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紀念改開40週年之二——落後者的原罪與勝利者的特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一篇説了，對比40年前後，中國巨大的發展成就，超出了海內外學者最大膽的預測，也超出了普通中國人最出格的夢想。

這毫無疑問是個驚人成就，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特殊問題。

首先是速度太快，在文明興衰這種歷史尺度上，40年時間太短了，人們還來不及完全理解眼下發生了什麼，也來不及充分反思這個鉅變的全部意義，2018年的中國就已經是一個80多萬億人民幣GDP規模的超大經濟體，而且全世界都看到，照這樣發展下去即使增長速度較低中國也很快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

這是一個令人暈眩的結果，人的頭腦需要反應時間，人的思維帶有很大慣性，人的心態都是慢慢調整，面對這個40年前還完全不敢想象的現實，一些人還不能接受，另外一些人是內心不想接受，還有一些人是根本無法接受。

世界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高速崛起，但情況有所不同。一種是經濟發展的起點較高，比如先有了得自於海外掠奪或奴隸貿易的巨量財富，之後國民經濟全面增長；或者是時間較長，都是百年以上，包括了整個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時代；或者是人口規模較小，歷史上西歐的崛起是多個小國的先後崛起，只相當於中國省或市的量級。

所以，極低的起點、極快的速度、極大的規模，這三條為中國40年改開進程所獨有。

對於極低的起點這一點，今天有些人不太願意承認，特別是40歲以下的年輕人，沒有了親身體會，真實的歷史在他們對網絡信息的選擇性處理中被嚴重地扭曲和虛無了。

幾年前曾有個説法，説幸好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並不完全清楚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否則的話，很可能根本就沒有追趕的信心。

這話沒有錯，當時的起點之低，在民生這一個層面有着最切實的記錄。十幾億中國人，大多數人的40年是從可以天天吃飽飯、有肉吃開始的，之後陸續經歷了第一次穿皮鞋，第一次看電視，第一次戴手錶，第一次用冰箱，第一次裝電話，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第一次開車，第一次買房……

陸續又出現很多人有了第一個一百萬，第一幢投資房，第一筆外匯存款……

差別只在起步先後和用時長短，但跨度沒有超出一代人的時間，就像是變魔術一般，一個總規模超過整個美國人口的中產階級人羣，出現在中國所有城市當中。

這是中國改開40年最為獨特和驚人之處。

落後者的原罪

一方面由於客觀現實變化太快，一方面又由於主觀認識反應太慢，總之，今天的很多人生活水平進入了2018，而思想卻長期停留在1978、1988，停留在了中國是個極為落後的國家、中國一切都要以西方為楷模為標準、中國必須接受批評和指導這樣一個思想水平上，沒有任何變化。

也不能全怪他們。近現代的幾百年，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大爭之世，先進者為所欲為、落後者捱打捱罵是天經地義，落後者不僅必須接受先進者的統治和領導，而且還要不斷自省、自責、自我否定，不能有任何自信、自立、自我肯定的表現，就像奴隸和主人、罪犯和法官的關係一樣。總之，落後成了一種原罪，需要終生尋求救贖，否則隨時遭受懲罰。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人都揹負着這種原罪，就因為在經濟、科技、知識等方面的落後而被認為整體愚昧、無知、低能、卑賤，被認為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行，什麼都要向西方看齊。

西方人自己當然要不斷強化這樣的定位，因為他人的原罪正是其全球統治的合法性來源，殖民主義時代一手持劍、一手持聖經打遍全球無敵手的歷史輝煌早已成了他們融化在血液中的記憶，只要非西方民族都承認自己有原罪，那麼西方人就理所當然成了全人類的上帝。

但事情的難解之處在於，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比西方人還要賣力、還要執着地在強化着中國的原罪定位。對他們來説，中國必須是落後的，必須是追隨西方的，必須是差距很大而且做什麼都不對的，如果不是這樣，他們自己就沒有用處了，沒有價值了，因為引導本國接受西方的救贖一直是他們的專屬職業。

在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這個領域裏，集中了最多的職業説教者、引導員、批評家，他們堅定地認為這是中國最為落後的一個領域，無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進步取得了多大的成績，都不足以讓他們放棄“中國政治體制嚴重落後”這個認知，而先進的標準也完全不看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只看是不是接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這個現象很奇特，40年裏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着日新月異的變化，但他們40年裏始終不變地圍繞着那些來自西方的、從來沒説清楚過的政治命題反覆論證，比如自由的含義是什麼，比如民主是不是好東西，比如人權和主權誰高誰低。很像是某種數學猜想或哲學思辨，完全遊離在現實問題之外。

