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弛：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
在中國考古學的學術傳統中，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劃分的節點一般是在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這種劃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學術實踐中對學術研究領域的區分，並沒有證據顯示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有截然可分的界限。
如果從千年尺度上的社會和文化變化來看，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時期也不無共同的時代背景，這就是中國以及中國連接歐亞大陸的文化和社會地緣關係的改變。
這種變化涉及歷史的很多方面，其中最為重大者有三：
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文化的衰落；
二是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徹底改變；
三是青銅時代全球化開始形成。
這三個“事件”應當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古代歷史，使得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可以一併作為劃時代的歷史階段。
一 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的衰落
自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的文化核心區域一直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
這個區域最遲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產生了一南一北的稻作和旱作兩個農業區，此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前段也就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廟底溝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油子嶺文化和崧澤—凌家灘文化時期，出現了像晉陝豫鄰境地區那樣的中心文化區以及面積在百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開始了社會複雜化的進程。
此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又出現了陶寺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高度繁榮期。社會文化的發展一直是不斷增長升級並且逐漸向外擴張的趨勢。
但在隨後的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時期，這個核心區域的東南部地區普遍發生了文化和社會衰落的現象。目前資料顯示的衰落過程是漸次出現的，最先發生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隨後出現在豫中以東的河南大部分地區以及海岱地區。
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最為發達的區域在江漢平原的北部和洞庭湖西部，這裏從屈家嶺文化開始逐漸出現了密集的聚落和大型的城址，其中江漢平原北部地區大洪山南麓的大型城址以及以城址為中心的聚落羣尤多，每隔10～20 公里就有一處。
洞庭湖西部澧陽平原沿大小河流發現石家河文化時期遺址192 處，不到5 公里就有一處。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也就是龍山文化時期，上述地區沿用數百年的大型城址全部廢棄，聚落數量急劇減少。
一項圍繞石家河遺址進行的全覆蓋式調查成果顯示，在以石家河為中心150 平方公里的範圍內，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時石家河遺址面積達8 平方公里，在石家河遺址西北的河邊以及東南部山腳下還有21 處面積在數萬平方米的小遺址，它們之間的距離很多在1 公里以內。
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遺址的面積縮小，只有約100 萬平方米，石家河遺址以外的同時期遺址只有1 處。之後的荊南寺文化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遺址數量沒有數據，但應當很少，是一個持續衰落的階段。
