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力：憲制視野中的長城-朱蘇力
【有人認為長城完全被神話了，實則形同虛設，幾乎沒有發揮過實際功效。但長城遠不止一項軍事工程，它對於歷史中國的構建、中華文明的生長髮展意義深遠。在本文中，北京大學法學院蘇力教授從正反兩個方面解説了長城對於保衞、鞏固和凝聚中國的憲制意義。文章節選自《大國憲制》一書第四章的第五、六節，由蘇力老師授權觀察者網全網首發。】
憲制視野中的長城——功能分析
長城是一個軍事防禦設施，是古代中國的偉大工程，這很直觀。本節試圖展示，農耕與遊牧文明在東亞大陸地理條件下的漫長競爭中，長城對於歷史中國和中國文明的構成功能。【1】
要具有憲制層面的意義，一項制度或措施或工程或戰略就必須有關一個國家或王朝的創建或立國，應對的必須是一個國家的長期和根本問題，至少是“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之一，對這些問題有深遠影響。或是改變了原有的基本格局，如西周的分封制，有別於夏商的部落聯盟制；或是從此開創了新可能，如與秦漢郡縣制相伴而來的種種創新。
由於其重大，有時甚至不能簡單以一時成敗論英雄。如儘管孔子在世時很失敗，但他主張的“君臣父子”等原則最終成為傳統中國的綱常（憲法基本原則）；又如秦雖然二世而亡，卻“百代皆行秦政法”。【2】
因此，若從憲制層面看長城，關注的問題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能否有個別傑出將領替代長城的功能；也不能只是孟姜女的視角，“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3】
秦長城 西起甘肅臨洮，東至遼東
至少應當考慮，諸如：（1）長城是否改變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農耕民族同遊牧民族競爭的比較優勢；（2）長城（及其配套設施）如何強化了邊陲的防守，優化了邊陲以及全國各地的軍力配置，因此減少了歷代王朝百姓若無長城必須負擔的額外賦税、兵役和勞役；（3）是否避免了農耕文明為遊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農耕文明控制和影響的疆域；以及（4）特別重要的，有無其他可行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實現上述追求。這就需要更細緻的分析。
首先，長城從根本上削弱了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本來具有的戰略戰術上的機動優勢。秦修建長城為後代確立了“因地形，用險制塞”【4】的基本原則，總是於兩山峽谷處或河流轉折處修建關城隘口。即便在無險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來必經之地。這節約了人力和建築材料，卻起到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效果。修建於高山之巔的長城往往還不只一道牆，通常有兩道甚至幾道。在長城西段地勢較為平坦的河套地區，以及北京北面軍事地位極為重要的居庸關、山海關、雁門關一帶，最多處甚至有10多重城牆。
城牆只能徒手攀越，即使無人防守，也很難通過。遊牧民族的馬匹因此就由軍事行動的利器變成了其負擔。遊牧民族侵入中原的難度加大了，不但遲滯了其入侵的速度，而且，即便侵入後，這個障礙也會橫在其歸途上。
遊牧民族可以集中優勢兵力，突破或越過某一或幾處關隘，但劫掠了財富後，如何再次安全越過長城，撤回大漠草原？而且掠奪財富越多，撤回就越不易。可以血戰後撤回，或者是減少掠奪，甚或放棄部分已劫掠物資以便加快北撤，但無論如何，這都會改變遊牧民族南侵中原的成本收益公式！長城的存在本身就自然弱化了遊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利益驅動。兩大文明競爭的基本格局也因此有所改變。
不僅弱化了對手的軍事能力，長城更是提升和強化了中原的軍事實力。長城總是選定修建於有險可守有利於防守的地段。進攻者要遠征，還必須在一個對其相對不利的地帶進攻，這會增加其後勤保障的難度和進攻的風險。守軍則可以以逸待勞，居高臨下，大大降低了人力和物資消耗；通常都能獲得安全穩定的後勤保障。
長城不只是一道牆，更是一個立體的防禦體系。除了關隘、堡寨、墩台外，在重點守備地區，長城高牆向四方山嶺逶迤延展，如蛛網四通八達，點、線、面配套。有預警區、前沿哨所，城牆內有軍營、哨營、兵站、倉庫。無論在前方，還是後方並繼續伸向內地，都配套建立了烽燧（烽火台）和驛傳。這不僅強化了長城守軍的防禦，也使得整個中原王朝可以在各地靈活有效地調配軍力。
山海關 明長城的重要關隘之一
