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還沒見過哪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道路獲得成功

二戰後，很多原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其道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把闡述發達國家成功道理的理論學會，拿回來應用，就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

二戰結束至今已70多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到底如何？世界銀行一項研究表明，在二戰後的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兩個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再發展成高收入，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

1960年時有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階段，其中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由此可見，經過70年的努力，二戰後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至少有180個仍未能擺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過多年的研究，我發現一個事實：即至今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制定政策，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願望；少數幾個發展或轉型績效較好的經濟體，其推行的主要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發展經濟學是在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或擺脱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現代化的背景下，因應這個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子學科。二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主流發展經濟學是結構主義。

為何稱之為結構主義呢？當時發展經濟學家的目標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成發達國家。他們認為，發達國家收入水平高、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在於，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高，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低。而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高是因為他們有當時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大工業，以農業或自然資源產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必然較低。當時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存在差別是產業結構不同所致，這一説法似乎有理。發展中國家為什麼不發展與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當時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諸多結構剛性的制約。例如，由於文化和歷史傳統人們不願儲蓄，對價格信號不敏感，導致市場失靈，無法動員資源並配置到先進產業。

因此，當時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了趕超發達國家，必須依靠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發展現代化大產業。斯大林模式就是這一特點。實際上，二戰後，拉美、非洲、南亞國家所採取的政策框架都一樣，即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發展現代化的先進產業。對於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先進產業的產品本來是不生產的，主要通過進口，當時的政策主張本國發展這種產業，以替代進口。

所以，當時的政策稱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或“進口替代戰略”。這種政策框架下，通常能在開始時帶來五至十年由投資拉動的快速經濟增長，等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以後，就陷入停滯，危機頻發，導致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未縮小，反而拉大。換而言之，按照發展經濟學“第一版”——“結構主義”制定的政策是失敗的。因此，上世紀70年代末，學界開始反思結構主義。

到了80年代，發展經濟學進入第二版：“新自由主義”。當時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不斷加大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政府失靈，市場作用未能充分發揮。這在理論上似乎也合理，因為發達國家政府幹預較少，市場作用發揮較充分，而發展中國家二戰後大多采用結構主義，政府幹預較多，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加大。對於政府幹預，很容易建立理論模型證明，不僅會導致資源錯配，也會創造租金，導致尋租，腐敗和貪污隨之產生。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行為，致使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增加國民財富，尋租、腐敗還會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所以，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就是因為太多政府幹預，導致政府失靈的問題，因此建議取消政府各種不當干預，形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華盛頓共識”，在20世紀80、90年代廣為傳播，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改善發展績效，就必須以“休克療法”推行市場化、自由化與私有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種政府幹預，並要緊縮政府開支，保持財政收支平衡，這樣才能把市場經濟成功地建立起來。

有計量研究表明，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要低於結構主義主導的60年代和70年代，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高於60年代和70年代。所以有些學者把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華盛頓共識”主導的20年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

亞洲“四小龍”和日本是少數的成功經濟體。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韓國、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和新加坡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

從當時盛行的理論看，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績效是不能解釋的。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論認為，追趕發達國家需要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發展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產業。但是，五六十年代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等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卻是反其道而行，不是直接發展先進產業，而是發展規模小、傳統的、技術落後但能出口的服裝、製鞋、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依照當時的主流理論，發展此類落後的產業是無法趕超發達國家的，這種戰略是錯誤的，但事實是他們成功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和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啓動改革，實現經濟穩定並快速發展。但我國並未採取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取消所有保護補貼，而是推行所謂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雙軌制。對需要保護補貼的大型國有企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傳統的、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准入，並招商引資，政府因勢利導支持其發展。在80年代和90年代，國內外理論界認為，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所以要轉型。但他們認為最糟糕的經濟就是中國推行的雙軌制經濟，在雙軌制經濟中存在扭曲，會導致尋租，滋生腐敗，拉大收入差距，降低資源配置效率。

