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新時代與民生國家建設

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就是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脱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進入新時代，我國的基本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的不平衡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民生福祉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如何應對這一不平衡性，需要我們進一步在發展中保障與改善民生，這進一步表明中國走的既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也不是福利國家的道路，而是民生國家道路。

一、民生福祉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隨着發展水平的提高，民生需求日益轉向高質量的需求，而民生的供給的不平衡、不充分成為突出矛盾。不平衡發展裏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民生福祉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們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悖論，經濟發展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民的生活壓力沒有減輕反而在許多方面加重了。

這是由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出現不同的民生問題，目前中國的生存型民生問題並未完全消除，發展型民生問題突出，而發達型民生問題開始凸顯，處於三種類型民生問題疊加的階段。

生存型民生問題是指由於發展水平低下，造成人民基本生計困難的問題。經過60多年的發展，關係人民基本生計的民生問題總體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發展不平衡，這一問題依然長期存在。按照現行貧困線計算，我國還有近4%的農村人口為貧困人口，即使到2020年基本消除貧困人口，我國仍有較大規模的低保人羣、低收入羣體。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發展型民生問題，是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民生問題，已經成為民生領域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伴隨着發展出現的民生問題，目前比較突出的是環境民生問題、健康安全、社會公平問題。另一方面隨着發展水平提高，人民希望獲得更高質量民生品供給得不到滿足，主要體現為人民希望得到更好的教育、醫療與養老的服務，得不到有效滿足。

發達型民生問題，是指發展起來後出現的民生問題，這在今日中國已經凸顯。

發達型的民生問題是全世界發達國家的普遍問題， 2016年美國人均GDP在57467美元，也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也要緊巴巴過日子，淪為所謂的“中慘階級”，民生問題沒有解決好成為社會動盪的一個重要原因。

發展不能包治百病，鄧小平同志當年就説“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進入高收入階段後民生問題依然壓力巨大。按照世界銀行的定義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2]我國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已經是高收入的經濟體，中國的發達型民生問題已經開始凸顯。

北京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首先是民生支出成本上升，收入增加了，但是並沒有覺得生活的實際福祉水平有多大的提高，大量的所謂社會精英、金領階層，同樣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壓力，大部分的收入也是花到房子、孩子教育、購買保險、準備養老金等基本民生需求上。其次是貧富差距巨大，相對貧困問題突出。第三是進入老齡化、少子化帶來的民生問題凸顯。

發達型民生問題不是市場化本身能解決的，相反，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過度市場化造成的。在商品化、金融化的條件下一線城市的住房價格暴漲，遠遠超過勞動者的購買力，就是一個突出例子。

二、民生國家Vs.福利國家

如何解決民生福祉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為我們指明瞭方向，就是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而這條道路可以稱之為民生國家道路。

民生國家（Minsheng State）是中國探索出的既不同於自由主義國家，也不同福利國家的獨特道路。

民生國家不同於福利國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基本理念根本不同。

不同於福利國家保障國民的社會權利、促進不同階層的社會團結的基本理念不同，民生國家基本理念是將保障與改善民生作為社會主義的重要內涵，社會主義共同體需要共同體成員來共同建設，共同分享。

民生國家是以促進人民發展能力為中心的，由個體、共同體與國家共同承擔的改善人民福祉的制度。民生問題需要通過個體、集體與國家的力量來共同解決，與福利國家強調個體權利、國家責任不同，民生國家是共同權利與共同責任。社會主義共同體發展的目標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將民生問題基本保障之後，就使得人可以從終生勞碌為解決生存問題的境況中解放出來，追求更有意義的生活，真正去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第二是與發展的關係不同。

福利國家主要功能在於再分配，民生國家的功能在於生產、一次分配與再分配都發揮作用，民生國家是提高人民發展能力為中心的制度安排，它注重通過投資健康、教育對於人民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從而提高人民參與市場競爭能力，在就業政策上，不是強調失業救濟，而強調就業創造與再就業政策，“六五”以來的每個五年規劃都制定了新增就業的目標，“十二五”期間我國新增城鎮就業6431萬人，十三五規劃要求五年間新增城鎮就業大於5000萬人。在貧困人口政策上，也是強調貧困地區與貧困人口的造血功能，通過教育扶貧、就業扶貧、產業扶貧等提高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