與長城配套但突前於長城修建的烽燧，在這一視角下，其功能相當於冷兵器時代的長程雷達、早期預警系統和快捷的軍用通訊系統。烽燧或建在視野寬廣的山巔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區的也高達三丈。烽燧上的值班士兵有能力提前發現入侵者的動向，以逸待勞。以光（白天煙，夜間火）的形式，每晝夜接力數千裏，可以確保將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傳遞給相鄰各處駐軍，並及時報告各級軍政首長直至中央政府。
在某些地形複雜艱險的地區，長城還是便於兵力物資流通的通道。看到了烽煙報警，駐守長城鄰近各軍營的軍隊，在確保本防區無敵軍進攻的前提下，即便在高山峻嶺間或荒原大漠上，也可以沿着長城頂端的通道（有時寬達數米），快速聚集，增援某地。就此而言，長城以及長城通向後方的大路，尤其如秦直道，在古代中國構成了類似今天的高鐵或空降這樣的快速運兵系統。長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守護邊陲的方式，改守線為守點，僅在重要的關隘、關口、要塞駐守較多軍隊，其餘地方僅派兵巡邏。軍力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為了更有效的全國性軍力配置，甚至可以將強大的機動兵團留在後方，作為國家的戰略預備隊。在秦代，作為長城配套設施之一的是從咸陽向北直達九原郡（今包頭附近）全長700多公里、寬20米以上的秦直道。【5】秦軍可以實現人馬輜重的快速機動，既可迅速增援受攻擊的長城守軍，也可以以部分援軍從其他關口出關，直接穿插到敵軍後方，實行戰略合圍。
秦直道路線 視頻截圖/央視網《遠方的家》
值得強調的是，在實行合圍之際，無論敵方是否越過長城，長城的城牆都可以成為中原軍隊設定的包圍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圍，只要從兩個方向向裏擠壓被圍的敵軍，就可以大大節省合圍敵軍所必需的軍隊數量。中原軍隊實行遠距離大規模戰略合圍的部署協調因此相對簡單、快捷和隱秘，可以更有效隱藏自己的戰略意圖。
作為戰略防禦系統設施的長城因此也可用作戰術和戰役上的進攻。借長城掩護重兵集結，準備和發起突如其來的進攻；長城內的守軍大規模出城突擊時，也不必太多擔心自己後方的安全，被敵方包抄；相反對方若設想切斷中原突擊部隊的後路，事先就會犯嘀咕：萬一中原軍隊回師反擊，會同長城上守軍，很容易將自己“包餃子”。長城還可以為進攻部隊提供安全的輪休，穩定的後勤保障。即便敗退，也可以期待長城守軍的接應，不必擔心敵騎兵前插合圍。一旦撤回長城，依據長城則可以立刻組織反擊。【6】
由於長城改善了軍事通訊和交通，軍隊的戰略機動性提高了，中原王朝為保證北部安全必須部署的軍隊就可以大大減少，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會相應減少。想想，有了秦直道機動，將30萬秦軍部署於咸陽城周邊，而不是在長城上，僅此一點，就可以節省多少運送糧草輜重的勞役！
弱化了對手，強化了自己，長城因此客觀上就拓展了中原的農耕文明。儘管還不大會有人長期在長城外地區耕牧、定居，但沿着城牆以內，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也會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絲綢之路，這裏本來是農耕與遊牧文明爭奪的地區，經濟社會很難發展。此外，即便農耕區實際拓展並不大，遊牧文明感受的活動範圍擠壓卻很大。
由於長城為守軍帶來了合圍的便利，這就使長城外的遊牧民族始終面對一種很難消除的風險，迫使他們總體上必須儘量靠北行動。由此，有了司馬遷簡潔但至今令人怦然心動的文字，“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7】有了“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8】長城本身的存在就令遊牧區大大北撤了。
太容易被今人忽視的一點是，與許多現代軍事措施裝備技術不一樣，長城是一種農耕文明的壟斷品或專用技術。只能為中原王朝防衞北方遊牧民族所用，無法為對手使用或複製。相關的所有建造技術知識是公開的，但長城卻只能為農耕民族甚至是生活在特定區域的農耕民族建造和利用。
遊牧民族可以佔領長城，但其生產生活方式註定了他們無法利用長城、烽燧來守衞和預警農耕民族的軍隊。除非放棄遊牧，學會農耕，他們無法使用這類軍事設施，因此不值得學習相關的建造技術知識。甚至，北方遊牧或其他民族，也只有在入主中原之後，才能理解長城對於治理這個大國的軍事政治用途，才會修建或利用長城來防範其他北方遊牧民族，甚至自己當初的盟友。【9】
正因為對於中原百姓和政權，乃至對於中國文明，有着深刻、廣泛和持久的效用，長城才會在歷史中逐漸在北部邊陲聳起，並通過了農耕時代的時間檢驗。【10】也有證據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決策者，在修建長城之前，對本朝各種替代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過仔細比較和整體盤算。【11】
