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在西方的冷戰攻勢中，蘇聯經濟遭遇了什麼打擊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蘇聯解體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關於解體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一個被廣泛傳播的解釋是蘇聯經濟的失敗：僵化的計劃經濟使蘇聯的經濟萎靡不振，1980年代病入膏肓，無法和美國競爭，無法再持續，因而滑向自我潰敗。
1980年代的蘇聯經濟究竟有多麼糟糕呢？如果去查一查來自權威機構的經濟數據（包括西方的機構），結果卻並非如此簡單。蘇聯在1980年代經濟的確增長乏力，但並沒有出現衰退，在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期間，沒有一年出現過經濟下滑，每年都有經濟增長，只是增長幅度比較小，低的年份是2%上下，高的年份是5%左右，平均年增長率是3%（美國在198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也是3%）。[1]
那麼，蘇聯的解體和蘇聯的經濟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蘇聯經濟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呢？從1917年到1991年，在這七十多年中蘇聯經濟是如何發展變化的？計劃經濟給蘇聯帶來了什麼？市場因素在蘇聯經濟中扮演過什麼角色？在西方的冷戰攻勢中，蘇聯經濟遭遇了什麼打擊？蘇聯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本文將引用實證數據和案例重現蘇聯經濟70多年的發展演變，並且引用西方的文件來展現冷戰時期雙方的較勁博弈，以解答蘇聯經濟之謎。對蘇聯經濟的分析可以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提供前車之鑑。
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
蘇聯建國始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1918至1921年間，蘇聯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其政策極端抑制市場，其計劃極端簡陋原始。如果説計劃的目標是“政權生存”，那時的經濟也許可以説是計劃經濟；但如果説計劃的目標是“經濟發展”，那時的所謂計劃則極為缺乏經濟發展的成分。
當時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着“四面”楚歌的危難局面，第一面是國內的白軍反抗，第二面是國際盟軍14個國家的出兵干涉，第三面是周邊十多個地區的非俄羅斯民族的獨立運動，第四面是與波蘭的蘇波戰爭。
在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之後，白軍立刻發起了強大的反抗運動，白軍中不僅有很多軍事經驗豐富的沙俄軍官和饒勇善戰的哥薩克，而且還吸引了社會上各黨各派的大量支持者，因為在1918年1月召集的制憲議會中，布爾什維克只獲得了707個席位中的170個[2]，布爾什維克強行解散了議會，其他黨派的追隨者因此非常不滿，紛紛加入或支持白軍。
白軍還得到入侵干涉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援助，譬如英國給白軍提供了先進的坦克等武器裝備，共有14個國家派兵進入了俄國，包括軍力強大的英、美、法、意、日等國，兵力總數達22萬以上，這就是所謂的國際盟軍。
除了白軍和國際武裝，當時紅軍還要應付許多要求分離的民族獨立鬥爭。沙俄帝國中有大量的非俄羅斯民族地區，在1917和1918年間，許多地區紛紛宣佈獨立，從北部波羅的海沿岸的芬蘭、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到中部的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蔓延至南高加索地區的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此起彼伏地爆發了獨立運動。
錯綜糾纏在這些獨立運動中，還有一場涉外戰爭：蘇聯和波蘭的戰爭。在歷史上，波蘭曾經擁有過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部分領土，此時波蘭要求危機中的蘇維埃政權割讓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蘇波戰爭在1920年爆發，紅軍先獲得了一些勝利，但後來敗北，被迫割讓了大片領土。
雖然在蘇波戰爭這一面紅軍失利，但在對抗白軍和國際武裝那兩面，紅軍取得了勝利。在民族獨立紛爭那一面，紅軍也取得了基本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失去了波羅的海的幾個地區，但保住了白俄羅斯、烏克蘭、南高加索地區等大多數領土。
面對四面楚歌的危機，蘇維埃政權推行了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1918年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頒佈了餘糧收集製法令，強制徵收農民除維持生存之外的所有糧食，實行了集中配給食物與商品的計劃，對成年人實施“必須勞動”的制度，對工人採取嚴格的紀律管理……這些措施確保了紅軍的基本口糧和其它物質的供給，使蘇維埃政權在戰爭危機中得以生存。
