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無問西東》對清華傳統的片面呈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杜建國】
講述清華大學百年曆史的電影《無問西東》裏，清華（兼西南聯大）學生、“三代五將”出身的世家子弟“沈光耀”在抗戰中投筆從戎、加入國軍空軍並駕機與日艦同歸於盡的故事，令無數人感動不已。影片也試圖通過塑造沈光耀這一集高富帥、清華學子、空軍英雄於一身的形象，來改變公眾對民國上層精英的認識。
王力宏飾演的沈光耀
大家都知道，沈光耀的原型就是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誨（1911—1937）。1932年清華畢業後，沈崇誨加入國民革命軍空軍，任空軍第2航空大隊9中隊分隊長，1937年凇滬會戰中犧牲，犧牲原因過去都認為是“駕機撞沉日艦出雲號”。2015年8月，民政部公佈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沈崇誨位列其中。
沈崇誨（左二）當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參加體育比賽獲獎的合影
其實，清華大學的抗日傳統，並非只有以“沈光耀”為代表的“精英抗戰”這一脈，還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話）、而又風格迥異的另外一脈。很遺憾，影片對這一脈隻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現給觀眾的就不是一種全面的完整的清華精神或傳統，而是一種片面的、不完整的清華精神或傳統。
那麼，清華的這另一精神或傳統是什麼呢？在“精英抗戰”之外有沒有其它的如“精英與平民相融合實現全民抗戰”這樣的傳統？讓我們從另一個清華學子張甲洲説起，他於2014年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羣體名錄，比沈崇誨還要更早，儘管今天沒有多少人記得他了。
一、張甲洲——第一個棄筆從戎、抗擊日寇的清華學子
張甲洲，字震亞，號平洋，1907年5月21日出生在黑龍江省巴彥縣振東鄉繁榮村一個富裕的的地主家庭。儘管學習成績優異，不過自1923年到1927年間，因參與反日反軍閥的學潮，張甲洲先後三次被齊齊哈爾與瀋陽的不同學校除名。
1927年春，張甲洲和巴彥籍同學於天放等結伴從關外來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甲部（理科），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級，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因在校內參加活動被國民黨拘押，期間認識了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馮仲雲（日後的東北抗聯領導人）。馮仲雲1926年考入了剛剛成立的清華大學數學系，（據説）成為當時熊慶來教授唯一的學生，熊慶來是中國現代數學的先驅人物，還以發現華羅庚並將其破格延入清華任教等事件而知名。
這時候馮仲雲因為要畢業離校赴哈爾濱商船學校任教並在當地開展工作，便勸張甲洲來清華，好接替他的清華黨支部書記的職務。於是，1930年下學期張甲洲便從北大物理系退學，報考了清華政治系，以第二名（有説是第一名的）的優異成績被錄取考。用現在流行的説法，張甲洲可謂是那個年代的貨真價實的“學霸”。
張甲洲
在清華期間，除了擔任校黨支部書記，張甲洲還擔任過中共北平西郊區委書記、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北平市委代理書記等職務。張甲洲在清華的副手，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胡喬木，1930年他考入了清華物理系。上世紀八十年代胡喬木在給巴彥方面的回信中稱：“張甲洲是我在清華時的同學，當時他是黨員，我是團員。他是我的領導者，為人非常正直，對黨十分忠實，很有能力和魄力。對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極為懷念”，“他性格堅強、豪爽、熱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動能力”。