明明是中國政治問題，但他們不很關心中國歷史傳統，先秦學術、秦漢統一、唐宋之變和明清社會，都視而不見，似乎只有17-18世紀的西方思想出現之後人類社會才有了政治這門學問。而明明是源自西方的政治理論，他們卻也不太關注世界的變化，對於西式民主的普遍失敗、西方國家自身的重重危機以及西方學界對此的反思和批判，也同樣視而不見，似乎真理只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裏，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只要和他們的理論不一樣就一定是錯了。

脱離現實到了這個程度，就只能從心理學上解釋了，或者可以稱之為“落後者原罪綜合症”。其主要表現，就在於拒絕接受中國不再是落後者而且沒有原罪這個現實，他們選擇無視歷史、無視現實，執着地停留在中國大大落後於西方、必須接受批評和指導的那個時代。因為只有那個時代，他們才可以居高臨下、睥睨眾生，享受着作為西方政治傳教士的高傲。

為什麼説要拋棄老對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改開40年後進入新時代的中國面臨的新問題只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既需要新的解釋，也需要新的批評，但不再需要那些一味照搬西方假理論的、嚴重脱離現實的、本質上屬於“落後者原罪綜合症”發作的、自説自話的空洞批評。

勝利者的特權

人類歷史就是這樣，與落後者的原罪相對的，就是勝利者的特權，不會享用特權的，不是真正的勝利者，甚至也不能將勝利成果長期保持下去。

近五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裏，西方是最大的勝利者，也是特權的最大享用者。將自身的野蠻文明裝扮為高等文明，把掠奪起家的黑歷史改寫為競爭優勝者的光輝故事，都是特權的出色運用。而由於其他人都是失敗者和落後者，所以西方在任意裁剪和塗改世界歷史時，沒有遭遇任何挑戰。

今天的形勢變了，五百年來第一個非西方文明的勝利者出現了。沒有例外，這個勝利者也將充分運用自己的特權，否則對不起這個來之不易的勝利。

然而，與西方有所不同的是，由於中國是從被西方壓迫的地位上翻身趕超上來的，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還不是世界的事情，而是要把長期以來強加給中國的諸多污名逐一清洗掉，把被顛倒的自身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把束縛中國思想界、輿論界的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桎梏解除掉，總之，是一場大規模的撥亂反正。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勝利者，勝利了當然就是事情做對了，當然就是道路走對了，那麼與這40年緊密相連的建國70年、共產革命100年、救亡運動170年、大一統國家2000多年、中華文明5000多年，當然也大部分是對的。而且勝利成果越大，歷史中的正確成分、光輝成分越多，當中國最終成為世界第一時，很多關於中國和中國歷史的固定成見都將被徹底改變。

實際上，不僅中國自己要行使勝利者特權，將失敗者的歷史記錄改寫成勝利者的道路描述，而且整個世界也會將“中國什麼地方出錯了？”這個老的發問改變為“中國什麼地方做對了？”這個新的發問，因為世界各國都在尋找道路，發展道路上的勝利者自動成為指導者，這是理所當然。

在不久前英國《衞報》一篇題為“還在為脱歐和特朗普糾結不已？中國才是關鍵！”的文章下面，有這樣一些讀者留言：

dcroteau：中國在人類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已經很久了。美國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葉小舟，英國也差不多。的確，全世界應該更加認真研究中國，但原因不在於它是個可怕的超級大國，而是在於中國這個國家在幾千年世界歷史上始終是一個穩定的存在。

Lafcadio1944：“人類命運共同體”、“經濟協調發展”、“雙贏合作”、“夥伴關係”、使用“大數據”幫助窮人脱貧而不是壓榨他們，這些概念都來自中國。長期以來西方之所以沒有對中國給予關注，原因就在於西方認為“零和博弈”、“爭奪霸權”等思維模式是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西方人秉持一種觀念，認為自己的思維模式是普世的、絕對的，而這種觀念體現了某種宗教情感。事實上，西方觀念的確具有很強的宗教味道。

lavantfox：也許我們最明智的選擇是……主動成為中國的屬國。我們終究需要一個大國來依靠，為什麼不選擇那個可能成為21世紀超級大國的國家呢？  

可以説，這些言論構成了歷史鉅變的一個見證——從落後者的原罪到勝利者的特權，兩者轉換所需要的時間，比人們想象的要短得多。

但如果繼續深陷在“落後者原罪綜合症”中，這個轉換卻有可能永遠不能完成，而中國的學界將錯失一個重大歷史機遇。這就是為什麼要在這時期提出“拋棄老對手，迎接新問題”，提出擺脱“落後者的原罪”，行使“勝利者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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