民生國傢俱有雙重功能：一是社會保護功能，保障市場經濟中弱勢羣體的生活基本需求；二是經濟效率促進功能，即通過人力資源的普及性開發，普遍提高人民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

對於人民的生活而言，國家扮演着不同角色，自由主義國家像一個公共服務商店，經典社會主義國家像一個父親，福利國家像一個保姆，而民生國家則像一個輔導員，輔導員會重點幫助落後的學生，但那主要是為了讓他們趕上隊伍。

第三，資金來源不同。社會主義的公有資產使得民生國家比福利國家更多的資金籌集途徑。與福利國家只能依靠税收、社會籌集渠道來為民生問題融資不同，中國有大量的公有資產，能夠為民生領域的投入提供新的來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2017年11月國務院印發《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實施方案》明確要求從2017年開始，選擇部分中央企業和部分省份試點，統一劃轉企業國有股權的10%充實社保基金。

同時，城鎮土地國家所有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使得中國完全有條件可以按照非市場化的方式，以只支付建造成本的方式，來提供民生的保障房，當然，在過度市場化浪潮中，中國沒能很好地發揮這一社會主義優勢。

圖片來源：東方IC

第四，責任主體不同。從提供機制來看，民生國家建設是個體、家庭、共同體、國家不同主體共同參與、共同提供。

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的制度是去家庭化的，以個體為基本單元進行考慮。中國自古有重視家庭的傳統，在今天家庭仍然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基本單元，這是其他任何機制所無法替代的，中國解決教育、養老等問題都是充分發揮家庭成員之間的作用。中國的民生政策是強家庭化的，是要增強家庭在民生上的功能，比如精準扶貧、低保户等都是以家庭為對象識別和幫扶的，再就業政策也是如此，在下崗再就業階段就提出需要避免“零就業家庭”的政策。

福利國家陷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國家對於公民承擔了過多責任，所以不堪重負。毛澤東時代實際上在國家、個體之間有個重要的共同體就是集體，在農村是公社、生產隊，在城市是單位。隨着集體經濟與單位體制解體之後，原子化的個體被拋入到市場的洪流中，在過度市場化的環境中，隨着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上升，作為勞動者的個體，無論如何努力，已經無法靠個人力量來解決這些問題。應該積極探索新型的組織化的共同體解決機制，鼓勵就業單位、社區與社會組織等積極承擔民生品的提供。

就業單位承擔重要的民生責任，一方面就業單位是社會保障金繳納的重要主體，另一方面鼓勵有條件的就業單位成為員工福利的重要提供者，提供員工食堂，有條件的單位應該鼓勵辦幼兒園、辦學校，集資建房。例如，作為一家民營企業，京東就辦了總部幼兒園。

京東的幼兒園（圖/東方IC）

“企業辦社會”，“單位辦社會”不可以一概視為低效率，與市場機制相比，共同體提供民生產品有其優勢所在，可以減少中間環節，更為重要的是長期契約積累的信任資本，這使得它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質量的民生產品。

第五，去商品化程度不同。民生國家要求更高程度的去商品化。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程度較高，主要是指享受福利的資格上高度去商品化。

民生國家的去商品化主要是指供給機制的去商品化。需要堅持民生領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民生品是極低價格彈性的必需品，民生領域不能作為一個產業來做，而是要堅持民生領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實上，在這些領域需要推進的改革是去市場化，迴歸公益性的改革。

探索基於使用價值的民生品供給方式。中央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核心就是住房要回歸它的使用價值。探索基於使用價值由共同體共同承擔的民生品配給方式，將使得大量的尋租泡沫擠出，以住房為例，如果對於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條件，採取實物配售的方式供給只允許使用不允許交易的共有產權房，由於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實際不高，就可以以很低廉的成本，實現“居者有其屋”的中國夢。

