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美國社會的困境——愈喊自由，愈不自由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包容異議的自由才是真自由(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the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這句話出自德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羅莎這話，聽起來沒什麼問題，然而，包容異議是否意味着也得包容造謠，惡意中傷，散佈仇恨，種族歧視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誰來決定自由限度的標準？
其實，自由與民主或正義類似，並無標準答案，也無法量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化裏，有着不同的尺度與適性。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100%的言論自由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美國，也從未“自由百分百”。雖然我們常在好萊塢電影或美劇裏時常看到擁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對白，但隨着特朗普執政而產生的社會效應，言論自由再一次陷入無解的爭議。
以言論自由掩護種族主義
特朗普入主白宮，為白人至上主義者開啓了一道門，也為種族衝突埋下了禍根，言論自由則成了散播仇恨與歧視的最佳掩護。在去年2月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暴力衝突中，保守右翼利用言論自由發表煽動種族仇恨的演説，自由左翼則乾脆重新定義言論自由，以“No-platforming”(不給他們舞台)予以反制。雙方都走向極端，形成了白人至上組織對壘反法西斯組織（Anti-Fascist Action）的局面。此事件使得號稱”言論自由誕生地”的伯克利加大陷入了天人交戰，到底是要維護言論自由，還是避免校園成為暴力衝突的場所？
言論自由成了一個偌大的問號，暴力事件逼迫所有立場的人表態，到底應否保障仇恨言論？
當大家正針鋒相對地辯論言論自由是否應打折扣時，8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又出了大事。包含了3K黨的極右翼組織與反法西斯主義者，為了一座將軍雕像發生激烈衝突，釀成3死35傷。爭議尚未止息，而問號則變得更大了。
從今年的幾則新聞，可以看得出社會衝突所帶來的影響：亞利桑那州議員提出一項法案，禁止州政府提供任何活動來擴大“種族，性別，宗教，政治派別，社會階層或其他階層的人”的分化，矛頭指向極端組織。民間組織“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發表了一系列被其列為“教授激進課程”的教授名冊，矛頭指向激進的老師。民間組織“金水研究”(The Goldwater Institute)提了一項”校園言論自由法”的法案，規範教授在課堂上應提出問題的不同觀點，並以中立的態度確保學生的言論自由，矛頭指向課程。
以上皆為因應極端主義者不當利用言論自由的對策，其核心思想為“言論自由可不分品質，學術自由卻須注重品質”。然而，這些柔性方法對隨時可能面臨暴力威脅的學校而言，緩不濟急。他們的問題是，到底該不該核准極右翼組織申請的校園演説活動？幾所名校顧不得旁觀者的閒言閒語，已然展開行動，限制校園內可能引發衝突的活動。
愈倡導自由，愈不自由
今年2月12日，美國監督校園言論自由的組織“個人教育權利基金會”(FIRE)公佈報告，去年十大言論自由最差的大學，其中包含了哈佛，以及1960年代的“言論自由誕生地”伯克利大學。FIRE報告指出，2017年校園言論自由受到極大的干擾，諸如暴力檢查，偏見監督，限制自由言論區，撤銷對部分演講人的邀請。
故事是這樣的：激進主張容易失序，故而維持秩序者必然會限制言論自由，激進者一受到限制，便指控校方戕害言論自由，以掩護其激進主張。FIRE所説的“干擾”，都是這麼來的。為了防止暴力與失序，校方被迫要採取檢查，監督偏見，劃設自由言論區，並預先防止激進者展開演講活動。這種可預見的校方行動讓激進者得以事先設局，編好“被打壓”的劇本，然後扮演言論自由受害者的角色，以蒙其利。
你覺得是不是，愈倡導自由，愈不自由了呢？
大學校園是一個小型社會，從這個縮影裏，我們得以觀察“自由的生態”。用極簡化的方式總結所謂自由，可以很輕易地發現愈是對立的地方，愈容易形成自由的自我設限，以及自我懷疑。換言之，對立愈低的社會，人們愈自由，反之，則人們會開始“自由地定義自由”以取得對立情境中的優勢。
