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破心中賊——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成人教育小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蒙】
毛澤東説：“農民的性格有兩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舊等，魯迅的《阿Ｑ正傳》，就是專寫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義、勇敢犧牲等。他們一身就具備了這兩種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發動他們這光明面的積極性，逐漸克服他們的黑暗面，實現民主的政治。”（1）兒童是一張白紙，成人由於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價值觀，教育的難度比兒童大得多。
邊區建立前的農民
“農民生活在狹小的天地裏，終年為自己的生活而掙扎，每天能有幾個窩窩頭充飢就不錯了，枯守着田園土地，對政治淡漠起來，這是很自然的”。八路剛到河北平山縣的時候“農民還穿着明朝時代的服飾，直到民國十八年才知道天下已經變成‘民國’了。”
“河北平山和山西盂縣交界的一個山村，僅有十來户人家。據村裏的老年人講，在抗戰前他們從不曾見過什麼‘官’和‘兵’，那真可算是一個‘世外桃源’。”但平山人不乏保衞自己家園的勇氣和血性，國軍敗退路過平山還想像以往那樣順手牽羊，結果整連被平山老百姓活埋。就是八爺剛到時也跟平山老百姓交過火，民風極為彪悍。
完縣一區郭家莊村選大會
晉察冀邊區雖然在1938年1月至1939年2月間，進行了普遍的村選、區選。但是參加的村民只佔全部人數的40％一50％，冀中區進行普選的村莊佔村莊總數的68％。選舉出來的政權也並不穩固。“村政權之脆弱無力，不足以適應戰鬥環境擔當戰鬥任務，在（民國）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敵人圍攻中，暴露的最為明顯。”問題的根源在於“羣眾不瞭解政權和他自身利害的關係，對於參加政權，不感興趣。”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和山區相互隔離的自然環境，導致農民的民族和國家意識淡漠，他們往往只關心與自己密切相關的事務，長期以來形成了麻木和狹隘的思想。
文化方面：“冀東、冀中平原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工商業發達，農村教育基礎較好，文盲半文盲尚佔總人口的80％。冀西、晉西北、雁北、冀南、平西等山區，土地貧瘠，經濟文化十分落後，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就更大，學校更少，許多村莊甚至連一個識字的都沒有，廣大羣眾處於愚昧落後的狀態。”
有報道稱：“文盲在晉察冀邊區，多少年以來，都是佔着90％以上的絕對多數。邊區的人民，連小學教育的程度，都很少人享受過。”“在阜平、靈丘、黎城、武安等縣的荒僻山溝裏，一連幾個村莊沒有一個識字的人；寫一張文契、一封書信，要跑到一二十里外頭去求人。封建迷信也特別嚴重，巫婆神漢很多。”在山西的五台縣，“愚昧和無知籠罩住農村，人們過着農奴生活，一村有一個識字的人，便象是有了一位聖人。”
1945年8月反攻後天津西郊王慶沱農民慶祝減租減息
八路到了號召地主“減租、減息”。冀東遷安縣地主石振東對佃户説：“照政府三七五減租規定，去年一畝地租一百元，和現在糧價五元一斤小米，才二十斤，我的地一畝地產米一百二十斤，租額不到三七五，你還得倒找我錢哩！”因為沒有文化有些農民繞不過這彎，覺得“地主老爺”説的在理，趁着晚上悄悄的將減下的租子給地主送回去。
他不知道人家“石大善人”算盤扒拉的精着呢—人家玩的上打租，拿今年的糧價算你去年的租子，去年糧價兩塊！由於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農村基層權力由士紳把持，農民長期以來形成依賴、盲從、麻木；在殘酷的封建思想壓迫下農民怯懦和保守，不敢主動爭取自己的權力。鬧災荒農民吃樹葉還要和“地主老爺”商量，期待“大善人”發善心。
在邊區建立幾年後晉東北的農民在大會中發表意見，“還要先請問一聲，講錯話要不要罰錢？”因為他們過去講錯一句話是要被罰錢的！地主説：“如果不是我這地養活，你能有今天？你還要減租子？天地良心放在哪裏去了？”農民感覺是這個理，偷着給地主送租子的情況不在少數。
