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中梵關係正常化這事，梵蒂岡這次是真着急了-原泉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這兩天，兩條中國與梵蒂岡關係的“大新聞”，吸引了筆者的注意：據觀察者網1月24日報道，在牽動中梵的主教任命問題上，梵蒂岡做出讓步，已派代表團赴中國，要求兩位被其認可的主教，讓位給中方認可的主教；觀察者網2月2日報道，面對這一變化，台灣當局擬於2月3日派遣5名“立法委員”訪問梵蒂岡，企圖保全早已風雨飄搖的台梵“邦交”。

筆者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在“半死不活的台梵關係還需要續命嗎”一文中提到，台梵“邦交”早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梵蒂岡單方面降低對台“外交級別”之後便長期處於“半死不活”的半癱瘓狀態。但由於中梵關係的複雜性遠超一般人想象，所以雖然屢屢傳出梵蒂岡要同台灣當局“斷交”的傳聞，但這種隔一陣一發作的“月經”新聞對於台灣當局來説更像是“狼來了”。

然而這次，面對梵蒂岡對華政策的新變化，台當局急匆匆地派遣5名“立法委員”訪問梵蒂岡，似乎是嗅到了“狼真的來了”的氣息。為此筆者看了一下觀網的第一篇新聞，才發現台灣當局覺得“狼真的要來了”原來還真是有道理的。

“勸説”地下主教讓位，梵蒂岡這次是真着急了

據天主教的“亞洲新聞”的報道，梵蒂岡日前派遣代表團赴中國，“勸説”汕頭教區地下主教莊建堅“退休”，繼而讓位給2011年通過自選自聖產生的汕頭教區合法主教黃炳章，“勸説”閩東教區地下主教郭希錦服從合法主教詹思祿的領導，成為詹思祿主教的助理主教。

作為中梵關係的研究者，看着這些熟悉的名字，筆者知道，梵蒂岡這次真的是做出了實質性的讓步。因為即將取代地下主教的兩位合法主教，正是近二十年中梵外交鬥爭當中涉及的焦點人物，而圍繞這兩位主教的鬥爭和博弈的激烈程度，在某些方面連之前筆者提到的同教廷“結下樑子”的四位愛國主教都難以相比。

黃炳章主教，聖名若瑟，是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委員，廣東省青聯副主席，汕頭市政協常委，汕頭市慈善總會副會長，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主席，廣東省天主教愛國會主席、教務委員會副主席。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黃炳章（圖片來源：國際在線）

黃炳章年富力強，長期堅持愛國愛教原則，熱心公益慈善事業，在當地教友和羣眾當中頗有威望。2011年，經過教友推選，晉牧為汕頭教區主教。然而，為了在中國教會當中樹立絕對權威，奪取對中國教會的控制權，羅馬教廷無視中國教會的正當權利和當地廣大教友的心聲，仍然堅持只承認時年81歲，早已超過履職年限（天主教規定主教75歲以上應當退休）的汕頭教區地下主教莊建堅為汕頭教區主教。

在黃炳章無懼教廷“不承認其身份”，要求其“拒絕接受任命”的警告堅持履行職責之後，教廷對黃炳章處以“自科絕罰”（自動開除教籍）的處分，教廷內部反華勢力對黃炳章主教“裂教”的指責不絕於耳。而在教廷內部反華勢力和地下教會的煽動鼓譟下，各地部分不明真相的天主教徒在瀋陽非法聚集，使本計劃主持黃炳章主教祝聖典禮的遼寧教區主教裴軍民面對各種壓力未能成行，釀成了嚴重的政治事件，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造成了極為惡劣的消極影響。

詹思祿主教，聖名味增爵，是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政協委員，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主席，牧靈與福傳委員會主任。福建的天主教會歷史上是多明我會——曾經長期執掌宗教裁判所的天主教內頑固勢力在華的主要“勢力範圍”，因此福建的地下教會勢力比較猖獗，合法愛國教會的發展比較薄弱。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副主席詹思祿