除了文理兼通學習優異，張甲洲長得人高馬大，年少時還練過武術。這些多方面的稟賦，在那個年代，足以讓他成為一個風雲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將東北拱手交給日寇。當年冬天，平津高校學生南下去當時的首都南京向國民黨請願或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復東北，張甲洲是該運動的積極分子，負責糾察工作。12月17日珍珠橋事件發生，各地請願與示威的學生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最後被強行驅逐出南京、遣返回各地學校。
離開南京時，張甲洲去了上海，與當時中共軍委負責人周恩人有過會晤。
1932年4月，張甲洲帶領於天放、夏尚志（法學院）、張清林（中大）、張文藻（師大）、鄭炳文（東京工大）等數名黨員大學生從北平返回黑龍江，開始組織抗日武裝鬥爭。其中於天放也來自清華，是1929年入經濟系的，後來他因打死日本看守逃出監獄而名噪一時。
1932年5月16日，在張甲洲領導下，巴彥抗日游擊隊正式成立，有二百餘人。這是由中共領導的第一隻東北抗日武裝，張甲洲以及於天放，也因此成為第一批棄筆從戎、走上抗日戰場的清華學子。
巴彥游擊隊組建後，一開始發展得比較順利，上級派來了趙尚志跟張甲洲做搭檔，一起領導隊伍，鼎盛時期直接與間接控制的總人數達到數千人，曾打下兩座縣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彥游擊隊本來可以成長壯大起來，但令人惋惜的是，王明“左”傾路線摧毀了這一可能。
巴彥抗日游擊隊指揮部領導合影。前排坐在正中為趙尚志，其身後為總指揮張甲洲
今天，當論及東北抗日鬥爭最後失敗的根源時，多數人都認為是自然條件惡劣、同時日寇力量又格外強大等客觀因素所致，但這實際上主要還是由於主觀因素即錯誤的領導路線造成的。
九一八後，因為任由國土淪喪，國民黨在東北人民心目中已經聲譽掃地，難以與中共形成強有力的競爭；各界自發掀起的抗日運動，看似聲勢浩大，但是他們都各自為戰，看不到最終出路何在，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力量來引導他們，為他們提供一個有希望的選擇，同時將他們聯合起來。這時候，中共若從東北的實際情況出發，奉行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豎起一面有號召力的旗幟，那麼，東北人民的抗日力量肯定會迅速壯大起來，如同日後中共在華北華中做到的那樣。
九一八前夕，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恰好代表中央來巡視東北，九一八後不久他接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當時，羅登賢根據東北的具體情況，提出了一條類似於日後的抗日統一戰線那樣的戰略，東北的抗日形勢本來可以向好發展，但是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恰逢王明“左”傾路線佔據了中共領導地位，東北的抗日前景就被他們給破壞了。
1932年6月24日，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即“北方會議”。會議指責東北黨“右傾”，反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強令“左”轉，要“組建紅軍”、“成立蘇維埃”、“打土豪、分田地”、“保衞蘇聯”，即實行一套脱離實際、形左實右、關門主義的極“左”方針（這不妨礙他們於幾年後又藉口統一戰線從極“左”跳到了極右）。隨後，羅登賢被撤銷職務遣回上海（不久即被捕犧牲），奉行關門主義的新領導取而代之。
1932年11月，傳達北方會議精神的巡視員抵達巴彥游擊隊駐地，張甲洲、趙尚志等人雖有牴觸，但是不得不接受上級指示。巴彥游擊隊番號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6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軍長，趙尚志任政委。北方會議的極“左”關門主義戰略，這種不是力求朋友越多越好而是唯恐敵人少了顯得自己不革命的思維方式，一經落實後，令巴彥游擊隊四面樹敵，很快由盛轉衰。1933年1月，巴彥游擊隊——紅36軍被徹底打垮了，隊伍最後不得不解散。
關門主義的極“左”路線，在實踐中撞得頭破血流，1933年夏天之後不得不緩慢做出調整，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不再叫紅軍，改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之後再改稱為“東北抗日聯軍”。這時候雖然放棄關門主義路線了，可是，壯大力量的最好時機已經錯過了。