還有的地主説：“你們説減租、減息，八路走了國軍回來了看你們怎麼辦？”實際上“二五減租”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這一切都必須要發動社會教育，對羣眾加以教育才能解決—向羣眾學習、教育羣眾、領導羣眾。毛澤東説：“抗日戰爭是民族戰爭，但在實質上又是農民戰爭。”
不對農民進行教育，不讓一羣不知道國家、民族為何物的農民知道為何而戰，是不能贏得抗戰的勝利的。
冬學教育
1938年7月7日晉察冀羣眾團體青抗會、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兒童團紀念抗戰一週年
抗戰前邊區政府所在地阜平縣，平均每人只有一畝七分地，在地主的壓迫下常年以楊樹葉、大棗、穀糠為食，“白毛女”的故事就是從這一帶傳播開來的。邊區成立後，發動羣眾減租減息，減輕人民負擔，農民紛紛加入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抗日救國會、兒童團等等羣眾組織。
八路來到邊區之前，華北農村農民就有進行冬學教育的習俗，也有組織對農民進行過貧民教育，如晏陽初發起的平民教育會等。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和組織比得上中國共產黨在半個世紀前在華北農村發動的冬學教育，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1938年1月邊區大會後出台《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決議案》其中《文化教育決議案》確立了邊區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是：“一、發揮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強抗戰力量。⋯⋯五、提高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並增進他們的健康。”提出：“成人教育優於兒童教育”，因為“農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緊張的戰爭與生產任務的首要擔負者，他們的教育不免有種種困難但他們提高一步，戰爭和生產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見影。”
八路軍幹部在冬學為農民講課
1938年9月邊區行政委員會發出的掃除文盲辦法中指出：“抗戰時期，因為很多男女青年成人不識字的緣故，致使宣傳工作、政治工作、動員工作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這不只是目前的欠缺，而且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極大障礙。所以掃除文盲，給他們以生活中必要的書寫閲讀能力和政治認識，是抗戰建國工作中緊要的任務。”
拉開了晉察冀邊區冬學的大幕。冬學教育面臨和小學教育同樣的難題——邊區決定“一、抽調各機關工作人員，或就本機關所在村，或外出到旁的村，都是自帶伙食。二、部隊中的政工人員，就部隊的所駐村，召集羣眾，擇定地點，開班授課。三、在分區中學，抽一部分高材學生，施以短期訓練，分派到缺少教員的地方。四、就村中知識分子，或文化程度較高的羣眾，挑選一批，聘為冬學教員。”
調動黨、政、軍、民一切力量掃除文盲，讓人民脱離愚昧、無知。
45年靈丘解放邊區培訓知識分子為新民主主義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42年阜平齊家溝模範冬學
封建統治者為了實行愚民政策將教育遠離普通羣眾，有機會接受到免費的義務教育，人民羣眾迸發出強大的學習熱情。
冬學教育之前，冀中一個窮苦老頭每天都到邊區辦的小學校教室外旁聽一個時辰小學生上課，然後再去幹農活，由此可見羣眾對脱離愚昧的渴望。僅阜平當年（不包括2區)就建立冬學190多處，入學人數達到7612人。（2）唐縣1938年的冬學，有冬學226所，訓練民眾24163人，婦女冬學102所，訓練婦女6404人。（3）這一年全邊區共有181812人蔘加冬學。（4）
成人教育所需經費“由縣教育經費統籌解決”，號召“先進士紳殷實之家，一本積極抗戰之熱忱，發揚捐資興學的精神，慷慨解囊共襄義舉。”1941年的冬學實施大綱中也曾經規定冬學經費以“每班（50人）每月煤油3斤（按煤油價折算其他油），粉筆一匣為準，由村款開支，（燈油按人數多少照上比例增減）柴火由學生自打，課本由學生自買或自抄（至少每二人一本）。”