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最為發達的良渚文化時期，良渚遺址羣佔地面積達40平方公里，有遺址點200 多處。
中村慎一的研究表明，類似的遺址羣還有桐鄉—海寧遺址羣、臨平遺址羣、德清遺址羣、海鹽—平湖遺址羣、吳縣—崑山遺址羣、青浦遺址羣和常州遺址羣等。
其中臨平遺址羣距離良渚遺址羣只有20 公里。但在接下來龍山文化時期的錢山漾—廣富林文化遺址寥寥可數，太湖以東和以南發現的錢山漾文化時期遺址目前已知有錢山漾、葡萄畈、茅草山、三畝裏、仙人山、尖山灣、龍南和廣富林共8 處（據丁品在“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暨錢山漾遺址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2014 年11 月），廣富林文化在上海地區目前僅發現廣富林一處遺址，之後的二里頭文化時期馬橋文化仍不見好轉。
**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文化的衰落時期，原來的石家河、良渚文化傳統幾近消失。**特別是長江以北地區，被中原龍山文化和江淮地區的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所佔據，長江以南則開始多見嶺南和浙閩地區的文化因素，這種情況延續到二里頭文化時期。
二龍山—二里頭文化衰落時期的長江中下游經濟倒退，如下游地區肉食來源中家畜就下降到了良渚文化之前的比例。
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山東目前有魯東南、魯北城子崖遺址周邊、桐林遺址周邊和小清河流域四組系統區域調查材料可以引用，魯中南沭河上游地區的調查可能不是全覆蓋的系統調查，但也屬於專題調查的成果，基本代表了山東全境。
結果顯示龍山文化時期是聚落數量最多的時期，魯東南地區較此前大汶口文化時期增長了近20 倍，大汶口文化核心區域———魯中南地區增長了近一倍，並且有多處聚集成羣的跡象和明顯的等級差異，其中魯東南面積最大的兩城鎮和堯王城遺址的面積分別為256 萬平方米和300 萬平方米。
魯北則有城子崖和桐林兩座大型城址，其中桐林遺址的面積達200 萬平方米。但這些遺址中的絕大多數屬於龍山文化早期和中期，魯東南屬於龍山文化晚期的遺址只有15 處，嶽石文化時期遺址19 處，僅相當於此前的1/30，面積最大遺址——西寺遺址也只有9 萬平方米。
魯北小清河流域調查發現的6 處龍山文化遺址都屬於龍山早期，3 處嶽石文化遺址已經晚至商代早期。桐林周邊嶽石文化遺址的數量僅有此前龍山文化的1/10，大汶口文化的1/4。
只有城子崖周邊嶽石文化時期聚落的數量減少得沒有那樣劇烈，且城子崖為目前所知唯一可以確定的嶽石文化城址，這裏是嶽石文化中心區之一。這幾片區域都是在龍山早中期達到繁榮的頂點，從龍山晚期開始衰落並持續到嶽石文化時期，嶽石文化遺址甚至較大汶口文化時期普遍少50%以上。
龍山文化晚期至嶽石文化的持續衰落應當是整個山東乃至黃淮地區的整體情況。從文化變化的情況來看，大汶口文化晚期開始至龍山文化早中期，山東地區的大汶口和龍山文化包括魯西南豫東的王油坊類型持續向淮河流域擴張，一直到長江以北，正好對應了大汶口晚期至龍山文化早中期山東地區文化繁榮、人口劇增的現象。這一情況直到龍山晚期停止，淮河流域的嶽石文化遺址也不多見。
河南境內豫北地區以安陽為中心800 平方公里的系統調查發現大司空文化8 處、龍山文化28 處和下七垣文化8 處。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下七垣文化遺址的數量減少了近70%，僅相當於大司空文化時期。
豫南缺乏系統調查的數據，但根據南陽盆地南召、鎮平、內鄉、南陽、鄧州和新野共52 處史前遺址複查資料可知，這裏史前文化最為興盛的時期為仰韶文化中晚期，共有聚落44 處，此後的屈家嶺文化時期25 處、石家河文化早中期15 處、龍山文化30 處，但存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堆積的遺址僅2處。
潁河中上游地區調查發現仰韶晚期—龍山早期11 處、龍山晚期26 處和二里頭文化遺址21 處，其中龍山文化有王城崗（50 萬平方米）和瓦店（100 萬平方米）等大型城址和遺址，二里頭文化則都是中小型遺址。
這些區域包括豫北和豫南的河南東部地區，大致可見龍山文化時期是人口和聚落最為繁盛的時期，但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則出現了普遍衰落的情況，而且有跡象表明衰落的時間可以提早到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期）。
即使在豫中鄭洛地區也有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一期的一段衰落時間，面積最大的遺址是二里頭一期和新砦，均為100 萬平方米。
關中地區沒有系統調查材料可以引用，這裏在龍山文化時期是所謂客省莊二期文化的早期，二里頭文化一期、二期在關中西部為客省莊二期文化晚期（雙庵類型晚期），東部為老牛坡類型，而二里頭文化三期、四期時關中東部及漢中地區是二里頭文化分佈區域，關中西部只有零星分佈的望魯台—喬家堡類型。