憲制視野中的長城——經驗與教訓
不能只從理論上做功能分析，還應考察中國從正反兩面提供的驚心動魄的歷史經驗。因為曾有不止一個人稱，長城純粹是個神話，因為從其第一天建設，在軍事上，長城就毫無用處。【12】我必須打其臉。
正面的。簡單説來，至少從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33年馬邑設伏或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捷開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沒有匈奴的勢力了。到公元前53年，漢宣帝時期，匈奴單于投誠，親自到長安朝見漢宣帝，之後北方再沒有什麼有威脅的戰事。公元89年東漢竇憲奉旨遠征匈奴，其實是幫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北匈奴失敗後向西遠徙，東漢的匈奴威脅最後解除。儘管此後中國北方的民族關係並非和諧，中原地區也有戰亂，但從漠北大捷到西晉“八王之亂”引出五胡十六國，中國北方至少有400餘年基本安定，不受遊牧民族南侵影響。
八王分封圖 圖/新浪博客
中原農耕區百姓的深重災難是在西晉滅亡後的南北朝時期。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內亂，加劇這個災難的是北方遊牧民族內遷，中原地區已無法利用長城予以抗拒。西漢的沉重軍事打擊先導致了匈奴分裂，部分匈奴以及北方的其他遊牧民族（所謂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歸順中原，被西漢安置於長城周邊地區。
東漢則特意讓南匈奴定居於長城以南的邊境八郡，在當地建立宮廷；同時又從內地移民到此，設立了代表朝廷的衞護機構。【13】與漢人雜居的匈奴人由此向中原遷徙，逐漸擴展開來，廣泛定居於關中及涇渭流域。這一政策本來為了增強中原農耕文化的影響，促進民族融合。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前提條件是中原王朝長期保持政治穩定，在軍事、經濟和文化上長期保持強大實力。
但這個前提缺失了。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三國戰亂，中原地區人口鋭減；西晉統一後不久發生“八王之亂”，持續了10餘年，中原王朝極度孱弱，政治統治名存實亡。中原王朝無力依靠長城抗擊和隔離遊牧民族南侵，更談不上以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為後盾促使南遷胡人實現民族融合。先是內遷的胡人造反，緊接着其他北方遊牧民族乘機南侵。
南匈奴滅了西晉後，在中原地區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王朝；之後各民族在中原地區曾先後建立過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其中存在時間較長、有較大影響力的有十六個。中原地區開始了長達130多年的分裂、割據和戰亂時期，中原百姓極度悲慘，大量被殺或南逃江南，華北地區人口喪失了90%，漢族幾近亡種滅族。
中原地區另一個大動盪時期是五代十國。這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的延續和惡果，而藩鎮割據至少部分或間接與唐朝放棄以長城應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略決策有關。唐太宗和高宗時期，唐軍先後打敗並滅了北方遊牧的東突厥和西突厥，又打敗了西部遊牧的吐谷渾。由於國力強大，加之唐王室本身也有遊牧民族鮮卑的血統，唐代的北方邊陲政策是兼容各邊疆民族，放棄了修築並倚重長城應對眾多北方遊牧民族不時侵擾的戰略。
這一決策事實上增加了遊牧民族的軍事優勢，弱化了唐朝防衞農耕區域的能力。作為彌補，唐睿宗時（公元711年）開始在北方邊陲地區設立擴充了防戍軍鎮，設置了長駐且專任的節度使，統率當地軍、民、財三政。這違反了和平時期軍政分權這一傳統的中國政治教訓和制度。
不僅如此，由於沒了長城，就需要協調漫長邊陲各區域間的軍事防禦。唐便以一鎮節度使兼任其他兩甚至三鎮的節度使，使邊陲地區的軍政權力進一步集中。沒有長城，還必須增加北方邊陲的駐軍，這引發了軍費和糧草供應的緊張。為緩解軍費壓力，唐實行了募兵制，軍隊財政均由各節度使自行籌措解決。這等於邊防軍私人化了。所有這些在沒有長城條件下針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制度和措施，累積起來，導致邊鎮軍事將領權力膨脹。
