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何來
【瑞士當地時間1月25日，騰訊新聞原子智庫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在達沃斯聯合舉辦午餐會，以“增長的責任·中國助力世界的未來“為主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和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午宴上作“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何來”主題演講。
林毅夫説，到2025年，中國很可能會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經濟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將超過美國。中國將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三個，由低收入轉型成為高收入的經濟體，並將以其經驗，貢獻發展的思路，助力其它國家擺脱貧困，實現繁榮。】
中國經濟動力何來這個題目被提出是因為自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持續高速增長。四十年前，中國是全球第三個最貧窮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5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還低。但是從1978年開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8年到2017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5%。以如此高的速度，在一個人口龐大的貧窮國家持續這麼長的時間的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憑藉這樣的增長速度，去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9400美元。這四十年間，超過七億人口脱離了貧困。
展望未來，到2025年，中國很可能人均GDP達到1.27萬美元，成為二戰以來，繼中國台灣和韓國，第三個由低收入轉型成為高收入的經濟體。
現在迴歸主題，究竟什麼驅動了在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對此有如下解釋：首先，中國人民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進行的不懈努力，企業家為盈利展現企業家精神抓住各種獲利的機遇，以及中國各級政府官員“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任期內為繁榮做出的努力，無疑都是動力之一。不過，這些動力在1978年之前也有，並且，在其它國家也同樣存在。
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任上，我去過非洲、拉丁美洲、中亞、南亞等許多國家。那裏的人民也有着同樣意願和渴望，企業家和社會精英也有着同樣的聰明才智和追求，那裏的政府也同樣想促進國家的繁榮。所以，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何在，而是什麼造就中國四十年間的迅猛發展。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介紹一個我正在倡導的經濟發展理論，那就是新結構經濟學。在我看來，經濟發展無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續增長。為了實現這一點，則需要持續的結構變遷，包括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和升級，以及降低交易費用的軟硬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生產力和收入水平才會不斷提高，生活才能不斷改善。
這個結構性變遷需要企業家在市場競爭中發現新的獲利的增長點，並冒風險來創新新技術、發展新產業。同時，政府的作用也十分必要。政府要給予先行的企業家必要的激勵，同時，完善新產業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以降低交易費用，使新產業得以變為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所以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發揮各自所應有的作用的結果。這個公式不僅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適用，對高收入國家也適用，比如在美國和歐洲。
有一點不同，對於高收入國家來説，這些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已經在世界的最前沿，開發新技術，創造新產業，需要自己發明，投入很大，風險也很大。對發展中國家來説，技術和產業水平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借鑑先行的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和產業，成本和風險較低，從而有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加快速地發展。二戰以後，世界上有十三個經濟體找到利用這個潛能的秘密，取得7%以上、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1978年以後的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所以，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源於多方面的因素，後來者優勢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
現在中國已經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哪裏呢？首先，中國有不少產業已經站在世界前沿，比如騰訊公司。對這類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產業一樣，發展所需的新技術、新產品來自於自主的研究和開發。不過，中國現在的人均GDP是9400美元，而美國則是60000美元，代表在許多領域中國的產業和技術和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在未來不僅要以自主創新作為發展的驅動力，同時也還可以利用借鑑學習，以及在科技方面的追隨來推動經濟發展。
因此，中國是有潛力比發達國家發展快，邁過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個潛力有多大？怎麼去衡量呢？我認為，最好的衡量方法是比較人均GDP,因為人均GDP意味着一國平均的生產力，也就是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1%，這個數字相當於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國台灣和1977年的韓國。這些都是上述十三個經濟體之一，在這個差距水平它們都取得了連續20年的8%-9%的經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從美國的21%變為美國的50-60%。
根據這個分析，我認為從2008年開始，中國有20年實現8%增長的潛力。當然，要實現這個潛力，需要其他方面的條件，比如國內各種改革的深化，同時也需要有穩定的、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由於發達國家並未完全從2008年的危機中復甦，有可能陷入長期的增長疲軟，會影響中國的外部增長環境，不過，利用國內有利的增長條件，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很有可能取得6%甚至更高增長率，屆時中國就是按市場匯率計算也將會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每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30%，甚至更多。
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這個午餐會的主題是“增長的責任·中國助力世界的未來“，當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又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時，對世界也將負有更大的責任，中國在發展自身時，也需要助力其它國家的發展。
對於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來説，研究經濟增長的動力，每個國家其實大同小異。人們都想過上更好的生活，企業家都想實現其才能創造更多財富，政府也都想為其國家帶來繁榮。然而，大多數國家都沒能擺脱中等收入甚至是低收入陷阱。我想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1978年以前，中國有着同樣的動力，當時的狀況卻差強人意，到1978年，中國仍是世界第三個最貧困的國家。
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要把人們、企業、政府的動力用好以實現經濟繁榮，需要市場競爭，為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提供土壤，也需要政府的努力，不斷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改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讓企業能發展壯大。
過去，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實踐，不是片面強調政府的作用，就是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來自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成敗經驗總結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能這樣每個國家都可以消除貧困，實現繁榮。思路決定出路，向還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貢獻發展的思路，助力其擺脱貧困，實現繁榮的夢想，這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也是中國對世界和平和發展能做的最大的貢獻。
（本文原發於微信公眾號“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