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的密度不明，也沒有規模特別大的遺址見於報道，岐山雙庵遺址的面積達百萬平方米以上，但分佈並不連續，實際上是由幾個遺址組成。
二里頭1號宮殿基址復原圖
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很少，從其文化影響力很小的情況來看，顯然沒有大型聚落存在的跡象，用衰落來形容應當恰如其分。
二 核心地帶唯一沒有衰落的區域
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中只有嵩山以北的鄭洛地區和晉南有所不同。其中鄭州—洛陽地區洧、溱水兩岸（探源工程趙春青調查資料）、伊洛河流域和洛陽盆地分別有系統的調查資料，顯示以洛陽盆地為中心及其周邊和伊洛河流域自仰韶、龍山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一直處於持續的聚落數量增長時期，洛陽盆地在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四期還出現了300 多萬平方米的二里頭大型都邑性聚落。
鄭州地區二里頭文化時期遺址的數量較龍山文化時期略有減少，但由於這裏所謂龍山文化應當還包括了谷水河類型這樣一個時期，年代跨度顯然較二里頭文化時期要長，因此很可能並沒有實質的區別。
洧、溱水流域和洛陽盆地在新砦期（龍山晚期）和二里頭一期時遺址的數量最少，當然也可能與所謂新砦期的時間跨度比較短有關，只是這個時期遺址的數量實在很少，似乎是兩個時期之間的衰落時期，洛陽盆地則缺乏這一階段的數據。
晉南運城盆地東部和垣曲盆地的系統調查資料覆蓋的範圍比較大，運城盆地還有遺址佔地面積的數據可以進行比較。
其中垣曲盆地從廟底溝二期到二里頭文化時期聚落的數量穩定增長， 但增長的數量並不很多，廟底溝二期最大面積的遺址只有20 萬平方米，龍山文化時期最大面積的豐村遺址有30 萬平方米，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下降到10 萬平方米，但面積仍屬最大。
而運城盆地龍山文化時期的數量雖少於廟底溝二期，但聚落的佔地總面積卻是此前的2 倍，更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的4 倍還多，表明龍山文化時期存在大型的聚落中心，其中面積最大的周家莊有400 萬平方米。晉南臨汾盆地在廟底溝二期就至少有兩處百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遺址（襄汾陶寺、新絳孝陵），龍山時期除了有接近300 萬平方米的陶寺遺址外，另有百萬平方米以上的遺址至少3 處。
這些數據顯示龍山文化顯然是晉南最為繁榮的時期，二里頭文化時期距離洛陽盆地越遠，就越有衰落的跡象。
三 半月形地帶的興起
**龍山文化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衰落，實際上已經造成了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二元文化格局的改變。**龍山文化晚期（山東）、新砦期（鄭州）和二里頭文化一期（洛陽盆地）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進一步衰落更是加劇了這一變化的趨勢。
幾乎就在同時，燕遼地區—北方地區—西北地區—西南地區這一半月形地帶逐漸興盛，徹底改變了新石器時代的傳統文化格局。
其中，從賀蘭山以東直到冀西北張家口的北方地區從仰韶晚期開始逐漸出現大量人口和聚落，至龍山文化時期達到了頂峯。
陝北榆林地區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4446 處，其中面積在1 萬平方米以下者2982 處，1 萬～50 萬平方米者1452 處，50萬～100 萬平方米者11 處，100 萬平方米以上者僅石峁遺址1 處。
這些遺址的時代為仰韶晚期、廟底溝二期和龍山時期，其中龍山時期遺址是仰韶文化遺址的3.5 倍，且大型遺址都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內蒙古中南部渾河下游調查發現廟子溝文化遺址168 處、阿善三期文化遺址98 處、永興店文化遺址76 處、朱開溝文化遺址112 處和西岔文化遺址0 處。
山西中部滹沱河流域調查2263 平方公里，發現仰韶時期遺址77 處、龍山文化時期遺址300 處、二里頭文化時期遺址203 處和商代遺址11 處。
這裏所謂朱開溝文化包括龍山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時期，所以內蒙古中南部和山西中部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的聚落基本保持穩定，二里頭文化時期略有減少，而陝北龍山文化時期是聚落數量的高峯，二里頭文化時期有衰落跡象。
