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未來五年美國為什麼不是中國的威脅？——兼與鄭若麟先生商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近日，鄭若麟先生髮表長篇宏文《未來五年，東西方衝突將以美國模式還是中國模式發生？》，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在交流中，我提出一些個人看法，他鼓勵寫成文章一起爭鳴，讓這個話題引起更多人的思考。於是我也就在此冒昧了。
鄭若麟先生長文約一萬字，共有四個部分：一、西方從未中斷對沖突的輿論動員。二、應建立未來五年中國與西方衝突的研究專題。三、四大力量板塊與三大沖突。四、未來五年來自美國的挑釁。
前三部分我都完全贊同，有分歧的是第四部分。或者説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未來五年美國不會是中國的威脅。或者確切的説，美國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美國給中國送來了戰略機遇期
首先，從個人因素來講，以高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是一個政治素人，沒有從政經驗，學習能力和改變也受限。過去一年的執政已經再次説明這個問題。他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但卻不是一個稱職的國家領導人。
從內政的角度，他上台以後，美國政治更加對立。媒體對他一邊倒的抨擊，甚至都到了多次出現假新聞的地步。民主黨更是抓住“通俄門”不放，窮追猛打。不同立場的民眾更上演全武行。身為總統他不但不為衝突降温，反而繼續火上澆油，甚至還曾在推特上轉發了三條由一個英國極右組織發佈的煽動性視頻。所以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執政黨同時掌控上下國會兩院的情況下出現政府關門，這並不令人意外。
從外交來看，一是他主動毫無利益交換地放棄許多過去美國針對中國的牌：價值觀、退出TPP。如果此前美國政府對顏色革命還頗有興趣和大舉投入的話，特朗普時代則完全廢掉了。
二是他以美國優先為由，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要求其他盟國負起更大的國防等責任，從而與歐洲盟國關係嚴重倒退，卻令中國的全球地位迅速上升。現在，中國不僅在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上繼續居於優勢地位，就是在過去一直處於配角的中美歐大三角也一躍居上。
三是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禁止多個伊斯蘭國家民眾進入，將極大惡化與伊斯蘭教世界的關係，也令中東陷入新的衝突期。除非未來美國改弦易轍，否則這個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四是和反恐有關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對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戰爭仍將持續，美國脱身很難。
五是普京很可能於今年3月再次贏得任期為六年的選舉。只要普京在任一天，他和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係都無法改善，俄美對抗而不得不拉攏中國的格局不會改變。
六是朝鮮在實質擁有核武器後，金正恩政權將長期化，朝鮮核危機也將長期化。除非美國改變策略：承認朝鮮核國家地位，從廢核改為限核，雙方關係正常化。但從目前看，這種可能性極小。目前特朗普的策略是以貿易換取中國在朝鮮問題的合作，而不是以朝鮮核問題為突破口向中國發難。
另外伊朗核問題也正處於不確定狀態，2017年10月特朗普拒絕向國會證實伊朗遵守伊核協議，下一步就有可能退出該協議，這將成為未來新的衝突熱點。
簡而言之，今天的美國不但主動放棄能夠遏制中國的牌，而且還得罪了要想遏制中國所必須依靠的長期盟國，同時還四處烽火，各方樹敵。由於美國主動的退出和任性短視的挑釁，令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大幅上升。應該説，特朗普時代確實是中國沒有想到而又渴望的戰略機遇期。
這個機遇期對中國的統一也是一樣。特朗普奉行美國利益優先，願意進行交易。他不可能為了台灣而付出任何代價，相反倒很願意利用台灣謀取美國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既有可能賣給台灣更多的武器，也有可能和大陸達成交易，促成台灣和平統一。
如果未來特朗普連任，這個機遇期將接近十年。如果特朗普只做一任，而且新的總統完全不認同特朗普的治國方向，那麼這位新總統至少兩年內的首要任務是重新收拾山河：修補特朗普這四年對美國和世界的傷害。這個機遇期也同樣會超過五年。
美國政治權力臣服於資本
其次，從制度層面講，今天的美國也不會和中國全面對抗。
一是由於制度原因，雙方對沖突的承受力不同。雖然中國經濟總體上仍弱於美國，而且中國對美國擁有巨大順差，發生貿易戰中國的損失或許會大於美國。但由於制度差異，中國承受力卻遠高於美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中心”的民本制國家，衡量政府的合法性標準是績效、結果而不是權力產生的形式。績效往往需要一個過程，而不是取決於一時一地。另外中國向來崇尚集體主義，多認為個人利益服從於國家。所以當美國引發貿易戰時，多數民眾會站在政府一邊。即使有少數不滿的羣體，由於中國是績效合法性，他們也難以有效挑戰和反對。
