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諮文“首秀”背後：“温和化”的特朗普和他的務實小圈子-陳晨晨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晨晨】

剛剛完成執政首年之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了任期內首個國情諮文演説。其間有多個“感性”時刻，特朗普向到場的美國英雄們致敬，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藉此強調美國的獨特性，強調堅守“美國優先”戰略的必要性。“每一場考驗都會造就新的美國英雄，提醒我們 ‘我們是誰’，告訴我們’我們能做到什麼’。”

與競選乃至上任之初的特朗普式演説相比，國情諮文中的特朗普被視為那些共和黨的前任總統們越發接近。對於貿易保護主義，他隻字未提；在移民問題上，他首先強調對180萬自幼跟隨父母來到美國的非法移民敞開大門；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上，他呼籲兩黨消彌分歧，推進“公平的妥協”，重新塑造美國的實力與自信。

換句話説，在實際施政步驟中，特朗普漸漸棄絕曾經的淺白表達與情緒宣泄，在首篇國情諮文中，那些顛覆性的執政目標悄然隱匿。在2017年以前的任何一場演講中，以激進政策擊碎“華爾街－華盛頓軸心”、擊碎建制派傳統，曾是特朗普的一貫主題。而在他上任後，他與歷任總統有一點首先是相通的：曾以口惠獲得的總統職位，在登台後即刻將他丟入現實之中。

從宏觀層面來説，特朗普所面對的終極現實是美國在今時今日全球局勢中的處境與束縛。而在微觀層面上，特朗普所面對的現實，首先是他執政小圈子的動盪不定、人事更疊。一年以前的特朗普，為他帶入白宮的億萬富豪社交圈堅定辯護，這位在美國政治史中第一個以商人身份直接坐進橢圓形辦公室的總統，堅持自己從商界帶來的溝通方式與顛覆思維，他親手組建的政府是他對抗傳統政治的一種方式。他要與他親手任命的同僚一起，發動一場顛覆政治的“叛逆”。一年來他麾下的人馬雜沓、博弈混戰將他的政治掣肘和盤托出。

務實的商業精英們

在美國政治史中，總統個人決策小圈子向來是傳統官僚決策機制的重要補充。總統的個人核心決策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具體政策的制定出台，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甚至主導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以零從政經驗商業精英身份入主白宮的特朗普，對個人決策小圈子尤為倚重。與傳統決策歷史幾乎全然割裂的他，對美國傳統官僚機器本能疏離排斥，高度倚賴個人小圈子是他執政初期政治決策的重要特徵。

在特朗普的個人決策小圈子中，商業精英派佔據重要位置。從他競選起，他的商業夥伴與金主就以顧問角色為他出謀劃策。特朗普上任後，將其中有意參與政府事務的商界同類人帶入白宮小圈子。這些商業精英派成員既包括進入內閣高位的舊相識，如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和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還包括特朗普牽頭成立的總統顧問委員會成員，即製造業委員會、戰略與政策論壇和基建委員會。

1956年，美國政治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中寫道，二戰後美國經濟、政治、軍事三大領域權力集中，三大領域的精英相互滲透結合，例如公司富豪與政治精英之間的“旋轉門”，被視為商業與政治的“連鎖”。如果我們將特朗普的上台視為將商業與政治推向一種“極致連鎖”，那麼觀察他帶入白宮的商業精英網絡，無疑是觀察特朗普政府政治政策傾向的極為有趣的渠道。

在過去一年多的研究中，我與我的同事們從財富視角切入，觀察特朗普本人、他的首批內閣、以及他帶入白宮的總統顧問中的商業精英網絡，梳理他們的財富背景、財富結構、財富積累史中的財富行為與觀察特徵，以及潛在的政治政策傾向，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報告——《特朗普財產評估報告》、《特朗普內閣的財富背景與政治政策傾向》、《特朗普決策小圈子的財富背景與決策特徵》。

在這些研究中，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如今居於美國內核的商業精英們，他們的財富積累過程、從業經歷以及其背後的利益網絡，早已塑造了他們根深蒂固的政策傾向：作為美國經濟金融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並不真正認同特朗普競選時宣稱的加強金融監管、振興傳統製造業、反對全球化、提倡貿易保護主義等政策主張。

這些人包括特朗普現任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現任財長史蒂芬·姆努欽（Steven Mnuchin），也包括特朗普上任之初任命籌備基建委員會的億萬富豪地產商理查德·萊弗拉克（Richard LeFrak）和史蒂芬·羅思（Steven Roth）、製造業委員會主席、陶氏化學董事長安德魯·利韋里斯（Andrew Liveris）、戰略與政策論壇主席、黑石集團創始人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等人。後述四位以非正式總統顧問身份進入白宮，以更靈活、私密的方式影響決策。