半月形地帶東端的燕遼地區在龍山文化時期是雪山二期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末期，聚落和人口的數量不多，但在相當於二里頭文化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聚落的數量急劇增多，從半支箭河中游和赤峯地區兩組系統調查資料以及敖漢旗文物普查資料來看，赤峯地區平均2 平方公里有1 處夏家店下層遺址，而半支箭河中游和敖漢旗境內平均1.5 平方公里就有1 處，遺址的密度遠遠超過了洛陽盆地同時期二里頭文化平均5.6 平方公里有1處遺址的數據。
只是這裏並沒有像二里頭那樣的大型聚落，赤峯的300 多處遺址分為15～16個相對集中的羣體，一般遺址面積為1 萬平方米，也有一些數萬平方米的遺址，面積最大的為23 萬平方米。一般來説，在聚落密集的地區會有百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這一區域沒有發現類似遺址，目前還難以解釋。
半月形地帶西部的寧夏甘青地區也是從仰韶文化晚期—馬家窯文化時期開始逐漸有密集的聚落，從馬廠文化晚期開始逐漸形成了齊家文化，年代主體跨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時期，雖沒有系統調查的數據可以引用，但從齊家文化的文化影響來看，也是一支發達的強勢文化，目前發現了不少大型的聚落，如定西香泉鎮雲山村雲堡山遺址的面積約為200萬平方米。
半月形地帶南部的成都平原從寶墩文化開始才有大量人口，這一時期發現的城址有9 座，其中寶墩城址的面積約為260 萬平方米，三星堆遺址在寶墩文化時期的面積更大。但這些城址在二里頭文化時期普遍消失，僅剩下三星堆遺址，有跡象表明它是唯一的比較大的聚落。
半月形地帶是一個生態不穩定的區域，文化和社會旋起旋落，興衰都很迅速，但畢竟改變了此前新石器時代的區域文化發展格局。
四 青銅時代全球化的開始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很早就提出了世界體系的形成不是500 年，而是5000 年的看法，但他指的是舊大陸西部各個古代文明之間的文化聯繫。
橫跨歐亞東西方的世界體系則開始於近年來逐漸清晰的青銅時代全球化時期。歐亞大陸青銅時代的開始在歐洲東部肇始於顏那亞文化（Yamnaya Culture）的興起和擴張，這也是印歐語系的形成時期。在亞洲西部則是與顏那亞文化有直接關係的薩彥—阿爾泰地區阿凡納切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的形成和擴張。
現今中國版圖內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也是阿凡納切沃文化帶來的，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 年，此時中原地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但阿凡納切沃文化並不是以中國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傳統，因此學術界迄今也沒有以新疆北部出現青銅時代早期文化作為中國青銅時代的開始。
以考古學定義的青銅時代全球化是指歐亞大陸在青銅時代出現的包括技術和觀念在內的廣泛的文化交流和人羣流動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社會變化。但舊大陸青銅時代在東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傳統，青銅時代全球化也因此對東西方具有不同的意義。
在目前的證據中，舊大陸西部早期傳入中國的主要是小麥和大麥等作物以及綿羊、山羊、黃牛和馬等家畜和以冶銅為主的冶金技術，以發源於西方的作物和技術向中國傳播為主，當然也有原產於中國的粟（黍）類作物向西傳播的事例。
但這些作物和技術的傳播究竟始於何時，是偶然的傳播還是基於東西方文化長期的交流，這些作物和技術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傳統新石器時代社會分別產生了多大影響，目前還不清楚。
公元前3000 年開始，中國北方和西北地區仰韶文化晚期逐漸發展並生成了當地的文化特徵，而且開始出現進一步向西和向北擴展的趨勢，如內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陝北的泉户二期文化和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等。馬家窯文化向南擴展到川西北，向西出現在河西走廊。
但在這些文化中發現的來自西方傳統的因素很少，有一些線索也存在爭議。如馬家窯文化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現的青銅刀被認為可能是齊家文化時期的，其他一些早期的發現也各有各的問題。
西北地區最早的綿羊（或山羊）和黃牛分別發現於天水師趙村和民和核桃莊遺址，出自石嶺下類型和馬家窯文化時期，年代不早於公元前3000 年,但數量很少，難以評估。
北方地區仰韶文化晚期（泉護二期）出土的動物以野生為主，家養動物只有豬和狗，比例一般也不到40%，還是以狩獵野生動物為主。早於公元前2500 年的小麥證據難以據信。
龍山文化晚鬹變規（@山東省博物館）