教室借用兒童的教室下課，但大多數如李公樸先生到邊區看到的“**晉察冀沒有輝煌的教室。隨便一間房子，一座樹林，一片河灘，或是山坡，或是山洞，隨處都是學生們的課堂。**同時所有的工作場合，也都是晉察冀全體人民的課堂。”
冬學的具體上課時間是：“識字班每10天上課5次(一、三、五、七、九)，每次上課2小時，講授1小時，複習1小時。⋯⋯宣講班每10天上課五次(--、四、六、八、十)，每次講授討論一個問題，時間一小時半。每月共上課15次，⋯⋯陰曆年節前後，民校放假10天，舉行宣傳週，開展農村文化娛樂活動。”
39年邊區對38年冬學進行總結，“盂縣一個農民上冬學後和高小學生再一起測驗得了一個第一。”“冬學工作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特別是進一步的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平，幫助了抗戰動員工作（不亞於一次民眾訓練班），冬學學生一般瞭解了抗戰的三個階段，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四分區一般自衞隊都參加了冬學，除了政治、文化外還學了一點軍事常識、鋤奸、警戒、自衞隊勤務等。”冬學教育之前廣大邊區婦女是在教育之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婦女地位極低。
婦女冬學學習班
丁玲在1946年《時代婦女》發刊詞上寫到：“往往，一匹驢，一丈布便可以換一個成年女人；往往，當她還是在孩提時代，甚至還在吃奶時期，‘婆婆’便把她帶去做童養媳、奶養媳了，那是用不着花什麼錢的；往往，當她呱呱落地時，當做母親的聽曉是‘賠錢貨’後，邊把她扔進尿桶裏或丟到河裏溺死，那就更不用花錢了。”
有機會擺脱封建文化的束縛，廣大婦女迸發了超強的學習積極性。“三分區婦女把孩子丟在家裏去上冬學，並有的自動給冬學捐燈油……婦女踴躍參加冬學（婦救創辦冬學1161個，學員34865人，青年佔80%），一般婦女因有識字機會非常踴躍，平山婦女最多的能認識500字。”廣大婦女的用學習成績打了封建思想一記響亮的耳光“個別地方女生比男生多，蔚縣有些女的比男的成績好（識字）。”（5）
針對冬學存在的問題積極加以整改，如“宣傳介紹不夠，雁北地區就很少。”“有的羣眾團體認為冬學是政府的事，未能積極幫助。有的村長敷衍了事。督促檢查不夠。有的地方，教員認識錯誤，不能及時改正；有的地方因一點小事冬學瓦解，上級未能及時解決幫助之；有的地方只有一個形式（少數）。
許多地方沒有統計數字或不完整。未能動員吸收大量大批小學教員和知識分子參加。導致有些地方因沒有教員冬學開展不起來。……”還有教員消極怠工的；偏重政治教育忽略了文化教育；也有偏重文化教育忽略政治教育。
對出現的問題八路積極加以整改，提出“一年多的抗戰經驗中，告訴了我們宣傳的難於深入，政治工作未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以及這次普選中所發生的種種困難等問題的癥結，即在於我國文盲的普遍；這種缺陷，不只是抗戰期間政治動員中的大障礙，而且是進行建國大業中的大障礙；所以在推進民主政治，提高人民文化知識水準的要求下，掃除文盲，實在是一件最緊迫、最必要的工作。”
42年邊區青年抗日救國會組織青年學習軍民誓約
冬學運動與民校結合發展社會教育
39年減租、減息擴大面繼續擴大，合作社在邊區的推廣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又激發了農民學習知識、文化的渴望。邊區成立民眾學校：“以掃除文盲增進人民文化知識，堅定民族文化意識為目的。”
“凡識字不足1000，年齡在15歲以上45歲以下之男子，及15歲以上35歲以下之女子均須入學。……以識字達到1200為標準；分初級和高級，凡學生識字達600以上者遂入高級600字以下者入初級。”民眾學校比冬學更正規，冬學教育與民眾學校相結合開展社會教育。
38年冬學只限於鞏固區，而到了39年游擊區的冬學也開始蓬勃發展起來。“各地的冬學普遍的按期開始，普及於窮鄉僻壤的每一個村莊。而且從根據地到游擊區，以至於敵人的據點堡壘的周圍，到處都有抗日民主的冬學，如夜校、識字班等各種形式的組織。”
有些縣份，差不多每個村有一處冬學，有些地方，甚至每村有兩三處，如“正定縣共有140多個村子，可是冬學就有190多處。”39年邊區參加冬學的人數（五個分區包括阜平，五分區不在其中。不包括冀中）共390415人。（6）1939年的冬學運動一般學員識字提高到300字左右，掃除文盲數佔原文盲的百分比在平山達76%，靈壽54%，井陘26%，新樂81%，阜平60%，盂縣64%。（7）
