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新內閣終有雛形，但也許埋下了新危機的種子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在2017年9月24日的德國大選結束差不多四個半月後，在黑黃綠的“牙買加”摸底談判於2017年11月19日破裂兩個半月後，聯盟黨（Union）和社民黨（SPD）的15位談判手終於在2月7日批准了“聯合執政協議”（Koalitionsvertrag）和政府各部的分配方案。

德國新內閣的雛形終於浮出水面，又一個“大聯合政府”（GroKo）呼之欲出。這是聯邦德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組閣行動。

此前諷刺大聯合政府的漫畫，圖片來源：見水印

“突破” 還是“劇變”？

這次聯盟黨和社民黨經過差不多一個月“艱苦卓絕”和“秘不外宣”的試探性會商和正式談判，搞了一個對各方來説“又好看又好吃的東西”：《聯合執政協議》（以下簡稱“協議”）

現在，社會輿論對“協議”的評價譭譽參半：有人説它是一份獻給德國民眾的實實在在的“大禮包”（460億歐元），公民口袋裏最多可以多出1000歐元，大量注資社會救濟房，增加新的護工，改善教育，增加退休金……總之，這次聯盟黨和社民黨出手相當大方，幾乎給每個公民多少都帶來了好處。

也有人認為，“協議”的確面面俱到，無所不涉，但同時也説明談判各方把精力過多地放在儘可能多地為本黨留下“印記”，而並未為德國經濟在未來萬一走低做好充分的準備。新政府這次一反常態，出手闊綽，一方面是基於對德國經濟繼續走高的樂觀估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協議”能被社民黨基層通過而做出的“誇張投入”。

那麼，“協議”的主要內容究竟是什麼？我們不妨來看看新內閣在未來四年中的主要投資方向：

第一，提高社會凝聚力。具體説就是逐步減負、提高福利和改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包括：1）逐步取消兩德統一後延續至今的“團結税”（Der Solidaritätszuschlag），從2021年起，90%的納税人將徹底擺脱這個税負。2）為了便於家庭建房和買房，每個孩子十年內每年將獲得1200歐元的住房補貼（“Baukindergeld”），2019年之後，聯邦將注入幾十億歐元增蓋150萬住房，包括社會救濟房（Sozialwohnung）。3）2019年開始，法定醫保費將恢復勞資雙方平攤的做法。通過新增8000名護理人員、大力強化人員培訓和提高護理崗位的吸引力，以緩解護理市場人員緊缺的狀況。4）2019年起，兒童福利（Kindergeld）每月增加25歐元，兒童税收抵免（Kinderfreibetrag）相應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補貼（Kinderzuschlag）也將提高。5）修改基本法中“教育為州事務”的條款，為聯邦注資幫助學校建設鋪平道路；到2025年，每個小學學生都有權享有“全天看護權”（Rechtsanspruch auf Ganztagsbetreuung）。此外，還將注入十億歐元用作“助學金改革”（Befög-Reform），6億歐元用以改善大學設施。

第二，加大對未來行業的資金投入，改善互聯網和“數據化”的舉措貫穿了整個“協議”。主要措施包括：在2025年前，為建立“千兆網絡”（Gigabit-Netzen）設立100億至120億歐元的基金。互聯網上的所有內容可用同樣的速度傳輸，以確保網絡中立性。此外，擬建立一個數據倫理委員會（Daten-Ethikkommission）。注資50億歐元建立所謂的“數碼條約”（Digitalpakt），以改善學校實行“數字化教育”的條件。

第三，強化歐盟建設。主要措施包括：打擊偷税漏税，統一歐盟內的税制，改革歐元區等。德國將更加積極地參與強化歐盟作用的討論，並與法國一起做出具體倡議；在難民問題上建立團結互助的責任分攤機制；德國願意承擔更多的會費。