但是戰時共產主義沒有給蘇聯帶來經濟發展，當1921年戰爭結束的時候，工礦產出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的20%，棉花產量甚至落到戰前的5%水平；在強制徵糧的制度下，農民不願意多種地，耕種面積只有戰前的62%。[3]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蘇聯結束了戰時共產主義，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
1921至1928年期間是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新經濟政策增加了市場經濟的成分，減少了計劃經濟的含量。其計劃經濟的元素主要表現在國家仍牢牢掌控着大型工業企業和重要行業，如金融、外貿、現代交通等等。其市場經濟元素則表現在對農業和小工商業的“私有化”“自由化”，譬如，取消了餘糧收集製法令，改為徵收農業税賦，農民的剩餘產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出售；允許僱員少於20人的小型工商企業由私人經營；取消了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自由買賣，那時的零售業有75%在私營商人手中。[4]新經濟政策挽救了瀕臨崩潰的蘇聯經濟，到了1928年，工農業產量都恢復到一戰前1913年的水平。
擺脱了崩潰的危機，蘇聯經濟再要如何發展呢？凱恩斯在1925年訪問過蘇聯，他認為蘇聯應該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蘇聯在農業方面的生產成本低廉，這應該是蘇聯的比較優勢。他特別批評了蘇聯“城市剝削農村”的現象，農業產品價格過低，工業產品價格過高。[5]
這種現象當時在蘇聯相當普遍，因為在新經濟政策的激勵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產量增加了，但是國家壟斷外貿，農民的產品只能在國內市場上出售，增產加大了供給，造成了農產品價格下降；而在城市中，工廠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提高了出售給農民的工業產品的價格。這種價格差異當然是不利於農業發展的，市場化的發展戰略應該是取消國家的外貿壟斷，讓農民以國際價格出口他們的農產品，如此可以利用農業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使農業獲得發展，從而帶動整個經濟。
但是，蘇聯沒有聽凱恩斯的話，而是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條路。
發展“比較劣勢”的戰略突破
1928年蘇聯結束了新經濟政策，轉向了全面計劃的計劃經濟時代。
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1928年推出的，這個計劃的發展戰略不是按照市場規律的比較優勢來加強農業發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過計劃來發展自己的比較劣勢的重工業。計劃中的86%投資都進入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是機械製造和電力等工業，很多以前基礎薄弱或者完全沒有基礎的行業在計劃指導下被大力地發展起來，而且進展迅猛。斯大林的雄心是要蘇聯快速實現工業化，他認為蘇聯和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有五十至一百年之大，如果不在十年之內趕上，蘇聯會被擠壓擊毀。
第聶伯河水電站是蘇聯早期工業成就的標誌之一，圖片來源：wiki
這種強力發展比較劣勢的戰略需要用非常手段來突破自己的劣勢，以實現優劣結構的重新洗牌。如此的快速工業化需要大量資金，但蘇聯既沒有外來的投資援助，也沒有內部的積累，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是用“工業剝削農業”的方法來解決資金問題的，那恰恰是凱恩斯等西方經濟學家反對的“城市剝削農村”的方法。
在五年計劃中，政府對農業實行了大規模的集體化，集體化後的農產品價格被計劃規定得很低，以便政府給工業工人的維持基本温飽的工資也可以相應定得很低，因而能夠把儘量少的資源用於消費，儘量多的資源用作重工業的投資。
此後蘇聯連續實行了第二個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直到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而被迫中斷。第二個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也都採用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發展戰略，集中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只是在程度上作了很輕微的計劃調整，允許稍微多一點點的消費品生產。[6]
這三個五年計劃的成果是什麼呢？就達到計劃目標、實現工業化而言，計劃是成功的，即使是很多反蘇反共的西方學者也肯定了這個事實。按照蘇聯的官方數據，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年增長率高達20%，西方專家在做了“去水分”處理後估算，第一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十年期間蘇聯的年增長率是在12%至14%之間。[7]
蘇聯經濟的高速增長還可以從蘇聯的生產量在世界總產量中所佔的比例方面觀測出來，1913年蘇聯生產量只佔世界總量的2.6%，1929年（一五的第二年）佔3.7%，1937年（二五完成之年）達到了13.7%。其優先發展的重工業更表現了經濟起飛的迅猛快速，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機械製造已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電力生產排名世界第三。