如安祿山一人就身兼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節度使，管轄區從如今遼寧的朝陽到山西大同，下屬數十萬日益私人化的軍隊，手握地方行政和財政大權，尾大不掉，終於釀成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平息後，藩鎮勢力自此興盛起來，河北三鎮事實上已成割據。黃巢起義後，部分實力雄厚的藩鎮先後被封為王，實際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國。唐亡後，藩鎮紛紛自立，其中地處華北軍力強盛的政權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後唐、後晉和後漢，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北方另一遊牧政權契丹也趁中原內亂南侵，建立了遼國。
但這才是中原農耕區所受的威脅和苦難的一個序幕。公元936年，五代十國中後唐的石敬唐認契丹皇帝為父，出賣了從山海關直到雁門關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雲十六州，換取契丹支持其稱帝。這一事件影響了隨後中國政治格局長達400多年。這十六州地處太行山東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是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的必經之路，失去了它們，中原王朝的糧食主產地華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遊牧民族眼前。
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 /新浪博客
北宋統一中原後，曾試圖以武力收復燕雲十六州，均告失敗。宋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無法獲得長城庇護的漢族中原王朝。整個華北無險可守，積弱的宋朝一直為邊患困擾。統治中國東北和華北的遼（契丹）和金（女真）軍隊先（1004年）後（1127年）南下，穿過華北平原，或威脅，或攻佔了北宋首都開封，宋徽、欽二帝被金國俘虜。宋朝廷只能渡江南遷杭州，建立了南宋。【14】
1213年，燕雲十六州為蒙古佔領；之後，忽必烈大軍南下，建立元朝，先後滅金和南宋，中原又一次全面為北方民族統治。一直到1368年，明太祖派徐達、常遇春攻克北京，中原王朝重新控制了燕雲十六州，控制了沿前朝長城的北方邊陲要地。
從大歷史視角看，如果説秦漢正面例證了長城對於維護中原農耕文明的制度意義，那麼從唐睿宗設節度使開始的長達650年的歷史，可以説是一個自然實驗：在冷兵器時代，不依賴長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結構整合以農耕區為核心的中國。結果無情，戰亂迭起，死人無數。元初中原人口損失80%。
如果僅看王朝更迭和中原戰亂，長城確實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遊牧民族南下的政權更替，中原民眾未能逃過一次次劫難。但這種看似後果主義的對長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頗的，甚至是非後果主義的。因為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一種絕對保險的制度，長城實現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長城不可能替代其他。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關切的，其實是天下無數生命脆弱且短暫的蒼生“好死不如賴活着”的卑微視角。應當將一些不曾發生但完全可能發生的有關人和事的想象納入對制度功能的評判考量。
不曾發生不等於從來不會發生，很可能只是因某些努力、某種對策、某個制度甚或某個人避免了其發生。因此，恰當的思考就一定要界定並考慮那些“不在場”的因素。【15】或所謂“腦補”。評判長城的底線因此不是不修長城會少了多少“將軍白髮征夫淚”，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覓封侯”，會有多少農民安居故土“你挑水來我澆園，你織布來我耕田”，他們個人和家庭乃至整個農耕區民眾的幸福指數會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長城，無人戍邊，這些“被”幸福的農民，會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會額外地成為“兩腳羊”？【16】