從以上簡述中可以看出，新政府的施政重點的確放在改善國內民生狀況方面。但在一直有爭議的領域，聯盟黨和社民黨也達成了某種妥協。譬如，在移民和融合方面，每年最多接受18萬至22萬難民；避難程序今後將在統一的“收容-裁決-遣返”中心進行；獲得“有限保護”（無永久居留權）的難民，2018年7月31日之前依然不允許接直系親屬來德團聚，8月之後才開放，包括所謂的“準難民”，但每月不得超過1000人；允許特殊情況個案處理。

客觀地説，這次新內閣的“大禮包”既有各黨為了留下各自的“手筆”而慷慨解囊的因素，也有讓百姓分享近年來德國經濟連續走高和國家財政收入頗豐的紅利之考慮。但筆者認為其中的缺陷也比較明顯，譬如，分紅減負的比例過重，而對未來發展的精準和重點投資力度還不夠，特別在網絡、智能等領域。

此外，對中國的崛起和“一帶一路”工程，“協議”帶有過多的懷疑和悲觀。譬如，協議寫道：“中國絲綢之路的倡議是機遇與風險的例子。我們希望制定出一個歐洲的回答，以維護我們的利益……與此同時，鑑於中國多方面的權力與影響力的投射，我們希望在與中國的對話中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對於穩定和世界經濟運轉的重要性。我們也會堅持維護人權和法治國家。”這種表述帶有比較明顯的舊式觀念和保護主義色彩，更有“歐洲優先”（europe first）之嫌。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這對歐盟和德國的發展並不是富有遠見和智慧的立意。

聯盟黨和社民黨達成的這份“協議”被稱為是走出德國組閣困局的一次“突破”（Durchbruch），但從實際效果上來説，這“突破”對德國甚至歐洲恐怕會帶來相當大的“劇變”（Umbruch）。

“朋友”還是“敵人”

“爸爸，這樣你就有更多的時間和我們在一起了，這要好過和那個臉上長毛的人打交道。”德國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在得知自己已無緣聯邦新內閣時引用小女兒的這番話來表示對本黨領導層的強烈不滿，甚至可以説是憤慨。他説：“現在剩下的，唯有對社民黨內互不尊重和背信棄義的遺憾。”

政治是高危職業，也是無情職場。昨日還是耀眼的明星，轉眼就有可能身敗名裂，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次，德國看似度過了持續將近半年的“組閣危機”，卻難免留下政治搏鬥後的各種痕跡。其中最為“悲壯和慘烈”的，當數社民黨內部近日上演的兄弟相殘、朋友互軋的“宮鬥劇”。

曾幾何時，舒爾茨（Martin Schulz）和加布里爾被視為政壇少見的一對“哥們”。他們曾各有各的“領地”：舒爾茨遠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連續兩屆擔任議長，在歐盟內留下“務實幹練”的美譽；加布里爾則擔任社民黨主席七年有餘，是兩德統一後在任時間最長的黨魁，同時還在大聯合政府中擔任着經濟部長兼副總理一職。

2016年底，舒爾茨宣佈不尋求第三個議長任期，從而為“出口轉內銷”的仕途轉型做好了鋪墊。去年“大選年”之初，社民黨在民調中一直比較低迷，黨內要求領導換代的呼聲逐漸增高。面對這一壓力，加布里爾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把黨主席和總理候選人的雙重機會和責任交給朋友馬丁，同時還棄任經濟部長，改而擔任外長一職。

隨後，在去年年初的黨代會上，舒爾茨史無前例地“全票”當選為主席。此後，社民黨在民調中果然迅速上揚，舒爾茨的個人威望甚至一度趕上默克爾。可是好景不長，“舒爾茨旋風”只颳了三四周即歸於平靜。9月24日大選，社民黨受到重創，雖然還是第二大黨，但得票率創下新低（20,5%）。與其歷史分量相比，這一結果無異於淪為“二流政黨”。