隊伍解散後，張甲洲、趙尚志立即去滿洲省委彙報工作，結果新省委不僅不檢討自己的“左”傾領導錯誤，反而將隊伍失敗的責任推到他倆頭上，給他倆扣上了右傾的帽子，並將據理力爭的二人開除出黨。有種説法是張甲洲沒有被開除，而是省委藉口其關係在北平無法得到證明，因而不予承認。
遭棄用的張甲洲，於1933年7月化名去黑龍江富錦中學謀職，因能力出色被任命為校長，隨後又升任該縣教育局長。他利用職務之便，做了大量抗日工作。1937年夏天，北滿省委決定重新起用張甲洲，任命他為抗日聯軍第十一軍副軍長。
1937年8月28日，抗聯11軍派員接張甲洲前往抗聯營地，就在快要到達營地的時候，突然遭遇到一小股偽軍，對方胡亂放了幾槍，不偏不倚，一顆流彈擊中了張甲洲。一代英傑，正待重新大展身手之時，就這樣草草犧牲了。惜哉！
據説，周恩來1953年到黑龍江見到張甲洲的遺像時，情緒失控當場灑淚。今天，除了清華，北大的烈士紀念碑上，也刻有張甲洲的名字，他是這兩所學校共同的榮耀。
在沈崇誨參加抗戰五年多之前，張甲洲就已經在與日寇浴血奮戰了，請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時，巴彥縣民眾紀念張甲洲
二、一二九運動——近代清華最閃光的時刻
張甲洲以及馮仲雲、於天放、胡喬木等人所代表的這一清華傳統，並非是曇花一現，在他們離校之後，這一脈繼續頑強地生根繁衍，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砰然發力振臂高呼，一舉扭轉了中國的走勢。《無問西東》的片面性就在於對清華的一二九傳統隻字不提。
一二·九運動，大致是幾位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組織部長彭濤、宣傳部長周小舟、書記谷景生）與少數在校學生黨員具體策劃、發起的（筆者非一二九運動的專家，文中若有疏漏差錯，歡迎批評指正），其行動邏輯與次序大致如下：
先組織各學校的“黃河水災賑濟會”賑濟災民，在賑濟會的基礎上再成立“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由學生聯合會出面倡議各學校採取行動。聯合會的核心成員是黨團員或外圍積極分子，像主席是女一中的團員郭明秋，秘書長清華化學系的姚克廣即姚依林是剛入黨的黨員，此外還有總交通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總糾察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總交際燕京大學的黃華大概都也都是團員。聯合會決定12月9日各學校上街請願遊行，並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定為運動的口號，以便於團結更多的人。中共黨員雖然人數很少，但是由於掌握了學生聯合會，從而將運動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
清華大學在12月9日這一天出盡了風頭。由清華學生黨員蔣南翔執筆的《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中的“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呼喊，傳遍全國；燕京、清華的學生遊行隊伍們被阻於西直門外（城內參與的是東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師大、輔仁以及北大等校的學生）時，清華社會學系女生陸璀登高向民眾慷慨陳詞的形象藉助報紙廣為人知。
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
蔣南翔
五四運動時，從教師領袖陳獨秀到學生領袖羅家倫、許德珩、張國燾等，北大獨領風騷，一二九運動時，終於輪到清華顯山露水了。12月14日，北大教授、當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就説：五四運動看北大、一二九運動看清華。
當然，北大一向是不願甘居人後的，12月9日之後，正在北大數學系就讀的中共黨員黃敬與彭濤、姚克廣、郭明秋等人決定，趁熱打鐵，於12月16日再發動一場遊行。12月16日的遊行，北大等學校也積極加入進來，規模比一週前更大了。在南城天橋，黃敬在東北大學學生宋黎等人的簇擁下跳上電車對民眾演講的鏡頭，成為一二九運動留給後人最有代表性的記憶之一。
