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未來五年，東西方衝突將以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發生？

【當今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同時也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擂台的中心。儘管我們始終堅定認為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但在中國由新興大國向世界強國、由初步復興向全面復興、由追趕時代向引領時代的躍升過程中，尤其是在未來五年內與世界其他主要勢力發生現實或潛在衝突的可能不容忽視，這種可能並不會因中國想要和平崛起的願望而完全消失。孫子有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本文作者鄭若麟撰文指出，無備必患，忘戰必危。只有充分了解、分析這些衝突的種類與根源，方可找到有效的規避、解決之道。】

一、西方從未中斷對沖突的輿論動員

中國常年處於和平環境，絕大多數民眾，包括部分學者、研究人員、外交官，甚至部分軍人，都已經對沖突和戰爭意識大大淡漠了。這是非常危險的。無備必患、忘戰必危。事實上，西方從未中斷對沖突的輿論動員。

2016年12月底，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著名的“鷹派中的鷹派”、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政策”的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總統貿易和工業政策顧問。納瓦羅的“反華情結”早已“天下聞名”。從2008年至2016年，納瓦羅先後撰寫和出版了多部涉及中國的專著，其中包括《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他們會在哪裏迎戰及他們如何被戰勝》（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2008年）、《即將到來的中國貿易與經濟戰——如何才能打贏他們》（The Coming China Trade and Economic Wars: How to Fight and Win Them，2009年）、《致命中國：與龍對抗——呼籲全球行動起來》（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卧榻之虎：中國軍國主義對世界意味着什麼》（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等。顯然，納瓦羅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呼籲美國要與中國發生經濟、貿易乃至軍事衝突的準備。他早就已經進入特朗普的總統競選團隊。在特朗普如願當選之後，納瓦羅修成“正果”，被正式任命為白宮智囊，對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將不可忽視。

從納瓦羅的被任命即可看出，中美之間的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特朗普“成功”訪華之後，美國針對中國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實質上具有敵對性質的措施，其中包括公佈了將中國列為“欲修正世界現有秩序”的國家以及宣佈中國為“美國的競爭對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通過了含有“美台軍艦互停”等涉台條款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接連發布涉華反傾銷、反補貼調查聲明，準備以“涉嫌竊取知識產權”對中國進行鉅額罰款。因此，我認為，中美之間，或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而言是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之間的衝突是早晚都會發生的事，只是我們不知道它將是按照中國的模式，還是按照美國的模式發生。

中國缺乏全球野心，這是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內斂性特徵所決定的。中國絕不會主動追求成為世界的霸主。按照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只會成為一個“身不由己的霸主”，而不會通過各種手段、特別是不會通過戰爭的手段，來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所謂“身不由己的霸主”，指的是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這種模式發展下去，將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之際，事實上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屆時世界其他國家將會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中國也缺乏統治世界的野心。如果説美國時不時會有孤立主義冒頭的話，中國則是處於一種永恆的孤立主義狀態。中國修建萬里長城的目的是抵禦外來入侵，保證本國國土的安寧與和平，而並非向他國發動攻擊、打敗並擊潰他國。

因此，我所謂的東西方衝突將“按照中國的模式”發生，指的是中國將逐漸通過自身的強大而成為全球“身不由己的霸主”，而這個“霸主”卻主張“合作共贏”。也就是説，中國將與世界其他國家攜手共同治理這個地球，構建中國稱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發展之路。這條道路將無疑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要特徵的。

而如果按美國模式的話，則是鐵與火的模式。部分美國和西方學者正是出於西式思維方式的考慮，才會認定中美兩國將踏入“修昔底德陷阱”。

納瓦羅的被任命，就是一個佐證。

納瓦羅是一個處於某種“焦慮狀態”的經濟學者，他的“噩夢”就是中國。多少年來，他一直認為中國要“蠶食美國”。他認為中國正在利用經貿手段來打垮美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他的焦慮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中國模式的存在，已經證明在今天的地球上恐怕已經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中國的和平崛起了。只要中國不發生內亂，很有可能美國在十多年後被中國超越。美國另外一名保守派學者、被特朗普趕出白宮的班農持有幾乎與納瓦羅相同的觀點。他更為明確地提出，美國的唯一敵人，就是中國，不瞭解這一點，美國將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這對於美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納瓦羅並非孤軍奮戰。他在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有着一支名符其實的“同盟軍”。