探索非貨幣化的基本公共消費制度。可以嘗試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費制度，設立基本消費的衣、食、住、行場所，網絡購物也設置基本公共消費區。創造性恢復票證制度，每個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額領取基本公共消費券，不能兑換現金，該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費區使用，同時公共消費區的商品禁止用貨幣購買，這種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經濟、社會服務積分結合起來，避免成為養懶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將消費券捐贈或者轉讓（換取社會服務義務的免除）給窮人使用。

三、推進全週期、全方位的民生國家建設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中國進入了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階段，這也是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開局階段，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將總體上納入高質量發展的軌道，而民生問題將進一步凸顯，併成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重要方面，建議將推進全週期、全方位民生國家建設作為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主線之一。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指出民生建設的“五個有”，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其擴充為“九個有”，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這就是全週期的民生國家建設。我們建立的不是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但是在從生到死的整個生命週期裏，在衣食住行、業學醫休等不同生活情境中，都要有這樣的體系可以依託，解決個體在不同的生存際遇所面臨的民生問題，尤其對弱勢羣體要進一步傾斜。

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總佈局是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方位的民生國家建設是指不但在社會建設上改善與發展民生，而是需要將民生國家的內涵融入到“五位一體”的佈局中去。從而形成全方位、全生命週期的民生國家體系。

1、從經濟建設看，構建經濟發展與民生國家建設掛鈎機制。既要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改善民生，也要避免吊高胃口。不再追求高增長，以滿足就業需求、人民生活改善需求、社會保障財力需求為標準確定經濟增長底線。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民生領域投資的增長率不低於GDP增長率。

加大民生公共品的提供，擴大社會總需求。在新時代，我國總體上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而進入了相對過剩時代，通過加大民生公共品的供給，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動社會需求，促進經濟發展。

2、從社會建設看，要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全面均衡推進社會建設，繼續改善就業、醫療、住房、健康、教育等民生問題，縮小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創新社會治理方式，通過更為靈活、多元的機制保障民生。

3、從生態文明建設看，優美的生態環境就是民生需求。以民生環境為重點，重點解決人民羣眾關心的水、氣、聲、土壤等環境問題，重點解決農村的面源污染、飲用水安全、生態貧困等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環境問題。

4、從文化建設看，要以推進人民文化建設為重點，人民不但是文化消費主體，同時也是文化創作，參與文化的主體，開展各種羣眾文化活動，寓教於樂，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5、從政治建設看，民生問題不但是經濟社會問題，同樣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要以民生促進民主，以民主帶動民生。民生國家同樣是實現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徑。調查表明，亞洲人理解的政府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持這一看法的亞洲人比例達到了54.7%，而中國的比例更是達到了67.1%。[3] 遠高於將選舉、批評的自由等作為民主的屬性。

四、小結

民生國家道路是基於中國特色主義制度的不同於福利國家的一條新路，它更好地處理發展與人民福祉改善的關係，從而既保障了人民福利持續的提高，同時也避免了落入福利國家陷阱。

民生國家之所以不會陷入福利國家陷阱，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與發展相掛鈎的政策，能夠根據發展水平進行調整，同時，通過開發人力資源，能夠促進發展。第二，民生國家所依託的，不僅僅是國家，更重要的是不同層級的共同體之間的互助。第三，社會成員所共有的公共資源，提供了税收之外的融資渠道，同時，也使得社會有條件以非市場化的配給制的方式供給民生公共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於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複合優勢，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在解決民生問題上顯然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進入新時代，面對新矛盾，我們需求推進民生領域的去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推進民生國家建設，從而創造出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的民生的成就。

民生國家構建根本上是要改變普通人民為了滿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終生勞碌的狀況，初步將勞動者從“物對人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從而促進實現屬於所有人的“人的全面發展”，並最終實現人與人的自由聯合。

註釋：

[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第1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2]指人均國民年收入在12736美元以上。

[3] 指回答貧富差距不大，所有人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作為對民主理解的比例。來源於東亞民主研究計劃，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chinese/news.html

（本文發表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