一二九之前，國民黨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一二九則讓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響遍全國，為歷史的轉折提供了輿論和民意基礎，沒有一二九就沒有西安事變，也就沒有全面抗戰。一二九運動，就是清華大學在近代對中華民族所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
《無問西東》中，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出鏡不少，他與一二九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12月8日晚上接到學聯次日遊行的通知後，清華學生救國會（即學生會）立即召集學生在大禮堂開會通過了參加的決定。半夜十二時左右，得知消息的梅貽琦叫人敲鐘，召集全體師生員工都到大禮堂緊急集會。梅校長聲淚俱下，勸阻學生們明天不要去遊行，説若上街一定會與軍警及日本兵衝突，是要流血的；説青年是國家的財富，愛國我很同情，但愛國也要愛校，這樣鬧下去學校可能被迫停辦，清華傳統就要中斷了。
《無問西東》中的梅貽琦
梅校長言畢，救國會即學生會主席、哲學系學生陳其五（劉毓珩）立即表達了相反的意見，他説梅校長是出自好意，但愛校首先要愛國，國之不存，也就沒有學校了；為了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愛國青年不怕斷頭流血。陳其五的講話，得到同學們的鼓掌支持。梅校長的勸阻失敗了，幾個小時以後，清華、燕京兩校同學千餘人就步行進城，拉開了一二九運動的大幕。（參閲陳其五：《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些情況》）
坦率地説，論起對中華民族的貢獻，陳其五、蔣南翔、陸璀、姚克廣等廣大清華學生大概要比陳寅恪等“大師”們大得多，他們思想敏鋭而又勇於擔當，憑藉自己的主動出擊而有力地干預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很奇怪，清華的這一重要歷史貢獻、清華的這一重要傳統在《無問西東》中竟然沒有得到任何展現。既然崇尚“無問西東”，那就應該既講西也講東，儘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清華豐富的歷史與多樣的傳統展現出來，可是，落到實處的卻是選擇性地厚此薄彼、揚此抑彼，一面過分地突出乃至拔高某一傳統，一面又對另一傳統視若無物。標榜“無問西東”，變成了“只問西不問東”、“只褒西不言東”。
《無問西東》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泰戈爾訪問清華以及陪侍泰戈爾左右的幾位人士的逸事，但是，對一二九運動卻不置一詞，不得不説，這是對清華歷史、對清華學子的極大的不公平。像梅貽琦校長與廣大清華學生在凌晨時候的那場交涉與衝突，無論從其實際歷史意義還是從生動的故事性來看，都要比泰戈爾那些空洞的不知所云的玄談清論更值得拍成電影。
泰戈爾訪問清華
一二九遊行後沒幾天，1935年12月25日，清華物理系的學生錢偉長與凌則之（1940年百團大戰中犧牲）等二十幾位同學（含一位女生吳瀚）組建了南下自行車抗日宣傳隊，頂風冒雪，穿越大道阡陌，深入鄉村市鎮，宣傳全民抗日，一直騎行到南京。緊跟着，以千百計的平津學生也都走出校園宣傳抗日，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運動。在我看來，無論實際意義還是美學意義，錢偉長他們的實踐都要遠勝於影片中“吳嶺瀾在日機轟炸下講讀泰戈爾”的虛構故事。
“沈光耀”、沈崇誨能因為國捐軀而在今天被我們銘記，其實也要感謝一二九運動。沒有一二九運動，就沒有全國輿論的轉變，西安事變就不會發生，也就沒有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也就是説，若沒有一二九運動，國民政府面對日寇的侵略與蠶食，將一如既往地逆來順受苟且偷生，窩窩囊囊地不抵抗下去，沈崇誨將報國無門，連上戰場為國犧牲的機會都沒有，除非他跑到關外去找他的清華校友張甲洲、於天放、馮仲雲。只談“沈光耀”不談一二九，這不光不公平，也抹殺、掩蓋了歷史的因果連續性。
抗戰爆發後，清華南遷，在長沙與北大、南開組成了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旋即又遷至昆明。《無問西東》中“沈光耀”故事的開始，就是1938年初西南聯大的師生們從長沙趕赴昆明的場景。現在還健在的宋平，是1935年考入清華化學系的，他也在那時離開了長沙，不過他沒有隨校前往昆明，而是輾轉去了延安。