在非重工業方面，蘇聯的經濟表現雖然不佳，但是醫療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譬如識字率有了很大的提高，1926年9至49歲的農村人口的識字率是51%，1939年上升至84%。[8]醫院和醫生的數量也有相當大的增加，因為五年計劃給教育和醫療都配置了相當多的資源。譬如在農村興建了許多學校，使大量農村兒童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1932年農村小學生的數量比1928年增加了75%，1940年中學生的數量更是1932年的三倍。[9]五年計劃的另一項成績表現在就業率方面，蘇聯經濟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極少失業。
五年計劃還取得了一個用經濟指標難以表達的成果：為蘇聯的衞國戰爭勝利打下了基礎。由於蘇聯機械製造業的成功快速發展，使蘇聯在遭受戰爭威脅時，能夠很快生產出大量的飛機坦克大炮等軍用物資，譬如在二戰爆發的前夕，蘇聯的坦克數量不僅遠遠超過了德國，而且已經相當於其它所有國家坦克數量的總合[10]，如果沒有這樣充沛的軍用物資，要想取得衞國戰爭的勝利將會非常困難。
蘇聯為取得這些成果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代價是巨大而嚴酷的。從經濟方面來看，生產消費品的產業被抑制了，這些產業的發展遲緩落後，產量少質量差，消費品短缺的現象非常嚴重。從政治方面來看，個人的自由權利受到了壓抑，個人必須接受計劃的安排，缺乏個人選擇的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蘇聯的五年計劃，1945年戰爭結束後蘇聯繼續制定和執行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是1946年至1950年，這個計劃與戰前的三個五年計劃相似，85%的投資進入了重工業，其成果也達到了12%至14%的年增長（西方經濟學家的估算）。[11]
在整個1950和196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都取得了很高的年增長率，當時美國的大學經濟教科書普遍都描述了蘇聯經濟的高增長。譬如，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在1967年的版本中，圖文並茂地描述了蘇聯的經濟高增長率。[12]還有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問題和政策》，用了更多的篇幅介紹蘇聯的經濟增長，此書自1960年至2012年已經再版了19次，其1987年的版本仍肯定蘇聯經濟的高增長，強調二戰後蘇聯的增長率是超過美國的。[13]在1950和1960年代，甚至還有不少西方人在討論蘇聯經濟20年後是否將超越美國。[14]
1957年蘇聯的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發射進入太空，顯示了蘇聯經濟發展在尖端科學方面的成果。這次衞星發射的成功對美國社會衝擊震撼極大，被美國人稱為“斯普特尼克危機”，因為在蘇聯成功發射之前，美國曾經兩次試發衞星都失敗了，蘇聯的太空技術顯然已經超越了美國。
在“斯普特尼克危機”的刺激之下，美國加快了自己的太空發展計劃，成立了航空航天局[15]，大大增加了對科研和教育的“投資”，譬如給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增加了100%以上，給教育的資金甚至增加了三倍多。[16]肯尼迪總統在1961年提出了“登月”計劃，在大量投資的推動下，由航空航天局運作，“登月”計劃在1969年勝利完成。美國對此倍感驕傲，大大宣傳自己的勝利，大大宣揚自己的優越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取得這個勝利美國是使用了類似蘇聯的發展模式：國家計劃，投資推動。
美國的心理冷戰改變了蘇聯的思維
在斯大林逝世後的1950年代中期，蘇聯開始重視自己的比較劣勢領域——消費品的生產。和太空科技和重工業的比較優勢領域相比，蘇聯經濟在消費品生產方面表現出極不匹配的落後。譬如在住宅方面，很多城市居民都住在“大雜院”式的羣居單元中，幾户人家共用廚房或衞生間。赫魯曉夫掌權之後，強調了要加強住宅建設，1957年提出要在十年內使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獨立單元。[17]
美國早已認識到消費品生產是蘇聯的比較劣勢領域，並針對這個領域展開了“心理冷戰”。美國在心理戰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因為遠在二戰之前美國就由於國內原因積累了心理戰方面的豐富經驗和資源，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美國的政治競選需要進行心理戰來影響選民，另一個是美國的商業競爭需要影響消費者的心理來推銷產品，因此在如何影響公眾意見和大眾輿論方面，美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人力資源。
冷戰開始後，美國一方面設立了政府機構搞心理戰，另一方面也建立了半官方、非官方機構來從事這類活動，譬如在商業部中成立了國際展銷會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主要是和民營公司聯繫，讓他們來參與國際展銷會。這些展銷會表面上好像是民間的商品展銷，但實際上是承擔了國家心理戰的重要任務。