大選結果出籠後，舒爾茨在第一時間宣佈：“大聯合”已死，社民黨下野。去年11月19日，聯盟黨與自民黨（FDP）和綠黨（Die Grünen）的“牙買加”談判破裂，“大聯合”模式於是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舒爾茨在記者的追問下排除了自己加入默克爾內閣的可能性。可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承諾抵不住誘惑（責任？）。後來事態的發展，使舒爾茨成為德國政壇的又一個“食言者”。

舒爾茨第一次“食言”的理由是“此一時彼一時”：“牙買加”模式失敗後，情勢發生了變化，社民黨不能死抱大選後的下野承諾不放，躲避承擔責任，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這個理由冠冕堂皇，似乎並無缺陷，甚至頗有説服力。的確，當時的社民黨進退維谷：媒體和政界對它堅守承諾頗有微詞，認為這是將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而答應重啓“大聯合”模式之後，黨內的反對聲則很大，認為這樣失信於民，阻礙本黨的徹底改造。客觀説，作為黨主席的舒爾茨，的確非常難做出一個四平八穩和皆大歡喜的決定。最後，為了“國家的利益”和“黨的前途”，他決定推翻自己選後作出的承諾，積極投身到建立“大聯合政府”的談判中。

從去年年初的全票當選，到大選後個人威望驟降，再到“大聯合”摸底談判結果出來後受到的“談判不力”的指責，舒爾茨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品嚐了世態的炎涼和政壇的無情。他去心已決，準備在正式談判結束後把黨主席的職位讓給他的政治盟友、社民黨議會黨團女主席納勒斯（Andrea Nahles）。

如果只是這樣，舒爾茨將以“臨危受命，急流勇退”的美名載入社民黨的黨史。可惜，他打的卻是另一個算盤：不知是由於政治智商有限，還是個人野心膨脹，舒爾茨竟然按葫蘆畫瓢地模仿其前任加布里爾的做法，即，用黨魁這把交椅來換取外長一職。他認為自己賣力談判，為社民黨斬獲頗豐，所以覺得入閣政府理所當然。此舉不僅讓他第二次“食言”，關鍵是，他完全忽略了現任外長加布里爾的存在和感受。

從加布里爾的反應來看，舒爾茨顯然並未事先與自己的“好友”就此通氣商量。不僅如此，他在宣佈這一決定時口吻生硬，對外長一職“志在必奪”。面對媒體，他説：“加布里爾在擔任外長期間成績斐然，但我決定接收外交部！”

是可忍孰不可忍！對舒爾茨這種做法，加布里爾迅速作出反應：先是取消參加將於本月16日至18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這意味着德國作為主辦國將第一次出現外長缺席的情況。社民黨這兩位大佬的言行，無異於把以往高調宣揚的“國家利益至上”“本黨利益優先”的説辭統統拋在了腦後。不僅如此，悲憤交加的加布里爾還在媒體發聲，公然炮轟本黨領導層“互不尊重”和“背信棄義”。

就這樣，社民黨在與聯盟黨談判成功後尚不及歡慶《協議》中自己的大手筆，便在一兩日間迅速陷入“朋友反目”和“人事糾紛”的內訌之中。難怪輿論將舒爾茨和加布里爾稱作 “兩個利己主義者”（zwei Egos）。黨內同志或公開站隊，或私表不滿：有望在新內閣中獲得一席之位的人理解並支持舒爾茨的決定，但基層中對這位黨主席卻頗有微詞。就這樣，一台好戲被搞成一鍋粥。本想通過《協議》結果揚眉吐氣的社民黨，又一次墮入民調的低谷。