目前還沒有出現新疆北部的阿凡納切沃文化與上述仰韶晚期文化接觸的跡象，因此即使在公元前3000～前2300 年有零星的交流也是不穩定的，更無法估計在當時的文化和生計中起到什麼確定的作用。
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時期，小麥在山東和河南已經有普遍的發現，據趙志軍統計有日照兩城鎮、聊城教場鋪、膠州趙家莊、煙台照格莊、章丘馬安、蚌埠禹會村、博愛西金城、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鄧州八里崗、新密新砦、偃師二里頭、洛陽皂角樹等遺址，但每個遺址所見數量不多，在農業遺存中所佔比例極小。
西北地區甘肅、青海和新疆卻有更為集中的發現，其中年代最早的小麥見於馬廠文化—四壩文化過渡期的西城驛遺址，其他也大都在四壩—齊家文化時期，如民樂東灰山、金塔火石樑、缸缸瓦、大通金蟬口、羅布泊小河、古墓溝和和碩新塔拉等遺址。有可能是大麥的線索則見於東灰山、西城驛和陶寺晚期。
綿羊和黃牛也普遍見於海岱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齊家文化、二里頭文化、四壩文化、朱開溝文化、陶寺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多個遺址，王城崗、新砦、陶寺和二里頭四個遺址的統計情況表明，龍山文化時期綿羊和黃牛的最小個體數可以達到10%，二里頭文化時期則達到20%～30%。
在西北、北方和燕遼地區，這個數據的比例還要高一些，喇家遺址可鑑定標本數綿羊為48.11%，山羊為0.46%，黃牛為16.72%。朱開溝遺址的綿羊與豬的數量幾乎相當，佔三分之一強。
大山前遺址的牛和羊佔肉食動物的比例為40%（豬為47%）。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家馬發現於約距今4000～3600年的甘肅地區。原產於中國的粟（黍）作農業出現在中亞地區也約在公元前2000 年。
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銅器以及與冶鑄相關的遺物目前已經發現上千件，西北地區出土的數量最多，出土的地點也最普遍，其次是中原地區，再次是北方和燕遼地區，山東地區最少，約20 件。
這些銅器絕大多數出自二里頭文化時期，龍山時期的數量不多，其中山東龍山文化只有小件銅器。
而下王岡和新砦有銅容器，最能説明問題的是陶寺中晚期出土的5 件銅器，包括環、鈴、盆、齒輪形鐲和蛙，這些銅器的器形獨特，看不出外來的影響，表明中原地區已經掌握了銅器冶鑄技術。
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無疑形成了當地的冶銅業體系，但相關遺物的發現卻遠不如西北地區的數量多，而且從新疆東部的天山北路到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北方地區的朱開溝文化和燕遼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所見的銅器均與草原地帶的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Seima -Turbinno Culture)和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有關。
賽依瑪—圖爾賓諾青銅矛甚至出現在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岡。
此外，在天山北路、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峁遺址所見的金器、權杖頭、石人像等有中亞和草原地帶的影響。
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新疆北部地區連續發現發源於薩彥—阿爾泰和中亞地區的奧庫涅夫文化（Okunevo Culture）、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
羅布泊地區分佈着大致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小河—古墓溝文化，墓葬中所見人種有印歐語系的來源，林梅村認為他們屬於受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排擠，自北疆南下的切木爾切克人的文化。
同時，新疆東部哈密地區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已經有了馬廠文化的蹤跡，到四壩文化時期，天山北路墓地可見穩定的聚落並持續發展。四壩文化西城驛遺址的土坯房屋、齊家文化喇家遺址房屋的壁爐等受到了中亞地區綠洲農業聚落的影響。
從中原地區經甘青向西至新疆的絲綢之路上在這一時期有定居聚落的發現，成為穩定的青銅時代全球化形成的標誌。
五 兩個世界與兩種文明
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的衰落最早始於長江中下游石家河、良渚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其結果是造成了該地區的空心化。