冀中人口多、經濟相對於山區發達，參加冬學的更多。晉察冀日報報道：1939年冬學運動時期，冀中27個縣共成立1971處民校，4164處識字班，入學的文盲半文盲男女共達437370人；（8）
1939年7月10日日寇趁暴雨河水上漲將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河堤扒開182處，造成冀中幾十年未遇的大水，日寇還對北嶽區進行掃蕩，但是就這樣“民眾學校的建立達到了12399所，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男女學員達到567290人，約為去年249826的227％。”（9）
“冀西的游擊區離敵人據點一里以內的村莊，一般都建立了冬學。新樂縣60％的人口都上了冬學，正定過去沒有冬學，今年有75處。圓女冬學學校3500所，冬學學生390495人，比去年180000增加一倍多。三、四分區與阜平一個行政村一座冬學的計劃已經完成，新樂超過兩倍半，平山超過一倍半。婦女入冬學，三、四分區超過去年三倍至四倍半，阜平去年只有300人，今年7998人超過去年16倍。掃除文盲，僅四分區即達20萬人。（10）
1940年，冀中區四專區的冬學共有2275處，每村平均16個冬學，學員共有155993個，佔全專區76萬人口的20％以上。（11）1940年冬學運動中，單八專區7個縣就成立了1213處民校(各識字班未統一起來）入學文盲半文盲及高級民校學員共338004人。（12）據統計冬學中鍛煉出大批的冬學教員，只北嶽區一、四分區和阜平計算，冬學中鍛煉出來的教員共達5988人，其中一部分提拔為小學教員，一部分則提拔為邊區的文化教育工作者。
在1939年共“提拔了6000多個新教員。”成人社會教育又帶動了兒童教育，從上文可知冬學和民校入學率逐年增加，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
社會教育的內容、方法
村口的識字牌
針對成人記憶力差，生活經驗豐富，理解力強的特點。首先從農民的實際生活出發教農民認識鈔票數字，別花錯票子；教農民認識附近村子的地名，省的在找旁人問。再學習寫，學着開路條、記賬；教農民認識“麥子”、“粟”等種子的字，並寫在盛糧的缸上，以免耕種時下錯種子；阜平縣王快鎮冬學教師教“東”字的時候，不光講“東就是東方的東，也是東西的東”，又聯繫到“房東”、“東莊”（王快鎮附近的村子）；“見物識字”法。槐樹上貼“槐”字，井口貼“井”字，田間貼“田”字、車上貼“車”字。
美國記者貝爾登見到過這樣的情景：“一個在田地裏耕種的農民，在地頭的一塊木板上寫上一個漢字，這樣整天來回走着、記着。通過這種方法，即使是頭腦簡單的人也能掌握複雜的人力文明。”；還有的教師在上冬學或民校的時候給農民講鋤頭的鋤字，説：“鋤頭是什麼做的？”學員説：“鐵做的。”“記住用鐵做的就有一個金字旁。”“好是兩個字，一家有女和子才好。”
在教識字的同時也普及了男女平等的觀念；甚至冀中還有冬學教員使用注音符號（筆者在解放區教育工作者回憶錄看到過，具體方法不知道，希望各位方家解惑。）河北完縣的冬學教師把容易錯的字編出順口溜。“少年辛辛苦苦，老來倖幸福福”，“敵人包圍邊區，我們保衞邊區”，“睜大眼睛看晴天”。
成人手靈活就讓成人多寫，在田間幹活的時候，順手在地上寫；婦女做飯的時候在鍋台上寫；民兵站崗的時候用木炭在石頭上寫。
教材內容。有《不買敵人貨》、《不用漢奸票子》、《一個愛國的老太太》、《開展家庭副業》、《反封鎖》、《自力更生》、《刮硝鹽》等課文。與邊區抗戰緊密結合，如課文《互助》“敵情緊急了，大家要互動，先把病人抬出村，再幫老弱和抗屬，互相來幫助，大家有好處。”
有些課文編的生動、活潑，令人忍俊不禁—《狗吃大炮》：“朔州城，空又空，剩下七個鬼子兵，晚上發愁沒處躲，大小漢奸更擔驚。小隊長，有本領，莜麪作了假大炮，就説炮隊進了城，大炮支在大堂外，來嚇全城老百姓。哪知洋狗不長臉，嘴饞偷吃莜麪，等到鬼子發現，大炮吃了一大半。小隊長，難為情，偽軍偷不作聲，全城百姓知道了，個個笑得肚子痛。”
用真實的事例勾畫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鬼子的窘態，堅定了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羣眾自己動手解決教學用具困難的難題。有的地方計算時間沒有鐘點，就用點香、漏水的辦法來代替；沒有算盤就用玉茭心，羊毛繩製造珠算大算盤；也有的用高梁、膠泥製作算盤，用“石灰代粉筆，鐵絲做鋼筆。