據媒體報道，代表基層的社民黨州組織對這次“禍起蕭牆”頗為反感，特別是舒爾茨本身所在的實力最強的北威州社民黨，通過內部渠道對黨主席發出了最後通牒：要麼你放棄出任外長一職，要麼我們把矛盾公開化。本來就在黨內大張旗鼓為推翻“大聯合”造勢的社民黨青年團（Jusos），更是利用這一突發事件呼籲黨員重新審視“大聯合”的必要性。黨內那些希望通過“新內閣”獲得利益的同志，眼看“大聯合政府”這棵大樹有可能會被“基層表決”（Basis-Abstimmung）砍掉，也紛紛在私下給舒爾茨施加壓力。黨內左翼則乾脆質疑舒爾茨在小範圍內把主席一職“轉讓”給納勒斯有違民主原則，強烈要求通過黨內普選（Urwahl）來決定主席人選。

面對內外夾擊，“聖馬丁”（老舒輝煌時的雅號）陣營迅速瓦解，舒爾茨很快淪為“孤家寡人”，不得不作出書面表態，正式宣佈放棄出任外長一職。他寫道：“關於我個人的討論業已危及到黨內基層對《協議》的認同，有鑑於此，我宣佈放棄加入聯邦政府，殷切希望黨內圍繞人事問題的爭論能就此結束。”

就這樣，作為黨魁的馬丁·舒爾茨成為社民黨歷史上的曇花一現。好在他並不孤單，因為“短命黨魁”在這個百年老鋪裏並非異數。有趣的是，加布里爾在內部獲悉舒爾茨決定甩手不幹後，又宣佈將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他後來雖然對“臉上長毛”一説表示了遺憾，但這份歉意更多的是指不該拿自己的女兒來説事，而非攻擊舒爾茨本身。

社民黨的領導換班已經啓動：舒爾茨正式提出辭呈；納勒斯迫於基層壓力沒有直接接手，而是讓漢堡市長紹爾茨（Olaf Scholz）代理主席，等月底黨代會時再正式交接。儘管如此，社民黨的這次“鬧劇”已嚴重影響了該黨在選民中的形象。根據“明鏡在線”的最新民意調查，社民黨的支持率已下降至17%，比去年九月大選的結果還要糟糕。

“協議”結果一公佈，聯盟黨和社民黨都紛紛宣稱自己是這次長達半年的“馬拉松式”談判的勝者。只有一位始終保持着低調，那就是這次組閣的真正贏家：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

眾所周知，大選後的組閣談判一波三折，默克爾的政治生涯甚至一度瀕臨結束。但她的政治嗅覺和運作手腕讓她再次有驚無險地轉危為安。當然，她為此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做出了痛苦的讓步。“牙買加”會商結束後，她手中的牌所剩無幾。她很清楚，現在唯一能讓她保住權力的辦法就是不惜代價拉社民黨“上船”。只要能做到這點，她的目的就達到了。

成功的政治家在關鍵時刻也必須具備賭博的勇氣。默克爾這次賭的是社民黨領導集體追求權利的慾望。為了把社民黨的領導人綁在自己的戰車上，她甚至不惜忍痛割愛，放棄在政府各部中權力最大的財政部。她這一招叫“用出讓權力來確保權力”，因為她堅信，獲得財政、外交、社會、勞工、環保等主要職權的社民黨領導，會竭盡全力確保她的連任成功。

所謂的“大聯合執政”在去年9月24日的大選中已遭到選民的唾棄，雖然它這次極有可能“涅磐重生”，但剩下的貨真價實部分也就是“聯合執政”了，而所謂的“大”基本已名不副實，因為聯盟黨和社民黨在聯邦議會中的席位加起來也不過只有53,4的微弱多數。根據INSA民調機構最近的調查結果，選民對三黨聯合執政的認同率已不到50%。

在這樣的背景下，默克爾卻依然能“站在風口浪尖上，巧妙藏於無形中”地安度難關，這不得不歸功於她“少説多做”的低調風格。在基民黨內，70%的黨員依然堅定地站在自己的黨主席身後。這是她的選民基礎，也是她的權力基礎。她的黨內對手攻擊她在談判中讓步過多，抱怨“協議”中幾乎看不到基民盟的手筆，70%都在滿足社民黨的要求，甚至有人諷刺説“我們已全線崩潰，就剩下個總理府了”。但這些反對派難成氣候，因為大家知道：保住默克爾，就是保住了基民盟的執政權；拆默克爾的台，等於讓基民盟自廢武功。