旁觀者的説嘴是沒有成本的，FIRE不必為校園暴力的後果負責，只需要繼續扮演好聖潔的角色，高舉言論自由再踩校方一腳就有票房。然而社會大眾必須被提醒的是，沒有參與對立的學生們，其受教權以及人身安全誰來保障？故而，所有過度強調自由又蔑視秩序者，都很有問題。不是自由不好，而是不負責任的自由很不好。
從社會秩序的角度來看，法律本不應保障鬧事者，從革命的角度來看，要幹就得有獻身的覺悟，不需要法律保障。秉此觀點，我們對台獨太陽花運動，與港獨運動就能有比較清晰的立場。鬧事還想逃避法律制裁的，算不上什麼“革命者”，而真正傷害了言論自由的，正是這些拿言論自由當護身符的鬧事者。至於台灣那以“公民不服從”縱放鬧事者的法官，洽是戕害言論自由的幫兇。
在一個高舉言論自由的地方，其社會的變革是由激進者的鼓譟，以及社會其他大部分成員的屈從、漠視與適應下完成的。重點在於，變革不見得是往好的方向發展，而人們察覺不對勁的時候，往往傷害已然造成，無法挽回。
言論自由沒有標準尺度
美國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的部分，有一個不常被媒體提及的原則：不追求用一個定理或公式處理所有有關言論自由的案件，而是以個案之案情來平衡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扞格。
這項原則毋寧是承認，言論自由並無所謂標準尺度，換言之，它並沒有如捍衞言論自由者所言的“打折扣”問題。
美國民權自由聯盟(ACLU)是一個堅守言論自由信念的組織，該組織曾於1934年為維護美國納粹黨員的言論自由而提起訴訟，旗下辯護律師甚至是猶太裔。然而，對於白人至上主義者持槍遊行，並挑起暴力的行為，該聯盟在加州的三個分部立即宣佈他們不維護這類人。組織內部的資深會員卻不以為然，認為如果任由政府壓制某種言論自由，其他言論自由遲早也不保。
換句話説，聯盟內部有人堅持初衷，堅守信念，也有人認為應該彈性處理。而在去年ACLU陸續幫忙極右派組織控告政府否決其遊行活動申請的同時，又發生了暴力致死的悲劇，於是人們對於聯盟內堅守信念這一派，給予了極大壓力，以致認為該彈性處理言論自由這一派佔了上風，並隨即發表聲明，主張憲法第一修正案並不保障挑起或從事暴力行為，”白人至上暴力並非言論自由”。
這樣的折衷處理，對部分堅守信念者而言，就是為言論自由打了折扣，然而，卻不一定違反憲法精神。故而，當美國批評他國(尤其是中國)壓制人民言論時，不能或忘自己的憲法也沒有對言論自由設下絕對標準，其實，也做不到。
再者，ACLU若不這麼做，將難以處理因極右派暴力所催生的極左派暴力，尤其這些“反法西斯主義者”視ACLU為“反特朗普堡壘”，並紛紛入了會，捐了錢。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原本的言論自由堡壘，現在也往“極左堡壘”發展，自由左派陣營則面臨分裂危機。
言論自由專屬於特定少數人？
文章開頭那句話，是羅莎對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寫在《論俄國革命》的手稿裏，比較完整的原話是：倘若只有政府擁護者及單一黨派成員才能享有自由，那麼即使這批人的人數再多，也談不上什麼自由，包容異議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倘若自由成了某種特權，這一切效用也將跟着喪失……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者，羅莎認為真正的革命必須海納百川地讓所有人共襄盛舉，應該透過論述的方式對革命的敵人曉以大義，毫無設限地將他們也納進革命的大旗裏。
這確然是一種崇高的理想與品德，然而，崇高的理想都有着共同的命運，就是被人類鬥爭的天性所利用、曲解，以及摧殘，當今美國正處於這樣的困境，且已超出傳統民權論述的控制能力。若繼續執拗於百分百的自由理念，仇恨將會快速擴散，直到美國社會裂解。
根據美國反誹謗聯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的預警，白人至上主義者已經於30多個州的大學校園密集進行招募，反猶太主義與反穆斯林主義也有升高的趨勢，另外，美國大學生近半數認為仇恨言論不應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看起來，為自由畫出紅線勢在必行，否則，言論自由將淪為特定少數人鬧事的利器，最後反自由的主力，恐是自由左派。
沒有人不愛自由，但必須謹記的是，自由伴隨着責任，不能違反公共利益，否則就是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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