一區小龍門教員王樹山，除在夜校擔任政治課外，將小學課提前在早上上課，騰出時間到女識字班上課，為避免婦女唱歌的羞臊，故每逢上唱歌課的時候則帶上學生數人前往領導；洪水口教員楊殿祿，除每晚給小學上一課珠算外，並騰（出）大部時間為冬學上課；三區梯子村教員譚中和四區秋林撲馬玉蘭等除給冬學上課外並隔日給冬（學）（教）師與村幹部上，使冬學教師一面教，一面學。
固這些教員不僅想盡辦法來保證冬學的上課時間，而且注意照顧冬學學員的具體情況，講課“通俗具體，明白清楚”，因此，村子裏“五十八歲和七十三歲的老頭們（如楊聚、陳希先等）也天天上了冬學。
邊區成立伊始就開始恢復、發展小學教育，早於成人社會教育，邊區大量使用初小三年級以上的小學生當“小先生”，以彌補冬學教員不足，“即知即傳”。由小學生本人負責招收，最少是三個人，最多是十五個人。對象主要是農民，其他不識字的都有資格去當學生。傳習處的地點由小學生和所招到的學生共同決定。
“傳習時間是以農家憩息實際為標準，普通都是下午一時到三時。科目有識字、唱歌、國難講話等三課。”在大槐樹底下，經常可以看到半大孩子在簡易黑板下教成人識字；華北農村的農民夏天有聚在一起吃飯的習慣，這時候嘎子出現了，“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了。……”向農民宣傳黨的政策、抗戰形勢。
穿越到抗戰時期的邊區，想找八路，兒童團先檢查你的路條，看過路條後，還要讓你念國民公約—必須認識幾個字才能走，李公樸先生就享受到這樣的待遇。在夜晚，母親哄睡了小孩子，在油燈下由大孩子指導下識字。子教父、子教母的現象比比皆是。
教學形式靈活、內容貼近實際的社會教育，激發了人民學習的熱情。1939年的冬學“已經從臨時性的季節性的學校而變成恆久的民眾識字班和民眾學校，使學習逐漸成為廣大羣眾業餘生活的重要部分，一個經常的不可缺的部分。”
阜平石家寒冬學一個叫張難看的學員開了一個磨面磨坊。每天磨面時，一面用腳蹬着籮，一面拿着識字課本大聲朗讀。晚上回家還講給他沒上過冬學的奶奶聽。
每逢冬學緊張時期，大批的男女青壯年甚至是老頭、老太婆都湧進了冬學，一家之中，妻子和丈夫、父親和兒子、嫂子和小姑一齊上學互相競賽爭取“學習英雄”、“文化戰士”的佳話，到處頻傳。還有的地區“啞子和瞎子也去聽講，跛子也去參加。
中老年婦女學習
39年婦女更加積極的參加冬學教育。唐縣某村婆媳兩個都是該村婦女識字組的學生，可是每次上課的時候，總需要留一個人看家，燒飯洗衣，拮(拾)掇縫補。
於是媳婦讓婆婆去上課，要自己留在家裏幹活，婆婆説年紀輕的該讀書認字，年紀老的人要留在家裏做事。最後還是媳婦拗不過婆婆的好意，於是就拿起課本抱起孩子去上課了。“媽，等我回來，再教給你！”就是這樣婆媳兩個都認了字。
祖孫倆展開學習競賽。“在望都縣的一個村子裏，有一位快六十的老太太，和她一個八歲的孫女，手拉手兒的去識字班上課，祖孫兩個還提出革命競賽來，看誰認得塊，認得準，兩個月過去了，在考試的時候，都及格了，認識了二百以上的生字。”
李公樸先生描寫了晉察冀邊區羣眾參加學習前後的變化，“曾是目不識丁的三十萬文盲，在站崗放哨時，可以查驗路條，教給不識字的過路人讀念牆上寫的國民公約了。”社會教育不僅提高了農民的文化水平，更改變了他們思想。
前文提到八路剛到那會還“穿着明朝服裝”的平山。39年八路一次想抄近路截擊鬼子，找了一個平山的嚮導。嚮導説帶路可以但得給我好處，找八路要了四顆手榴彈。八路抄近路兜住鬼子，戰鬥中鬼子的機槍一直響着，看着身邊的戰士紛紛倒下，嚮導摸出兩顆手榴彈匍匐前進，炸掉鬼子機槍。戰鬥結束嚮導脖子上掛着繳獲的機槍，左手攙着一個，右手扶着一個負傷的八爺走下戰場。
勞動英雄韓鳳苓組織婦女編草鞋慰勞八路軍
社會教育使得婦女知道抗戰成敗是與她們切身利益相關的。一位婦女抱着孩子騎毛驢回孃家，看到路上一位負傷的八路軍步行回營地，她從毛驢上下來，非讓戰士騎着毛驢回部隊，戰士不肯。
那名婦女説：“如果不是因為有拖累（指孩子）我也去抬擔架了，你們是為了保護我們受的傷。”在那個婦女的堅持下，她讓孩子自己走，自己在前面牽着毛驢，戰士騎毛驢回到部隊。
平山農民劉光漢的父母和妻子、弟弟送他參軍
原本只關心自己家一畝三分地的農民，“農民對於學習感到了興趣，他們不僅希望知道今年的收成會怎麼樣，而且還有知道平漢線上我們的出擊計劃完成了沒有？南方的戰爭打的好不好？他們對抗戰都有很大信心，教育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冀中一位戰士因為想家，偷偷的跑回家，第二天母親親自送他回部隊。
