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執政週年——“後現代”的收割者-趙一昉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一昉】

特朗普執政一年了，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世界的“荒謬性”似乎是一成不變的。這幾天，相信從政治，經濟甚至道德角度來總結，批判或者吹捧特朗普政權的文章應該會一坨坨地向我們砸來。而筆者決定不談他的表現，與大家一起思考特朗普與我們這個時代之間的內在邏輯。

一切都要從“變”與“不變”的詭異契合談起。

特朗普一直在變，人事一直在變，政策立場也一直在變。不變的恰恰是這種“一直在變”。反對者可以説他沒有清晰的思路，而對於鐵桿粉絲來説，這一切都是美國人民救星在戰略上所刻意呈現的不可預知性和作為成功商人的“務實”。

另一種不變的是他的狀態。如果説特朗普這一年來有什麼核心思想的話，“不斷革命，永遠選舉”八個字是最好的概括。很少有政治人物當選後，其語言模式和公關意識還是處於選舉狀態的。巡迴演唱會式的遊行集會持續在做，“噴子”式的推文天天在發，時刻都在試圖滿足粉絲們的情緒需求。執政是為了下次選舉某種程度是現代民主的通病，但做得如此赤裸裸的政治人物實在不多。另一個顯著例子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推特治國”是因為很多人就活在推特（社交媒體）上。多少人對於世界的認知是靠着臉書與微博，對於周遭人等的認知是基於Instagram和微信朋友圈。刷刷手機，朋友們的生活都是如此美好。我們每天都可以在各大主流媒體的頭版看到特朗普又説了什麼鬼話，做什麼荒唐的事兒。

當地時間2017年5月4日，美國華盛頓，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就美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美國醫療法案發表講話。當天，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美國醫療法案以部分取代“奧巴馬醫改”方案。（視覺中國圖）

只是這樣報道特朗普政權的方式真的有建設性嗎？昨天一個問題，馬上可以被特朗普自曝新的誇張言論而轉移焦點。不斷用新的爆點去轉移之前一個爆點的新聞價值性。而媒體就在不斷追逐新的爆點，讓民眾忘卻前一個新聞。

不追特朗普的凌晨推文從新聞的角度也不合理，而追了造成的結果往往是：1）如果之前一個跟特朗普相關的新聞是政策性的，很快就容易被忘記和不再追究； 2）太多爆點讓民眾，甚至媒體人資訊疲勞，最後的結果也是無力檢驗政權。這樣的傳播困境全世界每天都存在着——碎片消費，無從連貫，快速忘卻，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當代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和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或譯為傑姆遜)這樣的知識分子就已經從建築學等領域敏鋭察覺人類已經進入了“後現代”。

所以不要為了“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society)和“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感到過分驚訝，這些都只是無奈的現實。

先回顧一下“另類事實”這個詞的由來。特朗普就職典禮時候參與的民眾人數不多，卻被當時的總統新聞發言人斯派塞（Sean Spicer） 堅定地闡述為“歷史上最多人蔘與的就職典禮”，而後一次電視訪談中特朗普的幕僚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 為了維護斯派塞便脱口説出了那句“他只是提供了另類事實”。

現任美國總統顧問凱莉安·康威， 她是特朗普的最後一任競選經理。（視覺中國圖）

其實“另類事實”這個翻譯還不夠白話，中文其實用“不同的事實”或者“另一種事實”更為恰當。像這樣扭曲事實，製造另一種事實的事件，已經成為特朗普政權的常態。事實到底是什麼？感覺即事實，意象即事實，語言即事實。就好像《一九八四》所描述的那一種氛圍，很多事情明明存在卻可以通過技術處理做到“從不存在”。不是事實的事情，“指鹿為馬”説無數遍，鹿也就是馬了。

特朗普的輿論秘訣就是，自己製造假新聞，指責對自己不利的新聞也都是假新聞。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誰讓主流媒體名聲本來就不佳。而主流媒體自己同時確實也製造了不少“另類事實”。