回首過去三十年，少數在轉型期中實現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採取的卻是被當時主流理論認為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中國、越南、柬埔寨即為典型代表。最早開始採用漸進雙軌制的國家是非洲的小國毛里求斯。60年代，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毛里求斯採取的也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進口替代戰略，存在諸多扭曲，70年代開始轉型，轉型方式也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設立一個加工出口區，通過招商引資，專門發展成衣和紡織業，將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的成衣業和紡織業引進毛里求斯生產，加工出口區內一切放開，但園區外保留原有的扭曲，也同樣實現了快速穩定發展。今天，毛里求斯是非洲最成功的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一萬多美元。

所以，從理論上看是正確的政策，在實踐中往往不成功。少數幾個實現了快速穩定發展的成功經濟體，推行的政策在主流理論看來卻是錯誤的。而且主流理論也不能解釋其為何成功，比如，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等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都是市場經濟，或轉向市場經濟，似乎與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市場作用一致，但他們都同時有非常積極有為的政府。亞洲“四小龍”、日本和中國所採取的發展和轉型思路既不是結構主義所主張的只靠政府、忽略市場，也不是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只靠市場、政府退出，而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兩者兼而有之，有機結合。

理論應該是用於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從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視角看，上述成功的經濟體是不應該成功的。因此，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不能幫助人們認識這些經濟體為何成功。從改造世界的角度看，根據主流理論制定的政策是失敗的。我並非説，違背主流理論制定的政策一定成功，但我沒有看到按照主流理論制定政策取得成功的。換言之，主流理論不能幫助人們改造世界。基於此，我們必須對現有理論進行反思。

我1987年回到國內工作，1988年出現第一次的高通貨膨脹，達18%。從西方學過理論回國的人看到如此高的通貨膨脹，一定認為應該提高利率。提高利率後，投資需求就減少，儲蓄將增加，消費需求也會減少，總需求減少，通貨膨脹就會下降。但當時中國推行的不是提高名義利率，而是通過治理整頓的方式，砍投資、砍項目，以壓低總需求。從主流理論來看，這是絕對錯誤的，説明政府不理性。

既然如此，從1979年到1988年中國如何實現每年10%的增長呢？背後一定有其道理。後來仔細一想，因為中國有一大批資本很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不能倒閉或破產，否則，將引發大規模失業，造成社會動盪，而且相當多的國有企業關乎國防安全。在此狀況下，如提高利率，因資本很密集，主要成本為資金成本，將造成虧損。在虧損狀況下，如政府不補貼，這些國有企業就會倒閉，造成大規模失業，或危及國防安全，所以，只能給予補貼，財政補貼增加就要多發貨幣，這又將導致通貨膨脹。所以，更有效的辦法就是，砍投資、砍項目，整頓與社會穩定和國防安全無關的項目。從當時主流理論看，這一政策是錯誤的，但實踐證明是有效的。

同樣情形，最近，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退休，退休前他有一個反思，他説現代的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綜合宏觀經濟學在解決當前的危機是無能為力的。如2010年發達國家出現有點復甦的所謂“綠芽跡象”，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政策建議是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但他發現這個政策在理論上似乎非常清楚，推行的結果並未如預期。他現在認為，當利率接近零時，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需求會減少，投資需求並不會增加，所以二次探底。他認為，過去很多人反對利用發行貨幣支持政府赤字，現在很多經濟學家開始支持這個觀點。也就是説，發達國家的理論是在不斷變化的，發展中國家在採用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時，必須考慮其具體條件和適用性。

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時，我反覆強調要重回亞當·斯密，但不是回到《國富論》，不是回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提出的要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強調貿易和分工的重要性，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國富論》的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研究問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這樣才是科學的。

每個時代的特性各異，簡單機械地搬用《國富論》的結論或任何學者的研究結論，這樣的研究方法都是不對的，因為任何學者的研究結論都只是對過去某種現象的總結，而世界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因此，我們應該採用的是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決問題，而非根據《國富論》的結論去解決現在發生的問題。

因此，作為知識分子，如想以我們的努力貢獻於國家的現代化，必須注重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問題，當遇到問題時，不是照搬現成的理論，而是深入分析考察問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之路。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條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接近，根據我國的現象提出的理論對解決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會比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更具有借鑑意義。如能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本文發表於《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05頁-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