即使在這樣艱苦的外部環境之下，詹思祿主教自2005年接替張實之主教成為閩東教區主教之後，仍一直堅持高舉愛國愛教的旗幟，致力於中國特色天主教神學理論建設和地上地下教會的團結和解，努力使教會的活動同社會主義社會、同國家的政策法規相適應，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發展。

他的努力工作大大改變了福建省天主教會的面貌，也觸動了教廷內反華勢力和地下教會的利益。因此，長期以來，受教廷內反華勢力操縱的媒體一直不斷地對詹主教進行污名化，將其渲染為“野心勃勃”，“不顧一切與所有人對立的主教”。在教廷反華勢力的眼裏，敢於堅持原則，不屈服於外界壓力的詹主教早已被打入“頑固不化”的另冊之中。

雖然在此之前，梵蒂岡認可了大部分自選自聖的合法主教，並就認可所有合法主教的問題上與中方多次進行談判和磋商，但此次梵蒂岡方面派員“勸説”地下主教“讓位”於合法主教，還是頭一遭。相對於之前梵方就主教任命問題給予中方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順水人情”而言，梵方此次出面“勸説”地下主教向合法主教“讓位”，可以稱得上是梵蒂岡為中梵關係正常化做出的第一個實質性的讓步。而鑑於這次事件所涉及的當事人的身份，梵蒂岡的這一舉動等於抽了自己以前反華政策的嘴巴，因此這個讓步的意義更加不同尋常。

如此重大的退讓，一方面反映出在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中，雙方的攻守之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中方開始掌握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的主動權，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梵方的立場出現重大鬆動，為實現中梵關係正常化不得不改變之前的頑固的反華政策，尋求向中方妥協。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到過，中梵關係正常化，時間在中國一邊，該着急的是梵蒂岡而不是中國。而此次梵方的重大讓步再一次佐證了筆者的觀點，看得出來，這一次，梵蒂岡是真的着急了。

反華勢力、地下教會、台灣當局，難逃棄子的命運

梵蒂岡在做出這一讓步後，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的表現可謂雲淡風輕，但是這一讓步在教廷內反華勢力、地下教會和台灣當局那裏卻是惹得一片哀嚎。顯然，他們沒有料到報應來得如此之快，對梵蒂岡當局的這一決定顯得有些措手不及。

據法國廣播公司報道，當汕頭地下主教莊建堅得知教廷要求他辭職的決定後“感到被出賣”，“心裏十分難過”，同時表示“拒絕對方（教廷代表）的所有要求”，更無中生有地指責教廷的代表“是有人冒充的”，其震驚、失落之情溢於言表。

而據觀察者網、亞洲新聞等媒體報道，香港的那位長期“退而不休”，一貫標榜忠於教廷的陳日君主教在此次事件之後居然公然跟教廷撕破臉，指責梵蒂岡“出賣”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並準備親自動身前往羅馬，勸説教廷“懸崖勒馬”，搞“洋上訪”。

香港的陳日君主教（圖片來源：網絡）

據各方綜合信息，長期以來宣稱台梵“邦交”“盡在掌握”的台灣當局，也嗅到了自己要被拋棄的氣味，急急忙忙派5名“立法委員”前往羅馬，乞求獲得與教皇見面的機會，奴顏婢膝，醜態百出。

當然，面對中梵關係的改善，反華勢力、地下教會、台灣當局的拙劣表演實際上不難理解。近年來，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飛速提高和中國同梵蒂岡的關係不斷改善，曾經猖獗一時，嚴重阻礙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的教廷內部反華勢力，地下教會和台灣當局面臨被邊緣化的窘境。不過，雖然這三股逆流的下場是可以遇見的，但是他們並不甘心自己被邊緣化的命運，一有機會，就給自己“加戲”，企圖挽回自己那本已少得可憐的存在感，阻撓中國和梵蒂岡的和解之路，有時甚至不惜讓梵蒂岡方面難堪。