老母親替兒子向部隊首長道歉，囑咐兒子：“打走了鬼子，咱們窮人才有好日子過。”“1939年阜平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有幾百名青壯年農民自動報名參加子弟兵；平山縣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參軍人數達到一個團。他們作戰勇敢，不怕犧牲。‘阜平營’、‘平山團’的八路軍，在戰鬥中不斷贏得光榮的稱號。”
廣大邊區湧現“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改變了“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封建思想。團結了人民抗戰，形成了抗日的銅牆鐵壁。
大龍華之役所俘獲的日寇文件中敵酋桑木師團長就這樣講：**“**晉察冀的組織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組織。老百姓可以隨便用眼色或手勢傳達抗日軍所要知道的消息，速度則比電話還要快！”
與兒童教育一樣，41年邊區喊出成人教育“正規化”的口號，這在41年日軍先對北嶽區進行“鐵壁合圍”；1942年對冀中區進行“梳篦”、“拉網”式大掃蕩；北嶽區42、43年發生大旱的情況下，嚴重脱離實際。
在教學過程中單純“為了教育而教育”；在提倡“學習與理論相結合”過程中又出現輕視文化課，政治口號化嚴重。
這些在一點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教育的成果，如阜平縣的槐樹莊，羣眾都説：“上冬學白熬眼。”有的雖然去了但卻在路上説怪話：“走，又熬燈油去啊!”出現的問題在整風後，尤其是1944年後得以解決，“嚴格糾正過去自上而下的強迫命令的方式與脱離羣眾的現象。”
雖然第一階段邊區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教育和學習是一個動態，政策必須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
有的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麼筆者要説土八路所犯的錯誤，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1965年9月22日接見印度尼西亞經濟代表團，在談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陳列時説：“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介紹的僅僅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不完全，而且好的、成功的説得多，犯錯誤的、受挫折的説得少。將來還要補充一些東西。因為只有成功的經驗，沒有失敗的經驗，這種經驗是不全面的。我們敢於正視錯誤，找出糾正錯誤的辦法，這樣對個人和對事業才能不斷前進。”
是人就會犯錯誤，包括人民領袖毛澤東。面對錯誤是委過於人，還是積極改正、承擔責任，這是判斷一個人最好的方法，毛澤東是黨內做自我批評最多的。
破心中賊
1944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發表演講時曾説，封建迷信思想是“羣眾腦子裏的敵人。我們反對羣眾腦子裏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我們必須告訴羣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衞生的習慣作鬥爭。”“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42年整風之後的教育工作者真正認識到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對以往進行總結後，提出了走羣眾路線、發動羣眾辦學的方針。
社會教育真正做到了教育與政治、生產、實際三結合，社會教育踏上了新的征途。
45年新解放區農民積極參加減租、減息運動
毛澤東説如何動員人民，“怎樣去動員？靠口説，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前文提到的阜平縣的槐樹莊是冬學落後村。