再宏觀點，如果沒有長城，這個農耕文明會是何種形態，何種規模？甚或，還一定有這個堪稱輝煌燦爛並令今天的我們自豪的中華文明嗎？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離許許多多具體的人、事、物而單獨存在或持續。若無長城，這個號稱人類持續了最久的華夏文明，如同比中國文明更古老的兩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樣，被後起的或周邊的其他文明滅了，也並非不可能。
這種歷史事件在世界各地其實比比皆是。被馬其頓征服之後，古希臘城邦便永遠消失了。繼承希臘文化的羅馬人，則被馳騁奔突於歐洲大地的阿提拉軍隊橫掃。這些被稱為“上帝之鞭”令歐洲人膽戰心驚的匈人，據説只是被衞青、霍去病特別是竇憲擊敗西竄的匈奴後裔！【17】
長城保護的是農耕文明，但還必須注意，修建並利用長城的，並不只是中原農耕民族！後代許多入主中原的原北方遊牧民族政權，如北魏、東魏、北齊和北周，為防護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規模修繕甚或重建長城。【18】即便未修建長城的，也不意味着他們就放棄了長城的軍事用途，或低估長城的軍事價值。
清朝是來自東北的畜牧漁獵民族，又有牢固的滿蒙聯姻。康熙甚至説“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19】但實際上，鑑於“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溯自漢、唐、宋，至明，歷代俱被其害”，【20】康雍乾時期，在東起遼東，西迄甘涼的明長城沿線，清一直部署駐紮了重兵，構建了針對北方的完備防禦體系，其嚴加防控的對象恰恰是滿族的政治盟友，曾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蒙古人！【21】
如果長城對於歷史中國的構成，對於中華文明的生長髮展，意義如此，那麼，還怎麼説其可有可無？！有些決策及其實踐，僅因其對國家影響深刻和久遠，牽一髮而動全身，就註定是憲制的，甚至無論其成敗，也無論其被視為軍事、政治、經濟、民族、社會甚或文化！長城就是其一。
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大學出版社
參考文獻：
【1】有關長城的諸多知識性的介紹，主要參考了，羅哲文：《長城》，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以及，景愛：《長城》，學苑出版社，2008年。
【2】“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卷1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361。
【3】陳琳：“飲馬長城窟”，《古詩源》，前注42，頁129。
【4】《史記》，前注18，頁3565。
【5】旬邑縣博物館：“旬邑縣秦直道遺址考察報告”，《文博》，2006年3期。
【6】 翻看《史記》，就會發現，衞青、霍去病每次出擊都始於長城一線，休養補充時也會以長城做掩護；飛將軍李廣幾次遠征的出發地，無論雁門、上郡、代郡或右北平等，也都在長城一線。
【7】《史記》，前注18，頁1963（着重號為引者所加）。
【8】《漢書》，前注21，頁3770，3803（着重號為引者所加）。
【9】為防範柔然南下侵入，入主中原的鮮卑族北魏王朝先後三次修建長城，其修築的長城防線與秦漢長城防線也很一致。吳洪琳：“高閭的務邊思想及策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4期，頁4-6；又有清朝，請看，寧俠：“康熙‘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辨”，《陰山學刊》，2012年2期，頁19-22。
【10】 戰國時，“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大約在公元前306年-前300年間）；“秦昭王時，……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72年）；“燕也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約公元前254年）。秦統一六國後，把各國間相互防衞的那些城牆拆掉，留下了，拓展並勾連了各國防範北方遊牧民族的城牆，因此有了長城。《史記》，前注18，頁2885-86。