我在法國擔任上海《文匯報》常駐巴黎記者時，就曾讀過這樣一本書：《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理解明天的世界》（Guerre et paix au XXie siècle–Comprendre le monde demain，2010年）。作者是法國經濟學家、政治家、戰略學者克利斯蒂昂·聖·艾蒂安納（Christian Saint-Etienne）。與納瓦羅一樣，他看到了中國崛起的不可逆轉性，也看到了中國崛起對西方的威脅。他提出，中國發展模式將是對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他呼籲，要“改變中國”。他深知西方已經很難在經濟、政治甚至軍事領域完敗中國了。因此，他在書中提出，要對中國發動一場“思想戰爭”，對中國民眾進行“精神殖民”。聖·艾蒂安納認為只有通過“思想戰爭”和“精神殖民”才能打敗“中國發展模式”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脅。妙就妙在這位法國戰略學家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經在呼應着今天的特朗普。他直接建議西方國家要聯合俄羅斯建立一個旨在包圍中國的“自由城邦聯盟”，共同從思想領域摧毀中國。聖·艾蒂安納甚至用“逆推黑天鵝效應”的方式來為針對中國的“思想戰爭”推波助瀾。

我們知道，一個事件只要符合以下三個條件，即可歸為“黑天鵝效應”：一是從常識出發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二是一旦發生對原有觀念會造成重大沖擊；三是儘管從常識上看不可能發生，但當事件果然發生之後，人類卻能夠事後從中悟出其發生的理由和原因，因而可以對其進行預測、解釋並理解和接受。我們要注意“常識”“絕對不可能”“對原有觀念的重大沖擊”“從中悟出理由和原因”等關鍵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所謂“黑天鵝”事件對我們的衝擊。

聖·艾蒂安納和納瓦羅一樣，都在挑戰我們的“常識”，這個“常識”就是“中國崩潰是不可能發生的”、就是“核大國之間——比如中美之間是不可能發生戰爭的”。從本質上而言，聖·艾蒂安納和納瓦羅一樣，都認定21世紀將是中美衝突的世紀，都認定美國只有“戰勝中國”才能生存下去。

正因為中美衝突存在着“中國模式”（即和平崛起）與“美國模式”（即戰爭）的不同，因而出現了一個歷史上空前奇特的現象：置身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中美兩國，不是處於老二地位的中國處心積慮想着如何去“修理”對方、奪取對方的位置，而是高踞老大寶座的美國處於焦慮狀態，甚至坐卧不安、寢食無味、提心吊膽，因為美國意識到，如果真的通過和平競爭的方式走下去的話，美國勝算很小。

怎麼辦？這是很多美國人近年來一直在不斷提出的一個問題。事實上，美國正全力以赴為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進行着積極的準備。其中包括指使菲律賓提出南海島礁歸屬國際仲裁，在核問題上不斷刺激朝鮮製造半島緊張局勢，在東亞地區挑起不利於中國的持續緊張局勢，暗中支持印度挑起中印邊境衝突，拉攏澳、新、印等國家提出以共同圍堵中國為宗旨的“印太戰略”。

可以説，美國和西方國家正在進行與中國發生重大沖突的輿論準備。

二、應建立未來五年中國與西方衝突的研究專題

今天的世界面臨發生多重衝突的危險。我們特別應該關注的應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中國發生衝突，特別是在未來五年內可能發生的衝突。

在西方，對於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東西方衝突、特別是西方勝率甚微的衝突，“聖·艾蒂安納和納瓦羅”們早就提出了，而且有着非常具體的方案。

聖·艾蒂安納的方案，可以在他上述那本《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中一窺究竟，就是建立起一個包括印度、俄羅斯等國在內的廣泛的“自由城邦聯盟”，推出旨在孤立和改變中國體制性質的全球聯合戰線，最終推翻中國現政府，在全球建立起一個“世界地緣戰略新秩序”，以控制全球資源、氣候和人口。

