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創業失敗不是死路，而是活路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青年創業家茅侃侃自殺身亡的消息，這幾天也傳到了台灣，台媒與港媒都以“創業者的悲歌”形容此事件。坦白説，這位年輕人離世了，我才知道他，關於其短暫的生平，也只匆匆閲覽了相關新聞一遍而已。

圖片來源：作者收集，下同

同時間，台媒還報導了另一則“韓國連續13年自殺率第一”的新聞，令人不由得對中華文化圈裏的自殺問題多思考一二。

自殺，通常與“失敗”脱離不了關係，在我們的文化裏，到底怎麼看待失敗的呢？由於自殺的議題涵蓋很廣，故而本文僅關注於“失敗”這一面向。

前陣子訪問表弟，他小學畢業後就赴美求學，大學畢業後在硅谷工作了一段時間，30歲以後回台定居，仍在美商公司服務。表弟換了好幾家公司，均是美國科技產品設計公司，他的主要工作是聯繫大陸製造廠，也就是典型“美國設計-中國製造”商業模式下的青年就業族。

對於兩岸青年與美國青年的差異，表弟提供了他的個人觀察，簡言之，他覺得大陸人與美國人比較像，台灣人反而與中美青年差異比較大。在這次難得的採訪裏，收穫頗豐，在此我只取一項來説：美國人與大陸人傾向將失敗視為成功的重要途徑，台灣人則視失敗為終結。

在硅谷的創投圈裏，“曾經創業失敗”是一項被創投者重視的經歷，因為美國人認為失敗意謂着往成功之路更進一步。就像一部美國電影裏説的，在美國，生病就醫，你被視為痊癒者，在英國，生病就醫，你就是被視為病人而已。若説美國精神裏有什麼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的，我想應是這種積極性的正面態度。

大陸創投圈也是如此嗎？我不確定，光聽表弟的個人觀察經驗或許還不夠周延，不過，台灣的創投者普遍不敢再投資創業失敗者，則是肯定的。

恥敗文化

在書市中，琳琅滿目的成功者故事，會造成大眾一種錯覺，認為成功沒有想像中這麼難，事實上，失敗才是常態，但我們的文化似乎讓大家下意識地迴避了失敗者的故事。我曾問過台灣某雜誌編輯，為何不多出一些失敗者的經驗書籍呢？他回答得很乾脆：1. 讀者不愛閲讀失敗經驗。2. 失敗者不願意受訪。

我們不願直面失敗，部分來自羞於承認失敗的恥感。儘管“失敗為成功之母”人人都聽過，但你隨便搜索一下這句話，羅列出來的卻是“別傻了，失敗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現實世界中，失敗的人只會一直失敗”的醒目指控。説這些話的人，也不令人意外，就是那些靠錢滾錢過活的人。

在一個現代的功利社會里，不見得會催生“失敗為恥”的文化，美國就是顯例，日本則為反例。曾有二戰後的美國老兵形容，日本人在打仗的時候很勇悍，但投降後一個一個就像鬥敗的公雞，出奇地温馴。與韓國一樣，日本人重視“顏面”，失敗是奇恥大辱，“苟活不如好死”的想法特別強烈，談到解決之道，自殺也就成了選項之一。

但不能不提的是，不會有一種社會，是將失敗視為榮譽的，美國亦不例外。就醫是為了痊癒，正面看失敗，也是為了成功，因而重點在於我們的社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失敗。

對台灣的創投者而言，失敗的人，肯定有失敗的“基因”，不值得信任，這或許是恥敗文化的潛意識作祟。表弟認為大陸創投圈比較像美國創投圈，對創業失敗者另眼相看，這樣的看法，卻在茅侃侃的相關新聞中，似乎又不盡然。

茅侃侃在事業發生危機時，曾於媒體表示“在賺錢與夢想之間，我會選擇賺錢”，文內也引其他創業者感同身受的説法：“資本是錦上添花的，不會雪中送炭，誰管你曾經如何？”

資本到底會錦上添花，還是雪中送炭，創投者的決策必然與他的文化背景息息相關。若是處於極端重視數字的文化，雪中送炭往往是不合理的決策，但若是處於精神面較為積極的文化，雪中送炭未嘗不是一種“低買高賣”的好賭盤。

硅谷的創投文化

2015年，硅谷創投業者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總裁Canice Wu來台演講，分享“硅谷觀點的全球創新創業模式”，其觀點有四：鼓勵失敗，強調設計，多國團隊，產業皆“數位”。

Canice Wu指出，失敗對孕育創新很重要，硅谷的文化不是失敗了一次就不再嘗試，而是不斷地嘗試，重點是如何創建生態體系，以及有一個鼓勵新創團隊的文化及環境。

如此正面肯定“文化”在科技產業領域的重要性，一直是西方的強項。“文化”在商業領域的含義，並不僅止於產品外觀的美感，營造在地文化特色的行銷手段等等外在的表徵而已，也包含了精神面上的積極進取，與不畏挑戰。

