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我們都是左派”的中國想象

上月在台灣參加研討會，短暫停留幾天期間，從媒體見到一眾民進黨領導人物紛紛自稱左派，以至於蔡英文被漫畫化地封為“左派教母”，頗感有趣又怪誕。

説起來，民進黨好像也曾經有其草根傳統和某些左派傾向，今日蔡英文等人自稱左派，其實是順應形勢稍微更換一下口號，並不是很離奇的事。關鍵是形勢，一方面是世界範圍的大形勢，另一方面是台灣的小形勢，使得自稱左派彷彿有其票房價值。

蔡英文曾稱“勞工是心中最軟的那一塊”，2017年年末台新聞節目主持人對此提出質問

全球化衰頹年代的自稱左派

美國經濟學家Dani Rodrik近期有文章立論，説經濟全球化往往是民粹主義政治崛起的温牀，而民粹主義可以是右派也可以是左派，究竟是哪一種會崛起以至佔主導，則是取決於特定國家在全球化的位置。

按照Rodrik的説法，在發展中和半發達經濟體，全球化導致階級分化加劇，這激起左派民粹主義。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歐盟，全球化除了帶來階級分化，還導致嚴重的移民和難民問題，這後一種結果促成右派民粹主義勢力的膨脹，其特性是以社羣和文化的差異、矛盾作為政治動員的憑藉。

或許可以判斷，上述説法與其説是全球化勃興時期的狀況的概括，毋寧説更適用於全球化衰頹時期。正是自2008年席捲全球並持續至今的經濟“大衰退”，以及相應的社會危機（尤其是年青人和弱勢社羣的就業不足和貧困化問題嚴重），使得民粹主義政治在世界範圍強勢崛起。

在這其中，以沙文主義、排外政治為表徵的民粹右派固然得到廣泛支持，以限制資本財團、遏止收入分化為口號的民粹左派同樣具有強大的社會基礎，最顯然的例子，是美國2016年大選中湧現的特朗普和桑德斯所代表的兩股顛覆傳統建制的民粹勢力。而這樣的右派和左派其實不一定互相排斥，關鍵是如何將對方包裝成己方，將所包裝的東西票房價值最大化，這正是民粹政治的本性。

“不要左傾幼稚病”的指向

當民進黨領導人在廟堂裏自稱左派的時候，台灣街頭正展開大規模的勞動者抗議運動，所抗議的是“勞基法（勞動基準法）修惡”，也即當局大力削減勞動者權益的舉措。現實與説辭如此對立，再怎麼説“最崇拜馬克思”（現任“文化部長”語）也終究是尷尬，於是他們必須設法自圓其説，必須以左派語言將右派舉措好好包裝。

於是有“不要左傾幼稚病”的説法，出自現任“行政院”副秘書長，一位據媒體標榜是曾經讀《資本論》的前學運、社運風雲人物。這個“病”指的是純粹從立場出發、超過了現實可行性的要求，在這裏，立場是對的（“我們是左派”），錯的是過分執着立場。不要這個“病”於是意味着，要以左派語言為背離左派立場的舉措提供正當性。

具體而言，按照這個左派“官員”的説法，削減勞動者權益是實屬無奈但不得不做的事，是讓中小型企業得以維持競爭力的必需，要不然台灣經濟會走向大資本財團壟斷模式，而這個模式不言而喻必定是左派立場的死對頭。

從上文所述或許可以引申，“不要左派幼稚病”説法還有更深層意思，就是將“現實無奈”歸咎於中國大陸。在台灣的政治正確語境中，總有大資本財團被指為拒絕承擔社會責任、遊走兩岸套利甚至勾結對岸的丑角，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風潮就是顯例。

而今日台灣中小型企業的困境，也可以被説成是源於對岸的壓力，畢竟對岸“據説”就是世界之最的“壓榨勞工之地”，對岸的“逐底競爭”（the race to the bottom）迫使台灣無奈必須削減勞動者權益。——總之，我們是正義的左派，對岸是野蠻資本的堡壘、是禍害全世界勞動者的源頭。

不是“野蠻資本的堡壘”的中國現實

想象中國大陸的產業競爭力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之上，並且透過“逐底競爭”搶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工作崗位、削弱勞動者的權益，將後者推向經濟和社會困境，這可説是世界範圍的某些自稱左派的共識，不是台灣獨有。

只不過，這種想象其實也不是左派特有，毋寧説是與民粹右派共享同用。此所以，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和桑德斯就不約而同地指摘中國，都是宣稱中國正在嚴重損害美國勞工的權益，揚言要以強硬手段規限中國經貿。這種面對中國就左右合流的局面，在知識界同樣如是，民粹政治於是獲得知識支持，獲得將對方包裝成己方的能力。

而且，這種知識界狀況不僅見之於西方和港台地區，即便是在中國內地也是這樣，例如前兩年曾經十分活躍的某個串連起大陸、香港、台灣三地自稱左派的網站，就有大量言論堅持“低人權優勢”的説法，其餘脈直至今天還在以此批判中國是“野蠻資本的堡壘”，以此支持港台兩地的反中政治。

然而現實與想象畢竟不是同一回事。有充分的根據可作判斷，中國大陸的產業競爭力主要不是來自“壓榨”勞動者，而是建立在勞動生產率的極為快速的提升之上的。在1990-2016年期間，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實際增長達9.11%；偏高的估計是人均每天勞動時間從八小時增加至十二小時，即便如此，年均增長率也就是1.57%，對勞動生產率提升的貢獻也就是六分之一稍多而已。而生產率提升還轉化為工資增長。在1990-2016年期間，城鎮職工工資年均實際增長9.45%，農民工工資年均實際增長7.1%，前者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還要快，後者雖然慢於勞動生產率卻也還是十分快速的提升。

面對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們左派”還能夠有什麼説辭，讀者觀眾或許會有興趣知道吧。

（本文載於《明報》2018年1月22日，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