當地羣眾把上冬學當做“支差”，冬學教師洛寒在第一天的教學上説要講減租、減息，第二天只有二十多人蔘加，包括婦女、兒童。宣講課中講了史家寨冬學中減租的例子，大家跟以往的聽課態度大不一樣，沒等講完便爭先恐後的發言，“×××(地主)説過頑固話，他説抗戰不能減租”，“曹家台孫××，怕得罪財主，地租那麼高也不説話。”
教師耐心的跟農民説：“這次講減租、減息課本，不光是要求大家認識理解減租、減息，更重要的是解決咱們自己的事。”第二天課上人數增加許多，連枴子顧喜都來聽課，不得已將八九個十六歲以下的孩子回家，騰地方。
紅土山的一位青年(佃農)很激昂地向大家説：“方才課本上講教咱們自己挺起腰來，才不受人欺負!”五天後，只曹家台就有三家下了租，紅土山四家，李家台一家，槐樹莊三家，如曹家台安風琴種法華村王德俊一石五斗七升五合租的地，已減成八斗，徐望種嶺底劉傑三的四鬥租的地已減成二斗⋯⋯
河北省曲陽縣范家莊的冬學裏講《生產課本》中講到麥子不浸種容易生黑疸，有學員就説：“麥子生黑疸，那是‘天年’!”還有的不相信，説：“編書的人，又沒有種過莊稼，懂得什麼治黑疸！”
結果，村上的教師趙俊嶺在兩塊地分別種了浸種和不浸種的麥子，到收穫時羣眾看到了不浸種的麥子仍然有很多黑疸，才真正相信了麥子浸種的好處。山西武鄉某村，村裏人認為久旱不雨是龍王爺與老百姓為難。
不積極開展生產自救，準備請“大仙”祈雨。民校老師就燒了一鍋開水，在開水鍋上透了一條縫，在縫上扣了一個瓷盤，一會便流下水，農民也不去祈雨了。正因為冬學的內容與農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農民更加積極的參加冬學。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大生產運動後農民紛紛組成拔工組、互助組，43年後邊區合作社走入正軌，教育又產生了許多新的方式、方法。
民兵站崗舉得識字牌
靈丘民兵英雄姬紀海的遊擊小組組成的拔工組，開始只有姬紀海和四個青年。自己定了學習紀律。如每天認識兩個字；民校上課都到；幾天學會一個歌。在槍上寫上“大槍”，在地雷上寫“地雷”、手榴彈上寫“手榴彈”；還互相問，互相考。到冬學開學前最少的識八十多個字；姬紀海能寫便條，看羣眾報、記賬。
鄭某（外號自來的）原只認識百十個字，擔任糧秣委員，努力學習到秋天已經能寫簡單的信、記賬，打算盤、看羣眾報了。
合作社組織婦女紡織
婦女教育：42年邊區整理合作社，合作社的發展步入正軌。廣大勞動婦女紡織、編草鞋不但能改善家庭經濟還促進了文化的進步。徐水縣六區任家莊，將紡織與民校結合起來。每天下午把婦女集合起來在一起織布，牆上貼着“響應毛主席號召”、“服從生產紀律”標語，每天民校教員上課一次，每人每天學三個字，三天上一次政治課。
任家莊自開展紡織以來，只一個月時間紡線五十餘斤，織布十五匹，每人分紅利1200元，學習生字最多的六十餘個，最少的也有二十七個。
冀中大城縣六區馬莊，受災收成不到往年一成。民校教師從縣裏開會回來號召識字班編草鞋。婦救會主任宋春成倡議幾個人合夥編，省油還能識字。原來一人一天編兩雙、組織起來後編四雙。
崔汝亭共編了一百多雙，賣了六十元，解決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問題。休息時間識字，不到一年識字三百個。雄縣學習模範劉小菊十六歲，哥哥是八路，姐姐出嫁，和母親靠紡織生活，紡織之餘學習，她母親是婦聯模範組長，幹部經常上她家，她趁機向幹部學習生字，幹部們見她學習不錯動員她上小學，一年時間就認識了一千多字。
在她帶動下全村二十來個女孩子也上了小學，打破了男女不同校的封建習慣。
封建迷信盛行有病不去看醫生，請巫婆。在加上不良的生活習慣，導致嬰幼兒死亡率極高。岸下村高紅兒四個孩子全都得了麻疹，因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結果四個孩子都死了。
44年邊區統計冀察龍關二區，出生23個，死亡13個，嬰兒死亡率56.5％。十一專區蓬頭村出生36個，死亡21個，嬰兒死亡率58.2%；關莊十個婦女生了53個孩子，死亡46個，佔87.8％；十一區某莊三年內四十個婦女三年內生了57個小孩，死亡34個，佔59％強。五台山底96個婦女，有63個得婦科病的。懷來西水泉村，44年一年當中生孩子死了十個婦女。（13）
民校和冬學對於婦女教學內容轉向生殖健康、新式接生。首先對婦救會幹部加以培訓，婦救會幹部首先帶頭參加新式接生。婦救會幹部再對老式接生員進行培訓，她們有實際經驗但沒有理論知識。
如定唐縣的白國雲，婦救會幹部組織其參加紡織合作社，不再只為掙錢才去幫助產婦接生。僅冀中某區像白國雲這樣經過培訓的老式接生員一年接生271個，大人孩子無一死亡。
山西太原郊外第八區新店講婦嬰常識，婦女們説老師説瘋話。後來教師聯繫到自己，一個叫郭轉子的婦女説：“雖説不好聽，但是理是這個理。”劉家城冬學教師，講怎樣新法接生，説：“剪刀上有小蟲蟲，剪了會得‘四六風’。”
