立與會通”是清華在各個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表述。馮友蘭先生所言：“清華大學的成長，是中國近代學術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的標誌。”這種獨立在早期並不是日後的“獨立精神”，而是相對於東西方文化的獨立，不崇洋不復古；而是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關係上加以“會通”。時至今日，清華新百年依舊以“東西融會、文理滲透”作為辦學特色。

“科學與實幹”是清華精神的“方法論”。“清華精神就是實幹”這是早在朱自清先生就提出的論斷。清華校友贈送的日晷上鐫刻“行勝於言”也是“實幹”精神的體現。在某些歷史時期，也衍化出“聽話、出活”的校風。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建立，主任吳宓就宣稱本院與其它大學不同處在於重視“科學方法”，而工科背景的梅貽琦校長主政清華也更注重了科學方法。

在清華百年的歷史上，清華精神也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清華始終主動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二是清華精神始終和當時所處時代的精神緊密結合。

“愛國”，一直是清華精神的關鍵詞。早在五四運動中，清華國恥紀念會曾立下“清華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的誓詞。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國面臨民族危亡，梅貽琦校長在當年12月就職演講中要求清華師生“緊緊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儘自己的力”。電影中“沈光耀”的原型，1932屆畢業生沈崇誨在上海吳淞口駕機撞向日本海軍旗艦，壯烈殉國。法學院學生張甲洲帶領東北籍同學打回東北老家，舉起了“東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大旗。在新中國成立後，蔣南翔校長特別提出“愛國”是要“愛新中國”。在同一時期，眾多清華人學成歸國投入到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中。如今，在校史館門口進入展廳的看到的第一幅畫便是繪有“兩彈一星元勳”清華校友形象的《以身許國圖》，足見清華對於愛國的重視。

在新百年，QS全球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排名上清華領跑亞洲，但是少有人知道，當時QS排名要求清華的就業數據刪除掉國企的部分，只保留外企和私企，被清華斷然拒絕。學校相關負責人講到，如果沒有清華對於國家的貢獻，那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就失去了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就會淪為發達國家培養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學。

從另一個方面看，清華始終都與當時所處的時代主流價值緊密契合。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知識教育界掀起了空前的思想啓蒙，清華前校長梅貽琦曾將“明明德”、“新民”作為教育之根本。陳寅恪先生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思潮。而到了西南聯大時期，“剛毅堅卓”的聯大精神成為了那一代學子的精神內核，他們有人投筆從戎有人學成報國，都不負時代使命。到了新中國時期，1957年3月，蔣南翔校長在清華學生代表會上發言中提到“先專後紅”，將“紅”“專”相提並論，較之毛主席1957年10月9日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中關於“又紅又專”的提法早了半年多。在新百年以來，清華提出“更創新、更國際、更人文”的發展目標，也可以看出與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契合。

但遺憾的是，清華精神中這些與時俱進的演變，以及不同時期呈現出的不同特點並沒有在電影中得到體現。當然，這也是大眾電影對於主題的取捨，畢竟最終選取的立意仍然是更為大眾熟悉的“理想”“堅守”“正義”“真實”“初心”等等。

在目前的影評中，鮮見對於故事讚不絕口或者對於剪輯拍手稱好的，觀眾們難忘的還是電影所重現的那個大師時代，以及對大師精神、清華精神的感動。

對於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影片顯然採用了一種羣像式的刻畫，雖然着墨不多，但是幾個場景就足見時代的風骨。縱觀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有學者對其世代進行了分劃，有“三代説”“四代説”。而為了方便與歷史年代對應，李澤厚、許紀霖等人提出的“六代説”最為直觀。其中在1949年之前包括“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每一代知識分子都有獨特的社會來源和時代特徵。

“辛亥一代”是中國最後的士大夫，也是最早的新知識先驅者。代表者有晚清一代知識分子的梁啓超、嚴復、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都有深厚的國學基礎，曾經力圖變法圖強，重視西學但思想上仍舊是“中體西用”；“五四一代”是中國思想啓蒙運動中旗手的一代，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陳寅恪等名聲顯赫的代表人物，在那個燃情歲月，政治抱負、民族反思、文化自覺使他們成為了最批判也最引導的一代人；“大革命一代”是分流的一代，他們中有的從政，包括入閣的翁文灝、蔣廷黻、陳布雷等人，有的投身革命洪流，比如“一二九知識分子羣體”、“延安知識分子羣體”；也有的潛心學術如錢鍾書、沈從文等，這代知識分子的影響力進一步下沉，成為了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建築學家梁思成等等。而這一代人的學生也就是影片中表現的沈光耀這一代人，他們在山河破碎之時艱難求學，在民族最艱難的歲月裏為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保留下最後的根脈。

待到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開始在選派青年學生赴蘇聯留學。這一批青年學生同樣懷着一腔熱情。據中國工程院金湧院士回憶，當時蘇聯學生叫他們“麪包幹”，説他們的學習太枯燥，沒有娛樂。而當時只有成績全是5分（滿分）的學生才能得到紅色畢業證，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是紅色的。算是這個大師時代最後的晚霞餘輝了。

對於電影中的西南聯大，幾乎成為了中國人對於理想大學的全部想象。但是，我堅信，如果沒有西南聯大，清華、北大、南開也會培養出同樣燦若星河的一代學人。南遷昆明，絕不是中國大學的大發展，而是中國高等教育在民族存亡之際的艱難求生。那一代先賢，用篳路藍縷的合作為中國的復興保留下最後的根脈。

而那代知識分子也構成了電影中最令人難忘和懷念的“大師時代”。

最後，再説回到電影。

在這個檔期，中國電影似乎集體地開始追憶過去時代那些璀璨記憶。《芳華》再現了文工團的美好青春，《無問西東》再現了大師時代的人文風貌，甚至是《妖貓傳》再現了盛世大唐的宏偉氣度。在大熒幕上，這種重現，更是對我們文化基因中璀璨記憶的系列盛大祭奠——它們雖已遠逝，但是永被銘記。

對於這部電影，很多清華的師生校友在各種媒體上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與其説是對於電影故事本身的喜愛、對於電影技法本身的推崇，倒不如説是對於母校百年曆史積澱的認同與摯愛。

其實，即便是作為普通的觀影者，在這個理想匱乏的年代，這樣一部拋開所有人性的灰暗、對於理想主義報以熾熱歌頌的電影，也都是當下電影市場上絕對稀缺的作品。

《無問西東》對當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電影中能看到那個時代，更重要的是我們這樣的時代，需要這樣的電影——

“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手挽手的走在一起，讓他們舉起真善美的旗幟同為這世界謀求幸福吧。如果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話，那麼正直的人也應該這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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