在抗戰中堅持辦學的西南聯大，裏面既有“敗北主義者”聚在一起鼓吹“屈服”（見後面詳述），也有像李政道、黃昆這樣的寒門子弟與楊振寧這樣的書香世家子弟，跟隨吳大猷教授在艱苦的環境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探索，也有一二九精神的薪火相傳。
抗戰結束後，聯大的表現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當時，國民政府無視民意、欲撕毀雙十協定重新發動內戰，聯大學子們率先站出來，無懼特務的手榴彈、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來阻止內戰爆發。1945年昆明一二一運動以及聯大學子們為此付出的犧牲，也是不該被我們所遺忘的。從一二九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喊，到一二一運動阻止內戰重新爆發，這是一脈相承的一個傳統，這是清華、是西南聯大對中華民族的始終未曾中斷過的奉獻。
很遺憾，影片也絲毫沒有談及西南聯大的這些貢獻。
三、從偽造的沈崇誨駕機撞艦故事看中國貴族的失敗
《無問西東》試圖將沈光耀這個“三代五將”出身的清華與西南聯大學生塑造為一個“高大全”的精英或“貴族”典範。有位推崇該片的影評人對“沈光耀”的顯赫出身與精神“高貴”做了如下解讀：
“王力宏演一個西南聯大的富家子沈光耀，後來參加了空軍。沈光耀這角色到王力宏身上百分之一百二地貼合，相互成就。沈光耀的人設是來自廣東的富家子，最好的物質和最好的教育里長大，嶺南有習武傳統，還有師父教他武術，所以文武雙全。王力宏本人一直有出身名門的標籤，家中個個高學歷。王力宏是堅持keep fit的優質偶像，沈光耀是體能超棒的飛虎隊飛行員。最重要的是：他是海外長大的華人，所謂‘陽光沒心機沒有被欺負過’的臉，正好適合去演出類拔萃的世家子弟，乾淨、清朗。米雪和王力宏共同完成了‘貴族’的塑造。她一登場，就解釋了這麼出色的孩子從何而來。因為沈光耀和他的家族足夠可愛，他死的時候才催淚。”
那麼，抗戰中乃至整個近代以來的中國的精英或“貴族”們真的那麼“出類拔萃”“足夠可愛”嗎？
不客氣地説，1840年年以來，中國的精英世家、上等階級，就其在抗敵禦侮方面的表現來看，實在是德不配位、才不配位，徒有其名、徒有其表。就拿近代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來説，這次戰爭不同於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庚子之變，中方並沒有處於明顯弱勢，與日本實力相當，可是仍舊一觸即潰一敗塗地。北洋水師的將領中，固然有鄧世昌這樣的欲與敵艦同歸於盡的忠於職守者，但更多地則是一羣既無能又膽怯的猥瑣之輩。北洋水師戰敗投降，整個艦隊最後竟然被日軍全部掠走，寫下近代全球海軍史上最恥辱一頁。投降後，北洋水師的將領們也有不得已而自殺的，但他們大多數選擇的方式竟然是吞鴉片，軍人之尊嚴蕩然無存，僅有一位開槍自盡，為自己保留了些許顏面（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
紳士精英、“三代五將”們若真的像《無問西東》裏描繪得那樣“出類拔萃”、那樣“高大全”的話，那麼中國又怎麼可能會接連不斷地遭受長達一百多年的恥辱呢？
即使是令《無問西東》無比推崇的那支精英化的國軍空軍，其戰績也並不出色，對此最有力的證據就來自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誨。沈崇誨“駕機撞沉日艦出雲號”的故事，流傳已久，沈崇誨也是因此而被民政部於2015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錄的，但是，這並非是真實的歷史，因為日艦出雲號直到1945年7月才被美軍炸沉。我沒有貶低沈崇誨烈士的意思，烈士就是烈士，無論是失事而犧牲還是被日寇擊落而犧牲，他永遠值得我們緬懷，我想批評的是國民黨自己打仗無能表現不佳，就靠編造情節極端的故事來“鼓舞人心”的做法。。
近年來，吹捧國軍空軍的神話很流行，老的如駕機撞沉出雲號，新的則有“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的故事（類似的還有被寫進小説、搬上舞台的“八百冷娃投黃河”之類的）。與這些廣為流傳的神話相反，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空軍只是偶有亮點。
國軍空軍為何戰績不佳？原因之一恰恰極有可能就是被《無問西東》所欣賞的精英化。近年來因為國軍空軍中盡是豪門世家子弟，而被眾多人贊為中國唯一一支精英軍隊。世家子弟從軍報國，當然無可厚非，不過，當時空軍待遇要比陸軍等好得多，不能不説這也是吸引世家豪門子弟的原因之一。時任國民政府空軍顧問的美國人克萊爾•李•陳納德後來在回憶錄中指出，國軍空軍正是因為精英化導致戰鬥力受損：