【11】例如漢文帝時晁錯的分析，請看，《漢書》，前注21，頁2278；又請看，北魏孝文帝時，高閭分析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請看，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頁1202。更細緻的經濟學分析則是明代的餘子俊。巡撫延綏時，餘子俊力主在最便利蒙古騎兵南侵的延安至慶陽一線，依據山形重建長城。為説服皇帝和反對者，餘子俊比較了兩種可能的防衞措施的成本收益。一是發兵征討，聚集延綏準備征討河套敵寇的士兵軍馬有8萬，如冬季敵寇不敗北離去，每年154萬糧草，加上825萬運費，總計979萬兩銀子。二是在次年春夏交替韃靼兵馬疲乏之際開工修建長城，徵用陝西運糧百姓5萬人，供給食物，兩個月就能搞定，只需300萬個工作日。據歷史學家吳思計算，每日工價三分銀子，才9萬兩銀子，還不足延綏鎮每年軍費開支的1%；且不説勞工也因此獲有實惠。結果是餘子俊徵用軍兵5萬人，不到3個月就完成了東起清水營（今寧夏靈武市區東北），西至花馬池（今陝西定邊縣城西北），綿延1770裏的長城；而城牆內的土地，也分區屯墾，每年可收穫糧食6萬多石。八年後，蒙古軍入侵延綏河西清水營一線，明軍大勝——“軍民得安耕牧焉”。張廷玉/等：《明史》，前注33，頁4376-78；又請看，吳思：“明長城的投資與收益——‘戰、守、和’及搶劫的政治經濟學”，《歷史學家茶座》（總第3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6. 稍收斂的類似説法是，“其實在歷史中，長城幾乎沒有發揮過實際功效。”杉山正明：“備忘錄：萬里長城的意義”，《遊牧民族的世界史》，前注35，頁26-28。一個有嚴格限定的準確概括是：“一旦中原王朝失去軍事實力，長城就形同虛設”（着重號為引者增加）。葛劍雄：“長城的價值”，《往事與近事》，三聯書店，1996年，頁32。
【13】范曄：《後漢書》，前注22，頁2945。
【14】關於失去燕雲十六州之後對中原王朝的影響，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賀次君、施和金［點校］，中華書局，2005年，頁436-37）中引前人稱：“河北一路，為天下根本。燕薊之北，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此中原險要，所恃以隔絕中外也。……燕薊不收，則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澶淵之役，寇準欲邀契丹稱臣，且獻幽薊地。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真宗不從。及女真取燕山，遂成靖康之禍。”
【15】福柯稱“譜系學甚至必須界定這些事件不在場的那些時候，即它們一直未能實現的時刻”。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House, 1984. 這類努力，又請看，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Basic Books, 1999.
【16】“自靖康丙午歲(公元1126年)，金人之亂，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鬥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人肉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登州範温，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謂之‘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為‘不羨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莊綽：《雞肋編》，蕭魯陽［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頁44。
【17】請看，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卷2，席代嶽［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頁363-370。但對這個説法也有質疑，晚近的體質人類學的基因測試表明匈人與匈奴並非同類。中國學者的研究，可參看，劉衍鋼：“古典學視野中的‘匈’與‘匈奴’”，《古代文明》，2010年，卷4/1, 頁63。
【18】羅哲文，《長城》，前注43，頁58-60.
【19】《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3），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頁700。
【20】《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2），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頁931。
【21】請看，寧俠：前注51，頁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