學員劉太昌兒媳婦拿起剪刀説：“你看，這上邊哪裏有小蟲蟲？”教師只好講眼睛看不見的道理，但農民不信。一次他去劉光漢家講，劉光漢的母親説：“不對！生剪子有毒，剪了臍帶會得‘四六風’。”以後教師按照劉光漢母親的話説，婦女慢慢認可了這種説法。
山西太谷縣程家莊，春天孩子們患麻疹（當地人叫糠瘡），村裏一連死了好幾個孩子。工作幹部到了村上連忙叫專署的醫生治療，當地農民起初不信西醫，可是幾個要死的孩子救過來後，大家都覺得西醫可靠了。
醫生藉機在民校給大家上衞生課，許多以往不參加民校的開始上民校了。生活條件的提高促進了學習文化知識的願望，文化知識的提高又能破除封建思想，從而提高生活，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忻定於家莊十幾個貧苦婦女從生產中改善了生活，在民校接受了教育認識到鬼神都是假的，把以前請的神位都推到了；五台許多婦女孩子病了也不去求神拜佛了。
在破除迷信的時候，只有通過對比，讓他們看到迷信的壞處和不迷信的好處，羣眾才容易被説服。毛澤東説：“不要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與歷史條件出發，要因地制宜。”
高街村農民表演《窮人樂》，農民跪在地上求地主減租
各種形式的社會教育：邊區名牌“高街布鞋”產地阜平縣高街村。生活條件提高後，羣眾自編自演《窮人樂》話劇，根據本村實際情況編的。內容包括以前怎樣受壓迫，怎樣進行減租鬥爭，翻身後又怎樣的生活。
婦女們把“做鞋組”的情形做了表演。婦女集體創作、演出、自己導演。表演如何改造懶婆，婦救會主任演懶婆娘。覺悟了的巫婆親自參加演戲，表演以前自己怎麼騙人，耽誤了許多病人，勸大家不要迷信。
巫婆説：“批鬥我都不怕，就怕演出來，以後我再也不幹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信封建迷信的少了、竄門子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登台唱戲、扭秧歌、練武術、識字比賽。邊區農民説：“村劇團是俺們的擴音機”，“演一齣戲比開十天會都強。”“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毛澤東
農民觀看黑板報中的抗戰形勢
讀報組：深澤縣大堡村有幾個復員軍人在十字街開了一個雜貨鋪叫“復員號”，每天晚飯後村裏人都到那裏去休息，鋪子定了一份報紙，復員軍人經常給大家讀報。整風之後的邊區報紙更貼近農民生產、生活實際，內容有如何種莊稼、政治形勢等等。每晚都有一百多人聚在讀報組周圍，無論颳風下雨從不間斷。
還有“喊話組”，類似於以前人民公社時期的喇叭，也是宣傳黨的政治，進行羣眾教育的工具。諸如此類的還有很多，限於篇幅不多説了。
邊區發行的報紙
1945年對平山等八個縣村的統計：
《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第四輯河北省婦女聯合會編1983年版114頁
半個世紀前的邊區社會教育深刻的改造了華北農村的生態，新的生活、新的觀念代替了愚昧、無知。教育最終的目的不是識多少字，而是如紅土山的青年(佃農)説的：“咱們自己挺起腰來，才不受人欺負!”這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資料選擇（1）《毛澤東年譜》中卷79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抗敵報》1939年2月5日（3）（10）（11）《抗戰中的文化教育》中國現代史資料委員會翻印 1957年版 209頁、211頁、13頁（4）（5）《晉察冀邊區一九三八年度冬學運動總結》，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2頁、93頁（6）《抗敵報》1940年5月6日（7）《老解放區教育資料選編》1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56頁（8）（12）《晉察冀日報》1941年8月7日（9）王謙主編：《晉察冀邊區教育資料選編》（教育方針政策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版242頁（13）《晉察冀北嶽區婦女抗日鬥爭史料》中國老年曆史研究學會 1985年版72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