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不是長呼短嘆，就是借古諷今——“公知”為何成了貶義詞

不知何時何故，“公知”在當今中國的話語體系裏已悄然成了一個貶義詞。如此一來，是否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只要生活在象牙塔和書齋裏？然而，知識分子都有“忍不住的關懷”（請允許作者剽竊一下楊奎松先生的絕好書名）。因此，“公知”必定會存在。

事實上，“公知”也必須存在。無論公知們如何相互攻擊和謾罵，永遠比沒有“公知”強。因為一個沒有“公知”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已經令所有人絕望的社會：連知識分子都不再有對社會的大關懷，或者説是壓制自己的這種關懷，這個社會就一定心脈已斷。

但是，我們確實也需要對中國目前的公知提出更高的要求。**“公知”們不能僅僅停留在相互攻擊的水平上，他們的討論必須有一定的科學證據和理論的支持，而不能僅僅因為立場。甚至，儘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會應該有的大方向（“左”還是“右）”的水平上。**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不能光靠“把握大方向”解決，因為即便大方向是對的，也不能保證善治和良政的出現和穩定。正確的大方向只是善治和良政在中國紮根成長的必要而並非是充分條件。善治和良政的紮根成長需要的是具體的制度體系的支撐。套用一個俗語：“成敗都在細節”。那麼，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公知？

中國目前的公知大概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媒體人士。這類人士通常都讀過不少歷史，也見過很多世面。第二類是文史哲和法學學者出生的公知。這些人士在某些領域的鑽研超過第一類人士。第三類是基於社會科學的公知。**也就是説，這一類人首先是好的社會科學家，做出過出色的社會科學研究，然後才是公知。一個直覺的判斷是，中國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兩類。而我認為，中國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類公知，即，基於好的社會科學的公知。

對於人類社會來説，社會科學的首要，甚至是唯一職責，是為制度設計和變遷準備知識基礎。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有相對好的治理，都必須有發達的社會科學。西方近現代的崛起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率先發展了社會科學，並且在很多制度設計上運用了社會科學所生產的知識：“堅船利炮”背後是一個相對好的制度體系。

因此，如果我們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國紮根成長，每一個好的中國社會科學家都應該試圖把自己的知識傳播到公共領域，並且試圖影響社會和國家的制度和政策進程。畢竟，這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福利。因此，每一個社會科學家，特別是好的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是公知。

為什麼中國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類公知呢？我猜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長期以來，**中國基本上沒有社會科學，更談不上好的社會科學。**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對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解和態度都緊跟蘇聯，認為社會科學就是研究和傳授具體的國家管理技巧（比如，政府如何定價，如何調配物資），甚至直接就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1952年之後，特別是在“反右”和“文革”後，社會科學在中國基本消失，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逐漸恢復。因為這段慘痛歷史，我們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家）以及國家領導人都沒有受過社會科學的基本訓練，對社會科學，特別是什麼是好的社會科學，缺乏基本的瞭解。

我們現在的許多話語都凸顯我們對社會科學缺乏基本的瞭解。比如，社會科學通常都被和“文史哲”、“法學”一起，叫做“文科”，而大部分家長和學生認為文科都是相對比較笨的學生才學的東西。殊不知，社會科學與“文史哲”和法（理）學有根本意義上的區別。

又比如，絕大部分人甚至還都認為“哲學”指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不知道在很多時候，哲學不僅不能指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且還阻礙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再比如，政治學仍舊被放在“法學”大類之下，而大部分領導人還認為經濟學才是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最後，在許多人看來，社會科學不外乎或最多就是“以史為鑑”。

而事實上，社會科學使用接近自然科學的方法，在基於系統性證據的基礎上，研究所有社會事實（因此，不僅僅是歷史）背後的因果關係。因此，從根本上來説，社會科學更接近自然科學，而不是歷史學，更不是哲學、法理學或者是意識形態。

更具體地説，社會科學遵循下面的一個基本特性。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在確立一個真實的社會事實後，都會問一個“為什麼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問題。而對這個“為什麼”的問題，社會科學的回答方式是：什麼樣的因素（包括時空情境）、加上什麼樣的機制、經歷了大致的什麼樣的過程導致了一個特定的（發生了的或沒有發生的）社會事實。只要不滿足於這基本的要求的東西，都不是社會科學，至少不是好的社會科學。

其次，儘管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社會科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今天的中國，好的社會科學還是非常少的，離滿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還是有很大的距離。今天的中國，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空洞的呼籲、沒有理論依據的預測、沒有理論依據的批評、借古諷今的歷史故事，似是而非、沒有好的理論和實證依據的政策建議，或者乾脆就是純粹的意識形態。

而這些都不是好的社會科學。更可怕的是，如今的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都還在大力支持許多隻能產生垃圾的所謂研究項目。這些所謂的研究或是一味的歌功頌德，緊跟主流意識形態，或者是一味的道德呼籲，全然不可能貢獻任何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真正知識。

最後，也有不少中國的社會科學家似乎只滿足於發表一些SSCI或者權威期刊文章，而幾乎不關心他們所產生的文章是否能夠真正促進人民的福利。加上公知已經成為了貶義詞，許多社會科學家也就缺乏成為公知的動力。

中國目前缺乏第三類公知的後果之一是，**絕大部分公知都只是批評既有的社會事實。批評固然重要，但批評並不能替代有可行性的解決方案。**但現實是，要想解決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我們不僅需要批評，還更需要具體的解決方案。中國迫切需要社會科學家出生的公知。每一箇中國的社會科學家，特別是好的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是公知，因為他們應該擁有“忍不住的關懷”。

最後，那些已經成為公知，特別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公知，也需要學習更多的社會科學。我們的公知不能只是停留在品味歷史和長呼短嘆的水平上。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