“儘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國空軍的實力並未得到實際增強。有件事情很説明問題——意大利人開辦了一家軍事航校，實行‘寬進寬出’的政策。也就是説，不管能力如何，學員只要耗完必須的學時就可以畢業。據説，蔣介石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很滿意’。眾所周知，中國飛行員主要來自上流社會，美國航校出於各種原因將不合格人選掃地出門時，經常會受到多方面的壓力，蔣介石也會被攪得寢食不安。較之美國人的嚴肅認真，意大利式的殷勤顯然更符合中國人的胃口。他們的辦學方式迎合了中國人一團和氣的固有心態，卻毀了中國空軍。”
美國飛虎隊
這種一刀切重出身而不重能力與表現的弊病，其實正是幾千年來東西方精英社會或門第社會一直無法擺脱的伴生物。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損失很大、犧牲很多，戰果卻與之不成比例，很難説與過於精英化沒有干係。
還要指出，影片講1938年西南聯大剛遷到昆明時，美國人就在大規模地幫助中國空軍，這也是與當時的事實不符的。抗戰初期，只有極少數美國人作為空軍教官在昆明，所起作用也非常有限，當時對中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援助其實是蘇聯，其中就包括給中國空軍提供飛機與直接派遣援華飛行隊來與日寇作戰，從1937年到1940年，蘇聯援華飛行隊取得了輝煌戰果。陳納德直到1942年才組建起來的飛虎隊，也是名大於實的，飛虎隊是僱傭軍而非正規軍，其中好多飛行員只是民用航空退下來的。
不僅僅是空軍，當時整個上層統治階級或精英集團，無論老精英還是新精英，無論老軍閥還是新軍閥，他們在抗戰中的表現也大都無法令人欽佩。
如淞滬會戰，是國軍主動發起的，國軍試圖調集精鋭重兵，趕在日本本土大量援軍未開到之前，將駐守上海的三四千日本海軍陸戰隊予以殲滅，可是，即便是這樣一場握有明顯兵力優勢與戰機的戰役，國軍竟然也不勝反敗，國軍不僅未能實現任何階段性目標，而且多年培育的精鋭部隊，毀於一旦。
會戰期間，數以萬計的國軍士兵前赴後繼衝向日寇，其英勇精神世所罕見，可是這一切都低消不了上層指揮者的無能。除了盲目驅趕士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衝向敵人的炮火白白送死這種最簡單的戰略戰術之外，以靠偽造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履歷才得以在軍界起家的蔣介石為代表的精英集團，幾乎沒有展現出多少值得稱道的軍事素養。“三代五將”、世族豪門，平日裏看起來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可是關鍵時刻，有幾個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淞滬會戰
肉食者鄙，這話用到國軍抗戰上面，再恰當不過了。
早在淞滬會戰三年前的1934年，魯迅就已經通過《非攻》（收入《故事新編》）這篇小説，準確地預見到了民國精英集團的幼稚與低能：
“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
這堪稱是對民國精英集團在凇滬會戰中採用的戰略戰術指導思想的最準確的概括。自1928年濟南慘案開始（國民黨奉行對日不抵抗政策，始於此而非始於九一八），精英集團先是認慫不敢抵抗，後來又跳向另一個極端，絕望地歇斯底里地驅使士兵、人民去做無謂的犧牲，那種為戰勝敵人所需要的勇氣與智慧，整體上講，他們始終就不曾擁有過。
抗戰勝利，主要是靠任常倫、於華虎、馬應元、劉黑仔這樣的農民，靠節振國、馬立訊這樣的礦工用刺刀、手榴彈、炸藥包拼出來的，是靠王二小、安順花、戎冠秀這樣婦幼扛起來的，而不是靠什麼“三代五將”的“少爺”（《無問西東》中僕人對沈光耀的稱呼）的神話吹出來的。抗戰勝利，就是最最普通的中國人民的榮耀，靠着他們，靠着“全民抗戰”的銅牆鐵壁，中國才抵擋住了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才贏得了近代以來第一場反侵略者戰爭的勝利，才沒有亡國滅種。
也許有讀者會質疑我説：你提到的這些平民抗戰英雄，全都來自八路軍及其支持者，一個國軍的也沒有，你這種態度難道不也是選擇性的、不公正的嗎？很遺憾，這並不能怪我，因為我不知道任何一個國軍普通士兵英雄的名字。國軍犧牲的士兵以百萬計，可是幾乎沒聽説能有一個被視為英雄獲得榮耀並被廣泛傳頌的。民國精英不把自己的基層平民士兵放在眼裏，只把他們當作炮灰，只願驅使着他們去犧牲，而不願授予他們應有的榮譽。
