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説不完的阿倫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房寧】
寇瑛是我認識了快20年的老朋友，這會兒她正和幾個女伴在中東開心遊玩呢，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突尼斯……，不斷有片子發出，令人羨慕。
圖片來源：寇瑛博客
寇瑛的生活一直很優雅閒在，我絕對不是因為羨慕乃至嫉妒她的美好退休生活而貶低她，相反寇瑛是個很優秀的職業女性，她年輕時獲得德國阿登納基金會的留學基金資助負笈德國，從德國學成歸國後被阿登納基金會聘請為駐上海辦事處工作人員，多年來為促進中德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做了很多貢獻。
以寇瑛的能力，在阿登納基金會的工作遊刃有餘，所以我一直覺得她工作得十分輕鬆，相當閒在。也許是由於有這樣的環境和條件，寇瑛一直有興趣做一些促進中德文化交流的事情，加之她德語極佳，工作之餘她翻譯介紹了一些德國的學術著作。
記得有一次見面，她忽然問我，好像國內學術界對一位德國女作家阿倫特挺關注。經她一提，我倒想起來因主編《政治學研究》雜誌的關係，我要經常看稿子，最近就有一篇研究阿倫特思想的文章。
這文章讓我們很糾結，文章旁徵博引，寫得洋洋灑灑，透出作者還是很有一些學術功力的。但反覆看這個阿倫特似乎也只是説了一些有關人道主義的意見，看不太出來有什麼特別值得討論的思想。我不知道是阿倫特本人就是這樣呢？還是文章作者沒有把她寫出來？
我告訴寇瑛是有人關注阿倫特，我們的雜誌還收到了研究阿倫特政治哲學思想的論文。寇瑛聽了似乎有些意外，她説，這些年工作之餘，她翻譯了一本反映阿倫特一生的作品，沒想到國內學術界還挺關注這位德國女作家。在她看來阿倫特更多的只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也是更多地從女性角度關注阿倫特的。
過了一段時間遇到了哲學所的謝所長，我想起了阿倫特便向謝所長請教。謝所長一聽阿倫特就笑了，他説，阿倫特，很熟悉呀！前些年哲學界炒過一輪，現在已經消停了。他問怎麼提起她來了？我説，我們《政治學研究》近來收到了一些研究阿倫特的投稿。謝所長笑道：哦，炒到你們那裏去了！
既然國內學術界關注阿倫特，我也別孤陋寡聞了，我也關心一下阿倫特。
提到阿倫特首先就得説到海德格爾，原來阿倫特一生最重要的經歷是成為了海德格爾的情人，準確地説是兩次做了海德格爾的情人。年輕女學生愛上男老師，這本不稀奇的故事卻因為兩人的身份和時代的捉弄變得有了些意思。
海德格爾以他的存在主義哲學著稱。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大量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學説被介紹到中國，存在主義算是其中蔚為大觀者。前有德國的海德格爾，後有法國的薩特，這兩位存在主義大師的著作極其晦澀，看似有點意思，仔細一看又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為了怕人嘲笑淺陋，當年有那麼一陣子我還真找來了大厚本的《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以及《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等等啃了起來。啃了半天，説實話除了薩特的那本小冊子讀得比較明白，其餘都是“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的那種似有似無、飄飄忽忽的感覺。
我做社會科學研究有個便利之處，就是從小生長在中國人民大學的院子裏，周圍從老到小各路學者特別多。記得那一陣子為學習外國哲學，總是找人大哲學系的朋友請教探討。
關於存在主義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對一位學者朋友談起研讀海德格爾和薩特的煩惱，他對我説，存在主義説複雜也複雜，説簡單也簡單，從時代背景和實質意義上説，“存在主義是一個民族被人強暴之後的那種感覺。”他的話真是醍醐灌頂，聽他這麼一説，我對存在主義還真明白了幾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被強暴蹂躪了一番，於是有了海德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被強暴蹂躪了一番，於是有了薩特。德國人、法國人、歐洲人從存在主義那些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話語裏找到了一種模模糊糊的安慰。
回到阿倫特。阿倫特的特殊在於與海德格爾的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7、8年後，海德格爾發表了《存在與時間》，又過10多年那個被海德格爾不斷詰問的似乎説不太清楚的“存在”，在德國的現實中變得清晰和真實起來，那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德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真實的故鄉。
現實生活中的海德格爾不同於他那模模糊糊的哲學存在，而有了非常清楚的真實身份——德國納粹黨黨員。那個“時間”裏的德國還有一個清晰的“存在”——反猶主義，不幸的是海德格爾生命裏的兩個重要人物：老師胡塞爾和學生兼情人阿倫特都是猶太人。
法西斯主義給世界帶來悲劇，也給海德格爾和阿倫特帶來了尷尬。海德格爾活得夠長，晚年過得很不好意思。而深受海德格爾影響，又遭到反猶主義迫害，目睹了法西斯戰爭暴行的阿倫特的一生註定是很有一番感觸的。再次與尷尬中的海德格爾相遇，阿倫特開始從她的角度，從女性的角度，反思和譴責暴政，以及追究人性的缺陷。
其實，在我看來阿倫特的那些文字更多地是寫給她自己和海德格爾看的。至於那裏有多少哲學抑或政治學就很難説了。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阿倫特的思想和文字是她生活的時代和個人經歷的反映，瞭解她所處時代和她的經歷本不難了解她的思想與文字。
而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這個並不複雜也不那麼特別重要的女作家的思想和文字值得在這麼多年過去後，被萬里之遙的中國學者們如此關注。
我更不明白的是當下正處於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關鍵時期的中國有那麼多真實的現實的重要的問題需要思考和研究，而我們學者們卻津津樂道什麼阿倫特，難得他們真的是找不着事幹了嗎？！難道他們真的那麼擅長研究那位雲裏霧裏的德國女性，而完全搞不懂或不在意我們的生活、我們身邊的事情嗎？！
不信嗎？試舉一例，“找回責任：現代思想中的責任政治觀念分析——以漢娜·阿倫特與齊格蒙特·鮑曼為研究對象”，這很不像中國話卻有點海德格爾味道的文字，是我很看好的一位中年學者最近寫的一篇論文的題目。我承認，在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已經被説得夠不夠了之後，選擇漢娜·阿倫特與齊格蒙特·鮑曼做比較研究，是當下中國學術界的一種眼光和方法，頗有些另闢蹊徑的新意。
但我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智慧，把我們的時間和精力用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而不要再去為“漢娜與馬丁”、“漢娜與齊格蒙特”費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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