頂級的心理戰專家全面策劃了這些展覽會，僅1955年就有170個這類展覽會在蘇聯集團國家舉辦，向蘇聯集團的大眾展現美國的豐富消費品。[18]這些展覽的重心是宣傳“美國生活方式”，讓蘇聯集團國家的人民從鮮明對照中看到自己生活方式的貧寒匱乏，從而羨慕和認同美國的價值觀。
其中一個“載入史冊”的展覽是1959年在莫斯科舉辦的“美國國家展覽”，由著名專家精心策劃安排，當時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親自陪同赫魯曉夫參觀，尼克松特別引導赫魯曉夫參觀了一個廚房，並在現場展開了一場著名的“廚房辯論”。
那個廚房是個很典型的美國家庭現代化廚房，和廚房相連的住宅也是很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住宅，裏面擺滿了現代化的傢俱和家用電器，這些消費品在美國是一般中產家庭可以享用的，但在蘇聯卻很難覓得。很多蘇聯的參觀者對這些消費品表現出了強烈的羨慕和嚮往，赫魯曉夫則被激發出要和美國一爭高下、一決雌雄的豪言壯語：“再過七年我們會達到美國同樣的水平，當我們趕上和超過你們的時候，我們將在前方向你們揮手。”[19]
廚房辯論，圖片來源：wiki
廚房辯論的中心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問題，當赫魯曉夫在美國消費品的炫目誘惑下發出了“達到美國同樣水平”的豪言壯語之後，衡量優劣的標準就落在了“提供消費品”上面，這恰恰是市場經濟的比較優勢，是計劃經濟的比較劣勢。
市場信息對消費品的生產至關重要。與太空科技及重工業產品不同，消費品的使用者是千千萬萬的消費者，他們往往會有計劃難以預測的個人口味。太空科技及重工業產品一般都有較易衡量的客觀的、科學的優劣指標，而消費品的優劣指標則會包含很多消費者主觀的、非科學的偏好。
譬如電視機，其客觀、科學的優劣指標是耐用性、清晰度等等，其主觀的消費者偏好會是外形、式樣、顏色等等。對於較易衡量的客觀、科學指標，計劃經濟可以有針對性地來計劃和設計，對於難以預測的消費者口味，計劃經濟就顯得束手無策。蘇聯的很多消費品被人形容為“傻大黑粗”，譬如照相機，其鏡頭質量不錯，但外形笨重難看。
為了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蘇聯的國家計劃把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入了與消費品生產相關的產業。在1959年至1965年的七年計劃中，對居民住房的投資計劃上升83%。[20]對農業的投資也大為增加了，農業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例逐漸達到了33%左右[21]，對比最初的幾個五年計劃，那時的重工業投資要高達85%，農業和輕工業的投資加在一起才只有15%，這的確是大大的增加。
不過，雖然對消費品相關產業的投資大大增加了，蘇聯生產的消費品數量和質量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因為這些產業是蘇聯的比較劣勢，是計劃經濟的軟肋弱項，加大投資也很難轉弱為強，很難形成強大的生產力。蘇聯在這些年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慢，年增長率不再有10%以上的驕人數字，1958年是蘇聯12%年增長率的最後記錄，19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7%，1970年代降到5.5%，1980年代更下降為3.1%。[22]
消費情結是很容易在大眾心中培植蔓延的，當消費品的多寡成為衡量生活質量和制度優劣的標準之後，民眾不僅燃燒起了消費的熱情，而且也煥發出了對消費品匱乏的反抗。
這種反抗在蘇聯多數表現為對政府的批評，在東德則可以有一種更為特殊的表現形式：逃往西柏林。西德位於冷戰對峙的最前線，在美國的“心理戰”中西德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戰場。美國不斷地在西德及其周邊地區舉辦宣揚美國消費品豐富的展覽，主題是“更佳生活”[23]，東德公民從西柏林的商店櫥窗中還可以更為直接地看到西方的“更佳生活”消費品實況。
面對公眾對消費品的渴望，東德領導人在1958年第五次黨代會上宣告：東德的人均消費要在1961年趕上或超過西德。[24]但是東德的消費品並沒有大量增加，尤其是與農業相關的商品，在1959年強力推行農業集體化之後，竟發生了食品短缺的嚴峻問題，這使得越來越多的東德人逃往西方尋求“更佳生活”。1960年的記錄顯示，和1959年相比，每月逃亡的人數同比增加了100%以上。1961年東德修建了柏林牆，以便阻止更多的逃亡。[25]
蘇聯經濟轉向及其後的衰弱
與農業相關的消費品也是令蘇聯頭痛的問題，在1928年至1950年代初的幾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實行了“工業剝削農業”的政策，重工業發展了，農業被迫犧牲。長期以來國家對農業的投資都很少，想要農業增加產出時往往只是粗放式地擴大耕種面積，1954年赫魯曉夫推出了“開墾處女地”計劃，那些處女地很多都是在氣候水源等條件不利於農業的地方，沒有相應的投資來改善環境，很難獲得好收成，這樣的計劃當然不能帶來令人滿意的消費品產出。
自1960年代中期之後，蘇聯加強了對農業的投資，不再盲目擴大耕種面積，此後的農業產出增長主要是來自種植環境的改善和物質的投入，譬如建造灌溉設施、加大肥料投入等等，對農業的投入在1977年比1950年增加了75%，農業產出也因此增長了145%。[26]
不過蘇聯的農業投入雖然比以前大有增加，但和美國相比仍遠遠落後，譬如在1977年，美國每個農業勞力平均有1.3台拖拉機，而蘇聯只有0.95台拖拉機。[27]美國農業勞力的生產率比蘇聯的高得多，據美國學者的估算，1977年蘇聯農業勞力的人均生產率只是美國的13%。[28]但和其它西歐國家相比，蘇聯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並不算太差，意大利甚至比蘇聯還要低。[29]