2016年我到雲南臨滄時，才得知除了鼎鼎大名的滇緬公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還開工修建過滇緬鐵路，但未能修通。當地紀念館稱，為了修鐵路，先後徵用了30萬民工，其中，死者竟然高達將近十萬！説是視人民如草芥，一點也不為過。
滇緬鐵路
正因為國民黨高高在上，名義上標榜全民抗戰但內心仍舊是信奉精英抗戰，視士兵、視被抓的壯丁、視人民如草芥，才令中國人民付出的無比慘重的犧牲與所取得的戰果不相匹配。
當然，也不是説國軍毫無閃光之處，像入緬遠征軍脱離蔣介石控制改由史迪威直接訓練指揮後，戰鬥力就有了較大的提高。不過，《無問西東》結尾斬釘截鐵毫不含糊地斷言孫立人手下的部隊“擊斃日軍三萬三千餘名”，這“戰績”的水分未免就太大了些。
四、陳寅恪主張對日“屈服” ，民先隊員則上太行山
近二十年來，曾在清華與西南聯大任教的陳寅恪被輿論捧上了神壇，《無問西東》也在追隨這一時髦。一提起陳寅恪，他的擁躉們就愛講他出身顯赫，祖父為晚清維新重臣、湖南巡撫陳寶箴，他則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而從來不具體列舉一下這位“大師”的歷史研究到底有哪些地方高人一等了。
這位神一樣的後無來者的“大師”對事關中華民族存亡的現實問題，對抗戰又有什麼高見呢？七七事變後，陳寅恪便説：“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吳宓日記》）
一年後在西南聯大文學院暫駐雲南蒙自時他又賦詩《南湖即景》，稱“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斷恐待來生”，即抗戰勝利重返北平是不可能的，除非到來生。眼光如此短淺，持論如此悲觀、無力，這比汪精衞又高明多少呢？別人在與日寇奮戰，他在後方散佈失敗與絕望情緒，這值得被膜拜尊崇被大書特書嗎？
我絲毫沒有苛責陳寅恪的意思，因為在他那個年代，他這種觀點很普遍，與他觀點相同的精英知識分子如過江之鯽，他們在億萬中國人民面前自感高人一等，在外敵面前又低聲下氣充滿畏懼。
與陳寅恪同在聯大文學院的聞一多曾稱：“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同桌是一羣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着報紙得意洋洋説：‘我説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聞一多：《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不知道這羣敗北主義者裏面有沒有陳寅恪。
陳寅恪
好在清華還有與陳寅恪們不一樣的傳統存在，否則抗戰何談開始、何談勝利，只會一直不抵抗下去。相比於畏寇如虎、既對自己沒有信心又看不起人民大眾的民國精英與“大師”們，清華的那些既滿腔熱血又腳踏實地、既勇敢無畏又善於戰鬥、既好學上進又不高高在上的學生們，無疑更值得我們欽佩、感激。
一二九時，他們振臂一呼開闢了反對內戰與不抵抗的新的輿論形勢；一二九之後，他們立即組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冒着北中國的嚴寒，走出校園，深入田間街巷，向人民宣傳全民抗戰；全面抗戰爆發後，他們告別母校奔赴各個敵後戰場，與人民一起出生入死，直至爭得最後的勝利。據統計，盧溝橋事變前夕，清華大學共有學生708人，其中民先隊成員就有183人。當陳寅恪這些聯大的“大師”們呆在大後方説喪氣話的時候，黃誠、紀毓秀、凌則之、楊學誠、黃敬、李昌、白乙化、鄧力羣、康世恩這些青年學子們卻在江南、在冀中平原、在太行山上、在燕山腳下、在白山黑水與日寇奮戰。回首歷史，高下立判。
抗戰以來的中國歷史，甚至説五四以來的中國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大批貴族子弟或世族大家出身的知識分子放下身段、拋棄偏見，把自己看作普通的中國人民的一份子，與億萬下層大眾同舟共濟、攜手奮鬥、絕地求生的歷史，就是少數的“高富帥”跟無數的“矬窮醜”打成一片抱成一團的歷史，就是趙太爺錢太爺舉人老爺家的少爺小姐脱下洋裝長袍換上粗布軍裝與阿Q小D閏土祥林嫂們一起鑽進蘆葦蕩青紗帳裏打游擊，從而一舉扭轉近代一百年屈辱捱打的局面、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歷史。