威爾伯·羅斯，圖片來源：維基

這些商業精英成員的整體政策傾向偏向開放、穩健、務實，與特朗普競選時期的激進、極端承諾相悖。這種矛盾，持續折射特朗普政府權力內核中商業精英之間的張力與博弈，折射美國的現實困境。在執政初期的特朗普政府內部，商業精英彼此的認同尚未形成。這一矛盾現實，是特朗普“美國優先”目標難以落地的直接掣肘，也是特朗普決策小圈子內部變化的重要動因。

以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向為例。特朗普內閣的商務部長與財長均來自華爾街。從特朗普自身所代表的結構性經濟權力來看，如果説特朗普的崛起是傳統產業精英對經濟金融化與全球化負面效應的一種糾偏，這種糾偏的前景卻並不光明。特朗普的執政之路本質上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是金融化與工業化之爭，是再金融化與再工業化之爭。

去工業化的積重難返，讓這場勝負較量並沒有多少懸念。特朗普難以單純依靠傳統產業精英，去執行他的政治邏輯。他將華爾街的商業精英們帶入白宮，然而這些精英們並不真正認同他的政策理念與行事邏輯。這正是特朗普富豪內閣和小圈子政治本身的悖論。

無論在國情諮文中，特朗普如何突出他執政首年的政績，他都難以兑現他競選時提出的執政目標。這也是為什麼在2018年國情諮文發表後，觀察家們甚至認為“美國優先”目標內涵可能正在悄然演變。

核心決策圈動盪持續

特朗普執政首年，“美國優先”目標的落地困境已經彰顯。一方面，他的執政小圈子內部務實化、極端派邊緣化現象明顯。另一方面，面對迫切的掣肘，為了維繫支持率，特朗普轉而在極端議題上加快行動，比如非法移民問題。然而這一行動反過來又加速了特朗普小圈子內部商業精英網絡的分化乃至肢解。

從競選全程到執政初期，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問題上的承諾與政令是他最可辯識的舉動。入主白宮後的特朗普在諸多議題上行動遲緩，但他入職第一週就頒佈一系列移民政令，以此迎合他的選民。2017年1月25日，特朗普就移民准入與邊境安全問題、涉及境內非法移民的執法問題頒佈兩道政令。1月27日，第三道政令頒佈，其中包含引發軒然大波的“禁穆令”，特朗普宣佈，在90天內全面禁止向來自七個伊斯蘭國家的所有公民頒發簽證或難民許可。

2017年夏天，特朗普坐進白宮橢圓形辦公室不足七個月，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爆發種族暴力流血事件。夏洛茨威爾事件爆發後，特朗普的第一反應是強烈譴責“多方面的仇恨，偏執和暴力”，對白人至上主義者隻字未提。

這一反應立刻引發更大撕裂。在特朗普拉入總統顧問委員會的商界精英里，有數人立刻辭職，包括默克董事長肯·弗雷澤（Kenneth Frazier），英特爾董事長布萊恩·科茲安尼克（Brian Krzanich），安德瑪董事長凱文·普朗克（Kevin Plank），還有美國製造業聯盟主席斯科特·保羅（Scott Paul）。而特朗普原先打算就1萬億美元基建投資計劃而籌建、同樣集結起一眾商界領袖的基建委員會也迅速宣告解散。

縱觀2017年，如果説禁穆令的頒佈曾是一個支解特朗普背後商界精英網絡的時刻，夏洛茨威爾事件的發酵是又一個這樣的時刻。梳理夏洛茨維爾事件後，特朗普身邊商業精英派成員的去留可知，當初由他指定擔任總統顧問委員會領袖的數位成員選擇留下，他們並未遠離決策中心。然而總統顧問委員會本身的肢解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當所謂“美國優先”目標強行落地、真正去挑戰已經根深蒂固的社會傳統時，商業精英出於商業利益與立場分歧考量立刻站隊。

夏洛茨維爾事件後，有記者將電話打遍地產圈，助理們推辭説老闆在出差或者在開會，儘量躲閃。而有幾個過叢親密的生意夥伴，恰恰因為與特朗普的往來為人所知，反而被迫公開譴責，避免殃及商業利益。

2018年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無論特朗普的小圈子政治內部如何演進，商人總統在決策進程中的特立獨行，與美國傳統政治體制之間勢必存在持續博弈。特朗普仍將持續面對多重張力。

一重張力是民眾：那些期待他兑現承諾的鐵桿選民們，那些在紐約街頭從他一家酒店遊行到另一家酒店的抗議者們。一重張力來自黨派政治，包括共和黨內訌和兩黨之間的博弈鬥爭。

而最直接的一重張力來自體制架構與官僚機器本身。坐在白宮辦公桌前的特朗普，仍然面對星羅棋佈的制度藩籬，和龐大官僚機器的慣性。他的個人決策特徵與美國傳統政治的艱難磨合中，註定了現任美國政府核心決策圈的動盪不安仍將持續下去，不停有人離開，不停有人補位上來，總統在動態中尋找顛覆與平衡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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