雖然蘇聯的農業產出有所增加，但趕不上大眾消費需求的上升，尤其是對肉類乳類產品的需求。在1965年至1980年期間，蘇聯人均肉類消費增加了41%，乳類消費增加了25%[30]，這對農產品的供給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為了保持食品價格的穩定，蘇聯政府對食品實行價格補貼。
無論是加大農業投資，還是增加食品價格補貼，這都使得社會資源更多地投入了消費品行業，更少地投入了重工業，也就是説資源更多地用於了比較劣勢的領域，更少地用於比較優勢的領域，這對整體的經濟增長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自1970年代中期之後，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減慢。政府領導人企圖改變這種狀況，他們研究和指出了蘇聯經濟中的一些弊病，諸如原材料浪費、效率低下、過度集權、管理僵化、技術陳舊等等，並且進行了一些相應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立竿見影地收到預想的效果，經濟增長仍然緩慢。
不過直到1989年，蘇聯經濟並沒有出現衰退，既沒有出現過負增長，也沒有出現過零增長，每年經濟都有正增長，只是幅度較小，譬如198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率是1.5%。[31]
1990年蘇聯國內政治發生大變革，蘇共中央決議放棄權力壟斷，15個加盟共和國紛紛舉行自由競選，葉利欽宣佈退出共產黨，此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出現了負增長（-2.4%）。[32]1991年，蘇聯終止了計劃經濟制度，取消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物資部，此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12.8%[33]，年底蘇聯解體，蘇聯經濟也宣告壽終正寢。
圖片來源：http://voxeu.org/article/russia-s-national-income-war-and-revolution-1913-1928
不同的標準，不同的比較，不同的後果
當蘇聯解體的時候，正值市場原教旨主義風靡，那時對蘇聯計劃經濟的分析和評價是戴着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有色眼鏡。如果去掉這副有色眼鏡，重新審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重新評價蘇聯經濟和美國經濟，將會看到在有色眼鏡下被忽略的事實，得出和當時流行觀點不同的結論。
在那時的流行觀念中，蘇聯1970和198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緩慢的、停滯的，但若認真審視經濟數據，就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實：蘇聯經濟在197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5.5%，198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3.1%；和美國相比，蘇聯的經濟增長表現並不差，甚至有時還更好，因為美國經濟在197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3.2%，198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3.1%。[34]
蘇聯只是在和自己1960和1950 年代的經濟增長相比較，才顯出了緩慢，蘇聯經濟195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0.1%，19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7.0%，這種自比的緩慢在當時經過了“有色過濾放大”，給人造成了“計劃經濟導致經濟發展停滯”的錯覺印象。蘇聯經濟真正出現負增長是在1990年和1991年，那恰恰是蘇聯結束計劃經濟、開始實行市場經濟的時候。
根據那時的流行觀念，蘇聯農業的表現尤為惡劣，效率低產量低，農產品無法滿足大眾需求，必須依賴外國進口。這種觀念所描述的蘇聯農業特點，有些的確是事實，但若仔細分析這些事實形成的原因，則未必會得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結論。
蘇聯農業的“效率低產量低”主要表現在土地的單位產量上，譬如，1977年蘇聯每公頃土地的產值只是美國的54%。[35]造成蘇聯單產比美國低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蘇聯的土地質量和美國不等同，蘇聯的很多土地是在嚴寒地帶，美國的大量農地則在自然環境很適於農作物生長的地帶。
其次，蘇聯對農業的投入遠低於美國，蘇聯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把資源主要用於工業發展，農業處於“被剝削”的狀態，肥料、灌溉、農機都不足，而美國對農業實行了大規模的補貼，美國農業勞力人均比蘇聯農業勞力多獲得50至70倍的資本。[36]自1960年代中期之後，蘇聯逐漸加強了對農業的投資，單位產量也逐漸有所提高，譬如玉米的單產1985年比1970年增加了15%，1989年比1970年更是增加了33%，冬小麥的單產1989年比1970年提高了40%。[37]
在1980年代，蘇聯進口了大量的穀物，這個事實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詮釋為“計劃經濟的失敗”，但是需要進口農業產品的國家並非只是蘇聯，西歐國家對農產品進口的依賴程度甚至比蘇聯還要大，譬如1987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人均農產品進口要比蘇聯高75%[38]，美國也要進口大量的肉類、水果和蔬菜[39]，很少有人會把美國和西歐國家農產品進口的事實詮釋為“市場經濟的失敗”。