之後持續興盛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龍山諸文化（早中期）向該地區拓展，使得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一時間形成了全面“龍山化”的局面。
直到龍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一期，山東和河南東南部地區繼而衰落，河南中西部鄭洛地區也有衰落的跡象，僅餘新密新砦和洛陽二里頭兩個100 萬平方米還算比較大的遺址，但遠不如同時期的晉南和北方地區。
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二期至四期），傳統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中僅剩下洛陽盆地一塊唯一持續發展的地方，更像是一處文化孤島，外圍聚落則漸次減少，臨近地區鄭州、晉南乃至嵩山東南側尚好，再往四周的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關中地區則人煙稀少，無一不是衰敗的景象。
龍山晚期—二里頭文化時期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文化核心區史上最黑暗的時段。
在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衰落的同時，核心區域的周邊特別是從燕遼經北方、西北至西南地區的半月形地帶開始逐漸興盛。
這一區域（除燕遼以外）原來只是核心地區開發的邊際地帶，仰韶文化人羣曾不斷向北方和西北地區拓展，至仰韶晚期，這些地方的聚落逐漸增多並形成當地的文化特點，繼而向更加遠離中心的地區開拓，如馬家窯文化向西進入河西走廊，向南進入甘南和川西北。
經半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到龍山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寶墩文化時期，終於形成了與原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一樣發達的文化區，徹底改變了此前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格局。
二里頭文化時期燕遼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興起，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形式，但其間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北方地區和四川盆地也有衰落跡象。
公元前3000 年開始，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已經顯露了與歐亞草原青銅時代早期文化交流的跡象，但聯繫似乎並不密切。跨歐亞大陸的青銅時代全球化直到龍山文化時期開始形成，至二里頭文化時期達到了穩定的狀態。
公元前2300～前1500 年的800 年間，傳統核心區域的衰落、半月形地帶興起造成文化格局的改變以及歐亞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同時發生，成為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中國乃至東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變局，影響之大目前還難以作出充分而合理的評價。
對於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下游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衰落的解釋有禹徵三苗説、消耗説、洪水説、氣候變化説等。這些説法都還只是對局部地區或短期事件的解釋，年之久大範圍長期持續的社會文化衰落應該有更為複雜的原因。
歷史上造成人口的大量下降和社會文化衰落往往是出於氣候變化、移民、疾病、饑荒和國家滅亡等多種原因的集合。
歷史時期社會人口大量減少和文化衰落均與疾疫流行和社會動亂相疊加有關，特別是在所謂全球化最初形成或加強的時期尤為突出，極端的例子如地理大發現時期美洲原住民人口的急劇減少以及中世紀遊牧民族加速流動帶來的黑死病爆發。
原來相互隔離的區域間，因農業人羣病毒交換所造成的疾疫消滅過彼此大量的人口。
在青銅時代全球化形成的時候，農業區的各種病毒如鼠疫就攜帶在從黑海向東擴張的彥那亞文化人羣中，同時也發現在薩彥—阿爾泰地區的阿凡納切沃文化人羣中，這支文化正是目前所知遷徙至新疆北部地區最早的歐羅巴人，隨後來到新疆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人羣也同樣攜帶有這類病毒。
