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一昉：美國政治的“台灣化”——當框架都沒有了共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一昉】

“Un-American” （不美國）

“Treasonous” （很叛國）

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不久前給民主黨的參議員及國會議員們下的定義，原因就是在他作國情諮文報告的過程中民主黨議員不願意起立鼓掌。這種論調是不是似曾相識？ “你愛不愛台灣”，“XXX就是親中賣台”，這種政治喊話對中文世界來講一點都不陌生。台灣政治進入代議制民主後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指控。現在號稱成熟民主社會的美國政治居然也越來越“台灣化”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首先，什麼叫作民主政治的“台灣化”？但凡平時對台灣新聞比較關心的人都能説出台灣政治過去二十年的最大的問題——“藍綠惡鬥”。而這個“藍綠惡鬥”恰恰是“台灣式民主”的精髓所在。陳文茜曾經説過當時民進黨剛剛起來的時候，很多人期盼台灣進入類似於英國工黨和保守黨之間的左右路線競爭。可惜事與願違，經濟路線和民生問題在台灣進入代議制民主後卻成為了政治新聞的“配菜”，政治的主旋律停留在“藍色”與“綠色”之戰。藍與綠的區別是身份認同，國族認同和國家定位之爭 。

換言之，台灣的民主政治特色就在與政治角力最核心議題不是民生，不是經濟，不是社會議題，而是“我們是誰”，“誰才是我們”，“我們的地位應該如何”，甚至“我們的憲法要不要尊重”，“這面旗幟能否代表我”等等，諸如此類的“基本框架認知”的爭議。這是一個連基本框架都有爭議的共同體，那麼每一次選舉和政治對決也都成為了爭吵基本框架的“認知”和“認同對決”，從而形成所謂的認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這樣的民主社會是容易劣質的，因為關乎眾人之事的議題不被真正認真討論和檢視。其結果則就是長時間的社會空轉，無暇顧及經濟與民生的發展。

如果大家對特朗普就職典禮的演講還有印象的話，應該會記得他説得最多的詞彙就是“美國人民”和“美國優先”。問題是為什麼他喊着美國人民當家做主了，第二天，就有大規模人民上街頭抗議他的就任呢？

關鍵就在於美國也進入到了連社會基本“框架”也沒有共識的時代了。

當特朗普大談美國人民的時候，“美國人民”的定義又是什麼呢？“人民”本身就是一個很難有客觀標準的概念。“誰是人民”，“誰是人民之敵”是人類歷史上很多黑暗與光輝時刻都會操作的把戲。今日之美國，對其中一個政治勢力來説“美國人民”的範圍可能要少於有着客觀標準的“美國公民”。對另一個主流政治勢力來説，“美國人民”的範圍甚至可以超過有着客觀標準的“美國公民”。“誰是人民”的劃線背後的核心問題就在於一個國家為誰而戰的框架問題。然而這個框架已經開始動搖：美國是什麼，美國本質如何，美國曆史認知，美國人民是誰，什麼才是美國利益這一系列議題都開始鬆動，甚至顛覆。怎麼會走到這步，左派和右派分別有兩位重量級學者都分別在十幾年前和二十年前做過“先知性”討論。

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1931-2007）去世9年後，突然成了人們眼中的“預言帝”（資料圖）。201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理查德·羅蒂1998年的著作預言了2016年大選的結果”的文章，確認了羅蒂的“預言帝”地位。雖然羅蒂書中沒有提到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名字，但的確令人驚訝地預言了，隨着民主黨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政治的變異，在未來某個時刻美國可能會有非主流的“強人”當選總統。

第一位是左翼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他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築就我們的國家：二十世紀美國左派思想》（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這本書在2016年年底，突然被媒體挖掘出來成為解釋特朗普為何當選的“神作”。其中一個核心觀點是針對與美國左派政治的走向的總體批評。作為左翼人士羅蒂認為，美國左派在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民權運動的勝利後就過份浸泡與“文化政治”的戰線，而忽略左派思想真正應該關注的經濟和階層問題。所謂“文化政治”包括了講究政治正確，多元文化，LGBT權利和女權運動。而因為基於文化羣體和少數族裔的新“選舉聯盟” （voting coalition）形成，民主黨漸漸產生了惰性。覺得只要文化問題打通了，這個選票聯線自然能幫助自己當選。