由於中國只有一個政治中心，也不會有不同政治力量造成的分裂或者為反對而反對。
而美國多個政治力量的民主制強調的是形式合法性，一旦民眾不滿，會較快通過選票體現出來。既可以針對總統，也可以針對議員。而且他們還會通過各種政治抗議活動施加壓力。在三權分立的情況下，議員又是來自各個地方，為了他們個人利益，利用制度安排所賦與的權力封殺總統的決定是很自然的事情。
美國這一制度特點，中國認識的相當深刻。比如最近美國對太陽能板和洗衣機發起反傾銷調查，雖然這並非僅針對中國一國，但中國立即回應對自美國進口的高粱展開反補貼反傾銷調查。之所以選擇高梁，並不僅僅因為中國是美國第一大高粱進口國，而是美國最大的高粱生產州為堪薩斯、德克薩斯和科羅拉多，這些州投票選舉特朗普的選民最多，將直接產生最大的經濟和政治效應。
至於反對黨早已從早期“忠誠的反對黨”演變為“為反對而反對”。冷戰後國會達成一致的情況也就是對外的反恐戰爭。2017年特朗普最大的政績税改法案，反對黨民主黨全體一致投了反對票。所以，假如中美髮生貿易戰或者其他衝突，反對黨一定會藉機發難，想盡一切辦法反對。
應該説從美國以及許多地方包括我國台灣的政治實踐都説明了一點，西方這套制度設計違反人性。在野黨要想執政的前提條件是執政黨表現的差。這除了取決於執政黨的能力大小之外，還取決於在野黨的阻撓甚至破壞。那種以為通過在野黨監督進而達到令執政黨表現更好的設計是違反自利人性的。事實證明也是不可行的。比如國民黨執政時和兩岸達成的服貿協定。台灣服務業的水平和競爭能力領先於大陸，大陸出於促進兩岸統一的需要也是儘量讓利，這一協定對台灣有利無弊。結果民進黨卻在“立法院”全力阻擋，甚至採用暴力手段、利用非法佔領“立法院”的學運，最終令服貿協定被廢掉。可是民進黨一上台，就宣佈過去國民黨時期通過的兩岸協定完全接受和遵守。
再者美國文化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利益至上，在大部分情況下，不會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事實上西方民主之所以出現這麼嚴重的問題，這也是根源之一：民眾享有一人一票所獲得的權力，卻沒有承擔相對應的責任。英國公投脱歐，許多民眾根本不瞭解退歐後的後果，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瞭解歐盟就投了票。
第二，中國的民本製成功應對了來自資本和大眾的挑戰。資本力量再強大，也無法掌控政治權力。所以中美髮生貿易戰，受到損失的資本和財團也只能承受，而無法向政治施壓。
這一制度特點在今天全球化時代極為重要。因為資本已經去主權化了，台灣著名企業家郭台銘就公開聲稱商人沒有祖國。臉書的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竟然僅僅為了避税（資本利得税）就放棄美國國籍而入籍新加坡。如果政治權力成為資本的附庸，就成為資本在全球謀取利益的工具，犧牲的必然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説在全球化時代，真正能夠捍衞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只有政治權力。
但美國一人一票的制度設計卻令政治權力臣服於資本——要贏得選舉就必須有巨量政治獻金的支持。至於今天特朗普時代，資本更走向政治權力第一線。所以，如果中美髮生貿易戰，自然要引發全球經濟特別是金融動盪。被稱為真正的美國政府、強大的華爾街第一個不同意，其他跨國集團如波音、微軟、蘋果、沃爾瑪等世界五百強也會立即跳出來反對。
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是這些巨頭們影響甚至決定了美國政府不得不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以他們的強大遊説能力，有哪個政客敢於抗衡？那麼今天，同樣身為財團之一的特朗普家族，要想自身利益不受損失，唯一的辦法也是不能和中國發生貿易戰。
二是由於制度原因，負責決策的政務官也不會選擇和中國對抗。
美國的公務員體系分為負責決策的政務官和負責執行的事務官。事務官和中國的公務員體系一樣：需要考試、只要不犯法和出現重大失誤都是終身制。政務官則是隨政黨進退：自己政黨勝選，就入職，敗選就離任。
這種制度導致任何一個政務官——除非離任就到退休的年齡以外，在上任的時候就要考慮四年或八年後的退路。而且由於政務官更換頻繁，許多政務官任職也就只有一年或兩年。這不妨參看一下過去的一年特朗普更換過多少閣員。小布什政府唯一任滿八年的是勞工部長趙小蘭。
政務官的去處一般有四個：大公司、智庫（包括自己創立智庫）、遊説單位和外國公司。
這裏的數據非常多，僅舉幾例。以美國第111-113屆國會離任成員任職去向為例，根據CRP（“旋轉門”數據庫）數據統計，離任的國會議員中有超過30%的人會選擇加入遊説公司，超過15%的人會充當私營部門在華盛頓的遊説代理人，約20%的人會去私營部門擔任顧問。
福萊塔（Freitag）研究發現，從1897年到1973年美國政府中與公司有聯繫的公職人員佔比高達76%。在政府部門高層領導中存在大量曾在公司和銀行擔任過高管的官員。
事實上，收留和任用退任官員已經成為企業影響甚至控制政府決策的手段。
這裏需要説一下最高領導人。美國總統有優厚的退休金保障，但從實際來看，這些收入仍然難以滿足他們的開支。當然每個人情況不一樣。比如克林頓是因為打官司而欠下1100萬美元，負債累累。