2016年9月，河北省地下教會的一董姓神父在沒有經過中國官方和梵蒂岡方面的任何認可的情況下自封為“主教”，並以“主教”的身份發佈宗教命令，其如此不受控制的舉動大大出乎梵蒂岡當局的預料，使得梵蒂岡方面對其進行譴責，這種譴責對於地下教會而言是極其罕見的。

2016年12月，中國天主教第九次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為了向中國政府示好，梵蒂岡方面一改以往對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的消極態度，表態宣稱不反對梵蒂岡承認的主教參加這次會議。但不甘寂寞的陳日君隨後便發表談話譴責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然而內容卻還是什麼“受政府控制”，“違背耶穌基督精神”這種毫無新意的陳詞濫調，使得中國和梵蒂岡雙方都對他感到很不愉快。

至於台灣當局在梵蒂岡於20世紀70年代單方面降低對其“外交級別”之後熱臉貼冷屁股的“黑歷史”更是毋需多言，而隨着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的推進，台灣當局在向梵蒂岡獻媚討好方面可謂越發越沒有下限，甚至不惜為此出賣全中國人民的尊嚴。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梵蒂岡對華改善關係的意願不斷加強，台灣當局每一次獻媚討好活動都會招致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不滿，因此面對台灣當局的每次獻媚討好，梵蒂岡實際上處於一種“騎虎難下”的狀態，對於急於改善中梵關係的梵蒂岡來説可謂“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

在目前這種狀態下，這三股勢力越是給自己“加戲”，越是違背梵蒂岡同中國改善關係的意圖，這三股勢力對梵蒂岡而言便越沒有利用價值。而他們給自己不斷“加戲”，反而顯得自己越來越不受梵蒂岡的控制，使得自己由梵蒂岡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淪落為梵蒂岡企圖實現其改善對華關係的“累贅”，使得梵蒂岡為了實現自己改善對華關係的目標而不得不進一步拋棄他們。

總而言之，這三股勢力已然難逃自己稱為梵蒂岡“棄子”的命運，而他們現在跳得越高，他們離被徹底拋棄和走向覆滅的下場就只會越近。

警惕梵蒂岡“以退為進”的策略

應當承認，梵蒂岡此次“勸説”地下教會領袖向政府妥協，確實表明中梵關係正常化進程出現了有利於我方的質變，對於我方處理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遺留問題確實有所助益。但是這一舉動相對於龐大的地下教會和頑固的反華勢力而言，意義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梵蒂岡的退讓當中還隱含着“以退為進”的策略：目前中國大陸境內仍有40多個教區沒有合法主教履職，而這其中有30多個教區的主教職位由地下教會把持，而自塗世華主教於2017年年初去世之後，合法教會內僅有7位主教（馬英林，郭金才，嶽福生，雷世銀，劉新紅，詹思祿，黃炳章），他們沒有得到梵蒂岡的承認。用承認7位合法主教的地位換30位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對於梵蒂岡來説顯然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而通過莊建堅、陳日君等人的頑固立場和台灣當局的蠢蠢欲動可以看出，如果無條件地合法化地下主教將對於我國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天主教的健康發展產生多麼巨大的隱患。

福州泛船浦天主堂，又名聖多明我主教座堂，位於福州市倉山區泛船浦菖蒲墩，面對閩江，是福建省規模最大的天主教堂，1864年，由來華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創建。（圖片來源見水印）

更何況，2016年教廷關於承認馬英林、郭金才、嶽福生的主教身份的承諾至今都沒有落實，因此不排除梵蒂岡方面在政策上“殺回馬槍”，而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教訓也比較深刻，非常值得我們警惕。

總而言之， 這次梵蒂岡方面主動“勸説”地下主教讓位，的確反映了中梵博弈當中的力量對比的變化和梵蒂岡方面改善中梵關係的急切心情。但是，越是在我們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我們越不能大意，越是在梵方着急的情況下，我們越要保持冷靜。在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我們應當學習毛主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政治外交智慧，牢牢把握節奏，堅決掌握主動權不放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國教會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發展和中梵關係真正意義上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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