現代社會學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Emil Weber)在他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裏主張，從精神面來看資本主義的起源。

雖然資本主義的起源尚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工作者既然是人，其心理狀態當然是成敗的關鍵因素，那麼文化在個人的工作心態上就佔了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對沖基金公司裏，常設有心理醫師，以確保對沖基金經理人的心理狀態保持正面積極，就是“管理人心”的例子。

“鼓勵失敗”這概念的真實意義，其實是“鼓勵嘗試”。要鼓勵創業者創新的第一心法，就是消除創業者對“失敗”的恐懼感。怕失敗，就不敢嘗試，此乃創新最大的阻礙，將失敗也納入管理，其實也是因應競爭激烈的全球商業環境。

當然，硅谷創投業者並非只是讓創業者放膽去做嘗試這麼簡單，他們也負擔起輔導的功能，對創業者所欲進行的嘗試，發揮“提點”的作用。要形成一個“創業生態系統”，PLUG AND PLAY對創業者所給予的輔助除了專屬辦公室，企業諮詢，法律税務資訊，資料數據中心等，他們還會舉辦世界五百強的CTO，投資負責人作為客座導師，平均每天舉辦3、4場講座，傳承經驗，更重要的是，為導師與創業者建立起商業人脈。

真正瞭解失敗，並懂得利用失敗作為成功的階梯者，必然要洞悉“失敗與人格特質”之間的關係。簡單説，某些人格特質傾向失敗的創業者，會被PLUG AND PLAY在一開始就剔除，真正能獲得這家頗富盛名的創投公司青睞的創業團隊，其實只有2%。在篩選階段，PLUG AND PLAY會詳細評估創業團隊成員、技術與背景。

換言之，不是任何失敗者都會受到硅谷創投業者的另眼相看，你失敗不要緊，但若人格特質上不夠自省與積極正面，那再寬容的投資者都不可能貿然給你資金。那麼，顯然有某種“失敗管理術”的教戰守則，以從失敗者中篩選比較可能東山再起的創業者，形成了新的“硅谷倫理”。

所以，對追逐利益的商業世界來説，失敗者所在多有，但在他們之中，也不乏取得了寶貴經驗的“領悟者”，而這就是值得投資的商機。

從這個層面來看“雪中送炭”，景觀就全然不同了，對那些認為“資本傾向錦上添花”者而言，應該有些啓發作用。

中國傳統的商道

中國歷史雖看似重農輕商，但絕非沒有做生意的智慧。從宋代逐漸繁盛的商業發展到清末，“士商混雜”的趨勢也使得商人階級起了本質上的變化。縱然不論融合了佛學的儒家理學對商人心智的影響，我們仍可從更早的商賈傳統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治生”理念。

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這段話來自《史記·貨殖列傳》，發言者是被奉為“治生之祖”的白圭。所謂“治生”，就是自營生計之意，所謂“治生之術”，就是商道。白圭的説法換成白話，就是説做生意啊，跟作戰的道理是一樣的，要講兵法謀略。若不懂權變，不敢決斷，不擅取捨，不知進退，縱然習得再多的生意技巧，也終歸失敗。俗語説，商場如戰場，也就是這個道理。

利益匯聚之所在，常伴隨着意外與兇險，心臟不夠強者，還真不適合創業。要知變通，要敢賭，看事要細膩，要保有警覺心，要知道舍小取大，要看得長遠，情勢不利時要當機立斷，迅速撤退。

商道就是一種求勝之道，其實白圭的話與硅谷的投資心法並沒有什麼不同，須知，當創業者面臨權變，決斷，取捨與進退的處境時，就是面對”可能失敗”的瞬間，這個時候，人的心理狀態是關鍵中的關鍵。白圭對商人應具備的心智，總結成智、勇、仁、強，對PLUG AND PLAY而言，評估失敗者再起的指標，又何嘗不是這些人格特質呢？

韋伯主張資本主義起源的新教倫理，其實重點也就兩個字，勤與儉。誰能説中國沒有勤儉的倫理傳統？為何(西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不是起源於中國呢？我想答案可以在硅谷創投圈口中的“創新生態體系”裏找到線索，一種重大的社會變革，起源必然是多因的，在生態環境裏的各種因素都具備了，並順應了時機，事方可成。

現代的全球產業競爭下，人們的眼光已然超越了勤儉倫理，而從更多維度去看適應新時代的人格特質，包含了從正面看失敗的文化。

所以，即便以逐利思維邏輯來推敲，失敗也不是死路，而是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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