2010年，當聖·艾蒂安納的這本書出版時，特朗普正在與選美小姐們打得火熱。然而我非常吃驚地看到，當年書中提出的種種主張，似乎在特朗普當選之後，正在逐漸成為現實。

聖·艾蒂安納在書中針對中國提出三個問題：一是中國經濟是否能夠永遠維持高增長率；二是中國是否能夠一直拒絕履行其國際責任（正確理解就是中國是否會對西方做出他們所要求的讓步，比如改變中國的體制等）；三是美國是否能夠永遠容忍中國的行為方式（比如維持人民幣的匯率）。

特朗普當選後，他的政府似乎對這三個問題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及回答：中國經濟增長率已經開始“新常態”（即下降，這對於試圖整垮中國的勢力而言就是“機會已經到來”）；中國繼續拒絕改變（儘管中國在氣候問題上做出了重大的政策修正，但在西方某些勢力眼中，只要中國體制不改變，中國就始終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大國”）；美國已經不再容忍中國的行為方式。

聖·艾蒂安納是一個“黑天鵝效應”理論的擁躉。他在書中一再提出，2013年至2025年是一個“黑天鵝時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隻，就是中國的崩潰。為了“加速”這一天的到來，聖·艾蒂安納甚至提出要“逆推黑天鵝效應”，來“順應歷史潮流”，加速中國的崩潰。

聖·艾蒂安納提出，中國政府面臨六大挑戰。只要深入分析這六大挑戰，就能找到中國的“阿喀琉斯之踵”，並由此“逆推黑天鵝效應”，從而加速中國的崩潰。這六大挑戰是：1.中國民眾對致富與社會正義的要求；2.中國人口老齡化；3.惡性城鎮化進程帶來的問題；4.獲取中國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原料、能源和技術；5.與印度的競爭；6.與穆斯林世界必要的合作演變為敵對關係。

其中前三項挑戰主要是中國國內社會問題，而後三項則是國際問題。令我們吃驚的是，中國近年來發生的種種詭異事件，幾乎或多或少、或近或遠都與這六大挑戰相關聯。正是基於上述分析，聖·艾蒂安納還總結出八大“前瞻性黑天鵝效應”，並認為只要大力推動這些因素在現實中出現、發酵，並最終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就能夠“逆推黑天鵝效應”，使“不可能發生的事”變成現實。為此，他提出了以下八個要點：

其一，由於自2013年起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發達國家輿論應拒絕接受中國在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時，仍然對自己作為最大的“污染國”排放者無所作為，由此發達國家民眾對中國的認知將從中立走向反面。

其二，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失業率近年來持續劇增，世界輿論（除中國以外）過去將其歸咎為“全球化”帶來的惡果。從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始，世界輿論轉而對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維持超強生產能力，並低估人民幣來加強出口的政策產生不滿，並視該政策為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失業率上升的主因，由此世界輿論對中國的認知逐步從中立走向反面。

其三，中國貧富分化日益加劇，以致於中國民眾對國內低消費政策有所不滿。

其四，從2020年起中國將進入老齡化社會，這對中國社會尋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渴望將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其五，美國輿論對中共“不負責任”的政策的態度將從中立轉向反面。

其六，新發現的非傳統天然氣將改變能源出口國與進口國之間的關係。

其七，在新科技——微電子工藝、生物工程以及計算機等領域的競爭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持續發展能力。西方必須在這一競爭中勝出中國。

其八，在今天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誰具有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的能力，誰就有可能渡過危機。

聖·艾蒂安納大膽地在他的書裏提出一個時間表：2022－2023年。這個日子的提出顯然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精心謀劃的。