羅蒂並非認為上述問題不重要或者是假議題，而是要強調忽略經濟和階層問題將會導致一大批傳統美國白人工薪階層覺得自身利益得不到任何代表，甚至被社會所遺棄。當這個氛圍形成後，將會有一個善於炒作民粹，有羣眾魅力的極端右翼政治人物會一舉崛起。靠着炒作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搜刮失落郊區白人的選票。而這樣的人一旦當選，很可能讓幾十年來民權運動為少數族裔和弱勢羣體爭取到的基本權利毀於一旦。

所謂炒作民粹，其重點就在於喚起“純種美國的身份認同”意識和讓選民把民生上的失落轉移成對於其他族羣特別是少數民族的仇恨。“美國正統文化”保衞戰的概念就孕育而生。另外他還強調了左派沒必要過份計較美國曆史的“真相”以至唾棄愛國主義。愛國很重要，是為了維護那個全民對國家認同的基礎。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應該要實踐公民教育，讓大家認同“建國神話”。“建國神話”是否真實，建國偉人是否真的偉大對於現實政治來説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於形成共識，不給極端的勢力有機可乘。

《築就我們的國家》，[美]理查德·羅蒂著，黃宗英譯北京三聯，2014（資料圖）

另一位學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學大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了。他最有名的作品當然是《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2004年，也就是《文明衝突論》出版差不多十年後，他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的著作。在他看來美國這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是有自己特有的文化根源，並沒有美國自稱的那麼多元。美國本非所謂的“移民之國”而是“早期殖民者之國”。美國的核心價值是被早期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定義的。這個基本基調是17和18世紀英國新教徒所確立的，其核心內容包括了：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政府和私有財產。後面雖然有源源不斷的移民者從歐洲和世界各地跑來美國，但都沒有改變早期殖民者所定下的基本基調。

亨廷頓認為如果當時來到美國大陸的移民是法國人，西班牙人或者意大利人，美國的核心價值就不會如今天那般。但移民未能挑戰新教核心價值的狀況，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開始動搖。其核心原因就是大量西班牙語系的拉丁裔移民進入美國，而他們因為特殊文化和技術原因不會被美國主流徹底同化，甚至有能力第一次作為移民羣體來重塑甚至變更美國文化及核心價值，從而改變美國的身份。這本書的思路某種程度是“文明衝突論”的邏輯延續。事實上，也變相給了右翼民粹勢力想要驅趕移民的理論基礎。

兩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美國為何會開始產生“框架性”撕裂，有無道理仁者見仁。但現實就是美國的政治氛圍進入了“為反對而反對”，政治立場不同及敵我關係，從體育明星到普通人都要為了政治而站隊和爭吵的地步。美國的政治光譜從傳統的左右之爭，自由保守之爭慢慢被一些輿論氛圍炒作成“全球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的對決。對於美國的歷史，產生了誰的塑像可以放可以不放的基本認知之爭議。這種爭議甚至導致了死亡事件——弗吉尼亞亞州白人至上組織車撞抗議羣眾事件。對於基本事實的認知也形成了互相指責不同陣營者為“假新聞”的境地。

2017年8月11日，弗吉尼亞州白人至上組織集會，與反對集會的民眾發生衝突，期間發生汽車衝撞示威者的事件。（圖片來自美媒）

但筆者還是要強調之前專欄所提到過的概念，特朗普當選這件事情本身只是美國社會走向的一個結果，而非開啓一個全新的時代。全面進入“框架共識”動搖，可能是從2016年11月8日開始，但之前那種社會氛圍的鋪陳已久。大家還記得奧巴馬時期所謂的出生證明事件吧？當時的茶黨（Tea Party）和一些堅決的“奧巴馬黑”人士（包括特朗普）硬是創作出了奧巴馬不是夏威夷出生的“另類事實”。就這樣一個故事，美國都很多人相信。還有一些民調問多少人相信奧巴馬是穆斯林或者是共產主義者，至少在共和黨陣營裏面有相對一個比例的民眾相信。

美國內部還要台灣式的“敵我消耗”和“雞同鴨講”多久？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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