對默克爾來説，“協議”內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是德國的“大當家”。應該説，她的執政特長從來就不是勇於革新（如施羅德的“2010議程”），而是順勢而為（Durchwurschteln）。2005年、2009年和2013年如此，這次亦如此。或許，這恰恰就是她“政治長壽”的秘訣。

另外不得不説的是，默克爾的強大也是她黨內外對手的軟弱所襯托出來的。2016年，默克爾因在難民危機中的失誤四面楚歌，民意驟降。按理説，這是黨內“倒默派”的天賜良機，然而，他們缺乏明確否定默克爾難民政策的勇氣，而且自亂陣腳，毫無凝聚力。九月大選，基民盟雖然保持了第一大黨的地位，但失票頗巨，這本可以成為黨內“倒默派”第二次發難的機會，可惜他們還是未能趁機擴大影響力，再次坐失良機。

在艱難的組閣過程中，“倒默派”曾試圖誘使默克爾接受“少數派執政”（Minderheitsregierung）的模式，以圖在兩三年後輕易將其撤換掉。這個打算甚至得到黨外“反默派”干將、自民黨主席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的支持，他不止一次地明確表示，只要默克爾下台，他願意重啓“牙買加”模式。可惜，基民盟內無人敢出頭挑戰默克爾。

這次重啓“大聯合”談判，參與各方都説是為了德國的利益。其實，默克爾和社民黨這次之所以還能走到一起，對前者而言，社民黨是確保其連任成功的最佳夥伴；對後者來説，如果這次不抓住機會，自己重新執政的可能將變得遙遙無期。

雖然，基民盟（CDU）的現領導層和基層至今為止依然“護主心切”，即便有微詞，也儘量避免公開攤牌。但看不到“禍起蕭牆”，並不等於“風平浪靜”。社民黨眼下經歷的，在不遠的將來未必不會在基民盟內再重演。有跡象表明，已有若干退居二線的前基民盟大佬出來公開非難默克爾（如前防長和總幹事長呂爾、前黑森州州長科赫等）。畢竟，默克爾的頂峯期已過，她的政治光環也已不再。這次她若連任成功，其總理任職時間將超過科爾，成為共和歷史之最，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今後的四年將是她漫長的告別期。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基民盟是否能在“後默克爾時代”繼續引領德國政壇，取決於默克爾這位“政治不倒翁”是否能在餘下的時間裏幫助完成黨內的權力交接。從目前的情勢來看，黨內的“倒默派”

結語

“大聯合政府”從去年九月被選民唾棄到今日重登高堂，可謂一波三折，命懸一線。雖然兩派三黨全力投入，並在差不多一個月“艱苦卓絕”和“秘不外宣”的試探性會商和正式談判之後達成協議，但新內閣最終是否能開張，還未必就一定是板上釘釘的事，而繫着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馬鬃”正是社民黨的基層表決（Basisabstimmung）。

這次獲得大利的基社盟（CSU）日前已通過了“協議”，此前被認為政治生命已半截入土的黨魁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在新內閣中鹹魚翻身，有可能出掌大大擴充了的內政部。2月26日，基民盟將在柏林召開黨代會，根據目前的情勢來看，“協議”的批准應無懸念。3月4日，45萬社民黨黨員的投票結果將揭曉，並最終決定這屆新“大聯合政府”的命運。

德國的組閣現狀也受到外國的關注，不僅歐盟期待柏林新政府能快走馬上任，就連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chenko）都敦促社民黨基層通過大聯合政府，“不然高興的將是普京”。筆者估計，這屆德國新政府的產生雖險象環生，但最終將有驚無險。德國和歐盟“羣龍無首”的局面很快將成為過去。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