而特朗普當選，特別是他選擇了彼得·納瓦羅作為其經濟顧問，似乎正在強化這八大“黑天鵝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已經向中國表明了他的挑戰立場。納瓦羅著作中的主要觀點與聖·艾蒂安納幾乎是相同的。由此我們應該更為清醒地認識到，未來五年中國將會面對一個什麼樣的美國與西方陣營。説這是一場“不宣而戰”的“新冷戰”，絕對不是過份之言。這場無形的“決鬥”不是在軍事領域，不是在經貿領域，而是在思想和文化領域，在精神和意識形態領域。古人云：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也許指的就是這個意思。當全球和國內輿論出現絕對的、完全不利於中國中央政權的時候，形勢就岌岌可危了。特朗普的當選及其選擇納瓦羅為顧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對我們的預警：山雨欲來風滿樓！

三、四大力量板塊與三大沖突

我個人認為，當今世界存在着四大力量板塊和三大沖突根源。

四大力量板塊首先是西方發達的民主國家內部分裂所形成的以金融為代表的全球化財團和以軍工為代表的民族財團兩大力量板塊，另兩大力量板塊分別是伊斯蘭世界和中國。

今天，以特朗普當選為標誌，西方世界正在重新形成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金融、石油、醫藥、糧油等跨國國際財團為一方，和以軍工、航天航空、汽車、房地產等實業資本為核心的民族財團為另一方的西方內部的兩大力量板塊。這兩大板塊力量在當今世界最為重大的一系列問題上，都處於尖鋭對立狀態。金融跨國財團支持全球化、支持打破國界的限制（資本需要更方便地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通）、支持移民（需要廉價的勞動力）、支持歐盟一體化、反對俄羅斯，而實業資本民族財團則在這些領域幾乎都與金融跨國財團持相反的立場，因為兩者的利益關切不同。

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內部中的兩大力量板塊對峙的標誌，就是對全球化的態度，前者支持而後者反對。由於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而造成的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失業率大增，金融等跨國財團在西方目前輿論中聲名狼籍，類似“佔領華爾街”“憤怒者運動”“黑夜站立”等反金融財團的社會運動在西方國家內部風起雲湧。特朗普正是代表着美國實業資本（特別是軍工與房產資本）的利益，打着“反全球化”的旗號，與金融財團及其擁有的媒體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競選，在底層白種基督教民眾的廣泛支持下才勝出的。

伊斯蘭世界作為一種以宗教為核心凝聚力的力量板塊，目前幾乎在全球都處於磨擦和戰爭狀態之中。用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説法，世界存在着一條“伊斯蘭衝突線”。但事實上伊斯蘭勢力並沒有終止於國界，而是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世界各國內部，特別是歐洲一些國家。伊斯蘭勢力是否會以及在何種背景下會趨於極端化，是一個世界性課題。應該看到，伊斯蘭本身工業化和世俗化的失敗是其極端化的內部原因，但西方的蓄意挑釁和暗中扶持卻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蘭作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板塊，正在與非伊斯蘭世界，特別是與基督教的西方和猶太教的以色列產生巨大的磨擦。同時，因在中國新疆和俄羅斯車臣存在分離主義，伊斯蘭世界與中國和俄羅斯也存在分歧。也就是説，伊斯蘭力量板塊幾乎與全世界非伊斯蘭勢力相對立。

另一大力量板塊則是崛起中的中國（以及復興中的俄羅斯）。中國無論是從文明的角度，還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與伊斯蘭和西方都不同。中國近年來迅猛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貿易和科技大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中國還是第一次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角色。與伊斯蘭幾乎與全球非伊斯蘭都處於“對立狀態”恰恰相反，中國從主觀上而言，幾乎不願意與任何國家為敵，中國曆來奉行的都是合作共贏的和平外交。只是，中國體量實在太大，又在迅猛崛起之中，其實力不得不令其他力量板塊擔心。在美國的挑唆下，亨廷頓所描述的“伊斯蘭線”其實也在中國周邊出現翻版，沿中國邊界正在逐漸形成一條“中國衝突線”。顯然，這是被挑唆起來的，這個“鍋”不應由中國來背。

這四大力量板塊形成三大沖突，這些衝突都與中國有關。

我們知道，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及經濟大危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今天的世界要比二戰前複雜得多，因為存在着三大主要衝突危險：西方內部兩大板塊力量發生衝突的危險、西方世界——包括基督教和猶太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發生衝突的危險、以及西方與中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危險。