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在分析和對比了蘇聯和西方國家大量的實證資料後指出：“西方批評者採用了雙重標準，把社會主義農業的不完美實踐和資本主義理想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來作比較。”[40]蘇聯農業的確存在着一些問題，但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完美標準比較下，這些問題被擴大化了。在衡量西歐美國的經濟表現時，往往不用完美標準，而在衡量蘇聯時卻一定要使用，似乎蘇聯經濟表現只有達到完美水平時才可被認為不是失敗，稍有不完美就被標籤為“失敗”，這的確是雙重標準。
在比較美蘇經濟的時候，西方不僅使用了雙重標準，而且還採用了“選擇性標準”，這突出地表現在西方選擇了“消費品富足”來作比較的標準。在冷戰中，美國一直很重視宣傳美國生活方式的消費品富足，尤其是1959年尼克松和赫魯曉夫的著名“廚房辯論”，更引導着蘇聯把“消費品富足”視為衡量社會制度優劣的標準。
消費品生產是計劃經濟的比較劣勢，而消費品富足的誘惑又很容易煽起大眾的熱情，這就使得蘇聯不由自主地踏上了一條通往自己比較劣勢的不利之路。其它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踏上了這條道路，不過，東德曾經在途中猛醒，並想改變衡量標準。在1970年代，東德企圖把就業保障、保育福利、免費教育、公費醫療等等作為替代標準，不再單純使用物質消費的衡量標準。[41]但是為時已晚，話語權已被西方掌控，議程已被西方設置，大眾已被消費主義誘惑。
一位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早就預料到，蘇聯增加消費品的供應不會使大眾滿足，相反，增多的消費品會誘發人們更多的消費需求，“俄國人會發現，新房屋刺激了新傢俱的需求，新西裝創造了新鞋子的渴望。於是，進入了需求生殖的無盡過程，這是消費導向的西方經濟早已知曉的一個現象。”[42]
這種消費需求的無盡生殖，幫助美國把蘇聯推上比較劣勢的不歸路，經濟上越來越發展緩慢，政治上越來越遭受消費者的抱怨反抗，在很大程度上為蘇聯解體打下了基礎。
東德提到的就業保障、保育福利、免費教育、公費醫療等等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比較優勢，而且也是生活幸福、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温飽滿足後的時代，住更大的房子、買更多的衣服、吃更多的美食，並不能給人增加很多幸福，而醫療教育和就業保障才更為重要。如果美蘇經濟的比較是使用這些元素作標準，如果比較的議程設置是傾向於計劃經濟的相對優勢領域，結論就會大不一樣。
市場無形之手的優勢是提供有形的消費品，計劃有形之手的優勢是提供無形的公益性服務，五光十色的消費品很容易抓住人們的眼球，樸實無華的公益服務是需要理性的思維才能夠認識其意義的。西方戰略家在冷戰中很聰明地制定了與己方有利的大戰略。而蘇聯不僅沒有意識到西方的戰略謀算，並且對自己的軟肋也缺乏認識，沒有認識到計劃經濟的薄弱之處，沒有進行有效的改革，因此最後墮入解體的悲劇。
當然，蘇聯民眾的抱怨不僅僅在於經濟和消費品上，官僚的僵化劣化、個人自由等方面也是“痛點”，細究起來既有蘇聯本身的弊病，也有落在西方“以優對劣”的比較陷阱裏的問題，但本文聚焦在經濟方面，就恕不展開了。
蘇聯的歷史是20世紀留下的厚重遺產，有成功的經驗，有深刻的教訓。這份遺產不應該被浪費，它可以給21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提供寶貴的啓示。
重新審視蘇聯經濟，擺脱流行偏見，注重實證分析，可以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有更客觀、更深刻的認識。這種認識在目前的新時代，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特殊意義。如何利用新時代提供的新技術和新條件，使市場和計劃的各自長處能夠被髮揮？而短處能夠被抑制？如何使計劃和市場二者聯動協調？分析解答這些問題，可以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獲得更好的發展。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註釋：
[1] 關於經濟數據的出處，在下文中有詳細註釋。
[2] 參閲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紐約，1977年。
[3] 同上。
[4] 同上。
[5] 參閲R·Skidelsky：《The Road From Serfdom》，Penguin Books出版社，紐約，1997年。
[6] 參閲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紐約，1977年。
[7] 同上。
[8] 參閲S· Fitzpatrick：《Stalin’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紐約，1994年。
[9] 同上。
[10] 參閲Steven J. Zaloga和Leland S. Ness：《Red Army Handbook, 1939-1945》，Sutton Publishing出版社，Stroud, U.K.，2003年。
[11] 參閲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紐約，1977年。