相關研究在中國考古中尚未開展，還沒有更多的證據，但從廟底溝二期開始到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和江淮之間出現的大量的灰坑葬是公認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結果，顯然與動亂和疾疫有關，而非零星的衝突所造成。
實際上，這個時期也是舊大陸西部古代文明的衰落時期，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兩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國的消亡，其原因至今尚無確切的解釋。
中國半月形文化帶的形成顯然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出現有很大關係。劉莉和陳星燦認為：“青銅冶金術、車和馴化的小麥、大麥、馬、牛、綿羊、山羊都是從中亞來到中國的。中國與歐亞草原的交流也許通過了北方與西北方的多條不同路徑發生，但直接的聯繫最有可能發生在北部邊界，那裏的人們充當了兩個地區中間人的角色。”
還可以進一步加以解説的是，小麥進入中國的初期（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在大多數地方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山東和中原地區出土的地點雖不少，但在每個地點所佔的比例極小，而興隆溝第三地點、三座店、喇家等遺址出土的是粟、黍、大豆三類作物，沒有小麥，説明小麥對北方、燕遼和甘青地區尤其不重要。
一般認為這是由於西方傳來的小麥一時還沒有適應中國的環境，北方、燕遼和甘青地區特別乾旱，致使早期小麥無法利用。
但小麥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卻十分重要，發現了很多四壩文化的大麥和小麥，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和古墓溝墓地也都出土了小麥，説明這裏已經形成了與中亞一樣的綠洲農業，從中亞地區傳播來的小麥在這一地區顯然不存在適應環境的問題，四壩文化和新疆地區的綠洲聚落遂得以穩定發展，連通了早期絲綢之路，因此可以説絲綢之路就是歐亞青銅時代全球化的產物。在北方和燕遼地區仰韶文化時期的肉食來源中，狩獵的野生動物佔了最大的比例，龍山文化以後則是以家養動物為主，其中綿羊和黃牛的比例接近半數，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這一比例更高，而且這個時期還有了利用羊毛等農副產品革命（次級農業革命）的證據。
在河西走廊和燕遼地區都發現了當地冶金技術的確鑿證據，但產品卻與賽依瑪—圖爾賓諾等草原文化並無二致，説明歐亞草原與中國半月形地帶存在長期而穩定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因此青銅時代全球化也應當是甘青、北方和燕遼地區農業、手工業經濟體系形成的一大原因，為這一地區社會文化的繁榮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奠定了基礎，半月形地帶從此才有了重要的戰略地位。
沒有青銅時代全球化帶來的冶金術、麥類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沒有中國的青銅時代，沒有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轉變也就沒有三代的歷史。傳説中的夏代崛起於晉南，先商和先周文化一個來自冀南一個來自西北，分別出自北方、燕遼和西北文化系統或至少是半月形地帶與中原交界處，按照李零的説法，三者都“大有胡氣”。
而不論出自何種原因，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地緣關係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即新石器傳統核心區域的衰落同樣值得重視，試想如若不然，夏代王權國家的東南還有龍山、石家河、良渚文化的青銅時代後續王國，神州何處是中原也許就另當別論了。
因此，從地緣關係上看，龍山—二里頭文化時期是中國歷史乃至東亞歷史的一個關鍵時段，此前和此後的中國乃是兩個世界。
此前中國的世界體系在東亞，東亞的文明中心在黃河、長江兩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在這裏成長起來了廟底溝二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這些文明曾四處拓展至西北、東北、西南和華南，並持續影響了中亞、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文化。
此後中國的世界體系一變而成為歐亞，原來的新石器時代文明在核心地區衰落，處於歐亞接觸地帶的半月形地帶興起，在與豫西和晉南這一唯一沒有衰落並保存了新石器時代以來複雜社會的區域互動中，形成了隨後中原地區的青銅時代文明新格局。
（本文原載《文物》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