人類對於事實的認知從來是困難的。要如何跟人討論特朗普的政績？比如經濟問題，特朗普粉是不會去聽所謂的經濟增長其實在奧巴馬時代2009年第三季度就開始了。而股票市場的蓬勃當然是跟減税政策的市場預期性有關，但減税是否對經濟長遠是好事情，或者説對誰是好事情，這樣稍微再具體點的問題粉絲們自然是會選擇性地不去思考。他們只需要看到現在經濟數字是好的，股票是漲的，那麼就等同於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一定是成功的。公平而言，這種只抓對自己有利的論據而忽略一切不利的論據，是持各種不同立場者都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去做的舉動。

某種程度，真相錯亂是因為在技術上我們難以做到。像經濟問題本來就存在觀察切入點的問題。而類似歷史事實等框架性問題也長期存在着“另類事實”的困境。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讓不同國家的人民討論某一個相同的歷史事件，我們會發現各自認知的事實“截然不同”。而“真相”是什麼？很多時候是無從考證的。於是所謂歷史事實很多時候只不過是存在於我們精神世界裏的一條普遍被認可的“故事線”罷了。

當我們的理性思維沒有能力去認知各種領域的知識，又不可能達到足夠個人經驗去判斷的時候，我們生活的一切本質上就是不同輿論磁場所“洗腦下”的認知成果罷了。不論是該把票投給誰，還是買哪一款手機最適合，我們的自由意志一直都在被外力左右。

既然技術上我們一直抓不到真相，為什麼我們現在才強烈感受到“後真相時代”的衝擊呢？這裏面需要討論科技的介入。據説有了電影電視，“後現代”才成為必然。預告片比電影本身重要，卡司比卡司的實際演技重要，而什麼叫做好和壞本身的標準都能任意被顛覆，爛片靠強大的文宣吹捧一萬遍至少在一些人眼裏就可以被“感受為”好片。

同理，一個政治人物是否應該被支持亦都是印象重要過實質，甚至印象等同於實質。通訊技術的發達，生活節奏加快，讓我們沒時間去靜下來體會內容，只能夠快速消化“資訊”。從文化消費到新聞攝取，最後都淪落為感官刺激。

人類物理移動的便捷，全球化下不同族羣和背景的人士互相接觸的深入，讓人與人之間事實認知的“相對性”越來越直接被我們感受到。電影電視這樣的載體是“後現代”的初級技術支持，而完全進入互聯網和智慧手機的二十一世紀才真正展現了“後現代”的榮光。

網絡讓我們更直接看到，原來對我來説極其荒誕的話語能夠感染到別人，而且這個別人很可能就是我的鄰居，甚至親戚。信息爆炸第一次讓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社區內的人不再是被幾種大的主流媒體所“教育”，而是有機會看到上百，上千種所謂的“新聞”。

傳統媒體時代，我們被左右思維也頂多是在一個（或為數不多的幾個）大方向下被左右。現在門檻打破，我們被無數信息所侵襲。既沒時間做“facts check”（事實檢查），也沒能力去理性分析看到的一切。最後，我們就這樣被拉扯着進入了“後現代”的另一個階段——“後真相時代”。當一切“相對主義”的狀態發展到極致，“事實”這個詞彙的定義也會被徹底改變。甚至這個詞彙都可能變得沒有意義。

繞回特朗普從宣佈參選到執政近一年帶給我們心靈上的衝擊，其實他並沒有做任何意義上的“創新”。不論你喜歡他還是討厭他，他都沒有開啓一個偉大或者黑暗的時代。他本質上是後現代社會里一個集大成式的收割者。作為民眾，我們實際碰到的大問題是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雙重崩塌，如何適應和處理這個尷尬的現實，可能會成為一個長期的課題。

（本文作者加拿大華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碩士。曾經在國會議員辦公室服務，現為中文電視台政論節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