《無問西東》卻企圖借“沈光耀”“少爺”的故事來恢復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貴族精英精神。坦率地説，即便按照所謂的精英標準，“沈光耀”的那個“三代五將”的出身，又有什麼值得炫耀的呢？能跟黃敬、姚克廣他們的家世相比嗎？從張甲洲、馮仲雲、胡喬木、陳其五、李昌、陸璀這些清華學生，到郭明秋、黃華、鄧力羣等非清華的一二九活躍分子，當年這些主動自願跟農民打成一片來抗擊日寇的，有幾個不是豪門大户出來的呢？一二九活躍分子中，我所知道的出身寒門的可能僅有宋黎、韓天石等少數人。
在西南聯大領導1945年一二一運動的袁永熙，據説祖上自明朝就一直做官，他的妻子陳璉，是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也畢業於聯大。他們的出身比什麼“三代五將”低賤嗎？
《無問西東》借林徽因女士來宣揚精英精神（林女士是否像他們宣傳的那樣暫且不論），在此我講述一位與林徽因有親戚關係的清華女性的故事，她叫陳舜瑤，至今還健在，她的祖母是著名的黃花崗起義烈士林覺民（《與妻書》的作者）的姐姐，也就是林徽因的姑姑（或堂姑）。她於1936年考入清華土木系，1938年離開西南聯大去了延安。她的姐姐陳舜英、陳舜玉分別是北平大學和福建政法學院的大學生，抗戰爆發後她倆也都到太行山上打游擊去了。
袁永熙與陳璉
誰也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誰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可是，若以自己的出身與門第來炫耀於人，鼓吹血統論，那就是缺乏對歷史的準確認知了。
五、中國普通老百姓就只能是愚民、暴民、窩囊廢嗎？
很奇怪，近代中國擁有四五億人口，可是，歷次對外戰爭中卻絲毫見不到有什麼明顯的兵力優勢，全部慘敗於西洋或東洋侵略者。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政府與統治階級同廣大人民隔着巨大的鴻溝，根本沒有動員能力，讓巨大的人力資源形同虛設，即使偶爾想投機取巧利用一下“民心”“民氣”，也以失敗告終。
直到抗戰爆發後，中國、尤其是在敵後根據地，才真正實現了最廣泛的基層動員。在類似於清華的凌則之、黃誠、紀毓秀這樣的知識分子羣體與任常倫、於華虎、馬應元、劉黑仔、節振國、馬立訊、王二小、安順花、戎冠秀們打破鴻溝融為一體後，中國人民才變得不可戰勝起來，才擊敗了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勝利，不是靠什麼“出類拔萃”的精英世家子弟，而是靠億萬下層大眾、靠全民抗戰取得的，也正是因此，中國的人民大眾才獲得了尊嚴。
“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這句看似平淡無奇的歌詞後面，反映出幾千年來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人民所從未有過的精神狀態，那就是他們終於憑藉自己的付出與鮮血而擁有了自豪感。
後來，主要由這些已經擁有自豪感的下層人民子弟組成的中國空軍在1950年代面對美國空軍時的表現，比“三代五將”的“沈光耀”們、比“飛行員主要來自上流社會”（陳納德語）的國軍空軍當年面對日軍時的表現，要優異得多。
《無問西東》在大力美化富豪、上等人、世族大家、在提倡精英精神的同時，對下等人、普通人、平民百姓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呢？不得不説，片中表現出了太多的鄙視、矮化（甚至醜化）。
片中所出現的不同歷史時期的下層中國人民，全都是一副卑賤的相貌氣質：抗戰時期雲南某村村民（他們是編導所欣賞的），是一羣由斷了雙腿的洋神父所牧的“祥和”的“羔羊”，每天眼巴巴地等着沈光耀從天而降的施捨（影片裏的雲南窮孩子正是靠了美國人施捨的奶粉、麪包，才活了下來並上了清華大學。尤其在中國借錢給美國、中國持有億萬美國國債、美國大力邀請中國到美國去投資的今天，還依舊沉溺於不仰仗美國的嗟來之食中國人就活不成的神話，真是難以理喻）；
60年代初期的北京男女工人，雖然不像上述雲南村民那樣可憐了，卻又換成了可惡、可憎，呈現出另外一副極端的面孔——蠻橫殘暴，是一羣險些將年輕的女知識分子王敏佳活活打死的惡棍、兇徒、混賬（至於在1962年是否能隨便打死人並不用承擔責任另論）；
到了當代，那家進城打工的農民生了四胞胎卻不能自己養活，成為富豪展示自己善心的道具。
要麼是一羣逆來順受苦中扮樂的愚民，要麼是一羣凶神惡煞般的暴民，要麼是一羣坐等富豪救濟的窩囊廢，這就是《無問西東》有意無意塑造出來的普通中國人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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