[12] 參閲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經濟學》（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cGRAW-HILL Book Company出版社，紐約，1967年。薩繆爾森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3] 參閲C·麥康奈爾（Campbell McConnell）：《經濟學：原理、問題和政策》（Economics: Principles, Problems and Policies），McGRAW-HILL Companies出版社，紐約，1987年。
[14] 參閲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經濟學》（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cGRAW-HILL Book Company出版社，紐約，1967年。
[15] 美國航空航天局成立於1958年。
[16] 國家科學基金會官方網站數字。www.nsf.gov
[17] 參閲G·Castillo:：《Cold War on the Home Fron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2010年。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參閲N·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第三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紐約，1977年。
[21] 同上。
[22] 數據來源：Slavic Research Center Library (citing Narkhoz.) Online Version: Soviet History Archive (marxists.org) 2000。此處所用的增長率數字是National income produced，蘇聯的National income produced與西方常用的GNP和GDP概念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反映一國的宏觀經濟狀況。
[23] 參閲G·Castillo:：《Cold War on the Home Fron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2010年。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參閲Joseph E.Medley（經濟學家，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Soviet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Myth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ritics”。http://www.soviet-empire.com/ussr/viewtopic.php?f=128&t=47201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參閲大衞·科茲（David M.Kotz） 和弗雷德·威爾（Fred Weir）：《來自上層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32] 同上。
[33] 同上。
[34] 此段文章中引用的蘇聯數據是national income produced，取自Slavic Research Center Library (citing Narkhoz)的資料；美國的數據是GDP，取自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資料。
[35] 參閲Joseph E.Medley（經濟學家，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Soviet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Myth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ritics”。http://www.soviet-empire.com/ussr/viewtopic.php?f=128&t=47201
[36] 同上。
[37] 數據來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USA/USSR: Facts and Figure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91。
[38] 參閲Joseph E.Medley（經濟學家，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Soviet Agriculture: A Critique of the Myths Constructed by Western Critics”。http://www.soviet-empire.com/ussr/viewtopic.php?f=128&t=47201
[39] 同上。
[40] 同上。
[41] 參閲G·Castillo:：《Cold War on the Home Fron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出版社，明尼阿波利斯，2010年。
[4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