如果説，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的衝突屬於階級、種族和宗教相混合的衝突的話，猶太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衝突則相對單純。這是源於宗教的衝突，已經延綿千年。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鬥爭暫時掩蓋了這一衝突，今天在後冷戰時期便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儘管今天伊斯蘭力量板塊與西方猶太基督教兩大力量板塊無論是在政治實力還是在軍事實力上都無法同日而語，但伊斯蘭力量板塊有着四大優勢：一是其擁有石油（武器）；二是其生育能力極強，人口增長極為強勁；三是伊斯蘭信仰非常堅定，處於攻勢狀態；四是伊斯蘭教已經滲透到西方猶太—基督教世界的內部。因此，從長遠來看，誰將會最終勝出還真的很難預料。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則是屬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混合而成的衝突。五百多年來，西方歐美國家因殖民主義和率先工業化而在軍事和工業上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先後統治着我們的世界。從“日不落帝國”到今天“美國治下的和平”，無一不是以西方為主導力量。但中國的崛起使這一百年大局開始出現新的變數。中國歷史上的“天下概念”僅僅是“接納”“臣服於中華文明”的“異邦”前來朝拜而已。但由於中國的工業化進展迅速、順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這就引發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擔憂，“修昔底德陷阱”的焦慮就是這樣提出來的。但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走向不僅僅取決於雙方之間對不同利益如何協調和處理，還取決於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對中國的不同態度。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中國要處理好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關係，必須瞭解、理解並學會利用西方內部的這兩大力量板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才能維持世界長久和平。

四、未來五年來自美國的挑釁

如果特朗普與華爾街聯手，即西方內部的兩大力量板塊將中國視為他們的共同敵人，那麼中國將面臨來自金融、軍工、能源以及地緣戰略的全方位壓力。我們需要在今後五年內竭力避免，同時也要未雨綢繆做好一旦出現這種可能性的戰略謀劃。

被趕出白宮的特朗普前幕僚長班農曾非常明確地提出，美國的對手就是中國。那麼對於中國來説，我們是否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對中國永遠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是永遠不會甘心看着中國崛起的呢？我們在崛起的過程中，應該如何防範來自美國的挑戰？從特朗普的行事風格來看，他是一個不會等待時機的降臨，而是不斷在製造機會的人。從現在到今後五年，我認為中美之間關係將進入一個風雲變幻的動盪時代。其中有五大焦點是我們必須嚴防堅守的：

一是台灣問題。利用五年後中國領導層進行權力交接的緊要關頭，對台灣問題進行直接挑釁，將是一個發生概率非常高的事件。美國目前進行的一系列輿論準備，我認為都是為那一天的到來而在磨刀。因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底線與核心利益，將涉及中國是否接受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這是一個最現實的危險。

二是朝核問題。美國相對比較容易能夠挑動朝鮮先開第一槍。只要讓朝鮮認為遭到外來攻擊顛覆金家政權迫在眉睫，朝鮮很有可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這將會給美國提供合法藉口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挑釁中國。

三是金融問題。我們很難想象在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能夠避免來自外部的多種金融攻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做空人民幣。一旦得手，很有可能引爆中國目前已經存在的房地產泡沫。

四是互聯網問題。攻擊中國互聯網是一個最為隱蔽、同時也是後果非常嚴重的戰略手段。根據《信息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成果指出，我國目前信息與網絡安全防護能力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許多應用系統處於“不設防狀態”，一旦遭到來自美國的網絡攻擊時，我們缺乏必要的反制手段，形勢非常危急。

五是“顏色革命”問題。我認為，目前美國正在精神領域與中國進行着一場無聲的爭奪戰。美國妄想對中國實施“精神殖民”，其核心就是要在“中國夢”裏植入一個“民主原罪”，即企圖誘導中國普通民眾相信這一謬論:“因為中國領導人不是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因此中國政權就沒有合法性，中國註定要崩潰。”這也將是未來五年期間中美之間交鋒最為激烈的戰場。

未來五年是中國面臨來自美國和西方壓力大增的五年，是中美之間直接衝突逐漸表面化、全面化和激烈化的五年。我們必須未雨綢繆，有備無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