而他們創收的方式一般是出書和外出演講。尤其是演講。還是以克林頓為例，2001年，克林頓的演講收入是920萬美元，2002年，他的演講收入為950萬美元，2005年的演講費收入為近750萬美元。於是許多國家為了利用他的影響，就以演講為名邀請他，並給予鉅額出場費。他退休後曾到中國發表演講，每次都收穫頗豐——2003劍南春集團就花了40萬美元邀請他。他甚至出席在海外和中國有關的話題演講也是日進斗金。比如由澳大利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2002年全球反獨促統大會”，就以30萬美元的價碼邀請克林頓出席。當然拿人手短，吃人嘴軟，自然少不了配合邀請方的需要。
特朗普夫婦和他們的豪宅
類似的還有同屬西方的歐洲。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卸任後去了俄羅斯，擔任俄德天然氣輸送管道公司監事會主席。法國前總統薩科奇在第二次出馬競選失敗後，仕途無望的他以獨立董事的身份加入了全球旅館業巨頭雅高集團（已在中國開展業務超過30年，和中國聯合開的酒店超過2000家）。
無論這些政務官去的跨國企業、需要企業資金支持的智庫、遊説單位以及國外，大都和中國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他們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在不得不考慮自己後路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會和中國對抗呢？
更何況今天中國實力更遠遠超過克林頓時期，對這些政務官的影響和吸引力更是巨大，更是無法得罪。
至於特朗普，他有家族企業，年齡也超過七十，他自然不會考慮退休後的去處，但他要考慮的問題更大：家族企業的發展和家族政治勢力的延續。如果他和中國翻了臉，這兩方面都會受到巨大損失。所以，儘管組閣時他延攬不少對華敵視的人，但他們迅速就失去了影響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班農。
中國的挑戰在內而不是在外
最後要説的是，美國誕生於農業文明時代的制度已經嚴重退化，形成了政治學者福山所稱的“否決體制”，成為美國政治衰敗的主要原因。共和與民主兩大黨在價值觀等多個領域上已經沒有共識，政黨競爭極端化導致無法妥協。政治僵局成為常態。1月20日，特朗普執政一週年的紀念日，雙方由於移民問題無法妥協，令2018預算案無法通過，從而聯邦政府再一次關門。這已是本世紀第四次關門了。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現在居然在這樣的問題上都沒有共識，雙方鬥爭到攤牌“三輸”（兩大黨和國家）的地步，由此可見美國政治體制失能失效到什麼程度。這樣的體制怎麼還能和已經如此強大的中國對抗？美國國防報告剛進行戰略調整，要把俄羅斯和中國視為頭號威脅，這邊政府就停擺，以致於國防部長馬蒂斯這樣説：“國會多年來難以通過預算，其對美軍造成的損害超過任何其他敵人。”
當然，正如我以前在多篇文章分析過的，西方和美國這個制度既無法選出優秀的領導人，也無法避免民粹主義人物上台。這怎麼能和總是可以選出優秀稱職的領導集體的中國進行競爭呢？
所以，未來五年乃至更長的時間，美國都不會對中國進行實質意義的挑釁。經濟上的摩擦會有——這在任何國家之間都是正常的，特朗普就一直用遠比對中國更為嚴厲的言詞指責德國操縱歐元剝削美國，而且這種衝突還有世貿組織等裁決機構，美國並不能任意所為。
那麼五年或更長的時間來看，東西方會如何？我個人的看法是五年後，西方兩大危機將全面激化，而不得不與中國一起攜手應對。一是由於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自動化導致中產階級進一步大幅萎縮，民粹主義將成為主流，直接威脅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礎。二是根據人口變化，歐洲全面伊斯蘭化將迅速成為現實。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圈英美加澳將不得不獨自撐起西方文明的衣缽。在這種情況下，和中國合作應對危機是唯一選擇。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最大的歷史價值就在於令美國錯過最後一個遏制中國的歷史機會。
如果作一個結論，應該説未來中國的挑戰並不在外部。對於大國而言，外部因素並不能決定其沉浮，內政才是第一位的。蘇聯之所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垮掉，是因為它自己已經無法持續。不管西方多麼妖魔化斯大林，但就在他這個時期，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倒移民：很多美國人為了擺脱當時的經濟大危機而奔向蘇聯。
簡單説來，中國的內部挑戰包括經濟轉型、國有企業改革、債務和金融風險、官僚體系在新形勢下的惰政、貧富差距、人口老化、社保體系維繫與提升、環境治理以及政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個個都十分艱鉅。但是隻要這些問題解決好了，任何外部挑戰都不足為懼。從大勢上看，今天中國仍然繼續崛起，西方依然繼續衰落，根源就在於此。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