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潘佐夫：對楊奎松教授關於《毛澤東傳》書評的回應
近日偶然瀏覽到楊奎松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所發表的對拙著《毛澤東傳》的評論。感謝楊教授對拙著的關注，同時，想與楊教授探討一下他在評論中的一些錯誤。
一、 關於我的《毛澤東傳》的各種版本
楊教授通過比較我的各個版本的《毛澤東傳》（除德文版本之外）開始他的評論。他強調：“俄文版與英文版在對傳主的認知與評價上也有差別。這一差別的形成，很可能與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參與以及西方讀者的閲讀需要有關。”（楊奎松：《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兼談潘書中的若干史實錯誤》，《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4頁。以下在引用該文時只註明頁碼。）我質疑楊教授是如何發現我在兩個版本中對毛澤東的認知與評論有差別的?首先，我可以負責任地説，俄文版與英文版在對毛澤東的“認知與評價”上沒有什麼差別。其次，從各種跡象來看，楊教授的英語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語能力則完全沒有，這可能是他沒有意識到的問題。
二、 關於埃德加·斯諾和費正清
楊教授稱，我斷定在西方史學界研究毛澤東有兩種思想，第一是埃德加·斯諾學派代表的毛澤東是一個蘇維埃馬克思主義者，第二是費正清學派代表的毛澤東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第6—7頁）。
我從來沒有發表過這樣的言論。在我的各版書籍當中我只寫到過，在1937年，在他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斯諾認為毛澤東看起來像一個忠實的蘇維埃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隨後我又寫道，在20世紀40年代，埃德加·斯諾，海倫·福斯特·斯諾，史沫特萊，弗萊達·阿特利,克萊爾·班德和威廉姆·班德，T.A.比森，哈里森·福曼等人，都“異口同聲地向世界保證説，中國共產黨人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間沒有什麼共同之處”。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國中國研究的領導者們，包括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勃蘭德（Conrad Brandt）以及諾斯（Robert C. North），都提出毛澤東在與斯大林的關係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這一觀點成了一個經典公式。（本文所有粗體均由作者標註）
為什麼楊教授要錯誤地理解我的觀點呢？
三、 羅伯特·C·諾斯對毛澤東的看法
楊教授認為：“美國學者前期的研究，因為受到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也多半傾向於認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第7頁）
這種傾向是確實存在的，但是楊教授錯誤地以羅伯特·C·諾斯的《莫斯科和中國共產主義者》（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舉例。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諾斯、費正清、史華慈還有布蘭德都一樣堅信，“毛澤東的生活經歷……會導致人們懷疑，這位農民領袖會錯誤走向“純粹無產階級路線”或對蘇俄原則的教條主義應用。……毛澤東的崛起似乎並不受約瑟夫·斯大林和其他莫斯科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影響，而非由於他們的原因。”順便説一句，諾斯是一個自由派學者，如果他知道在他死後15年有人會把他當成“麥卡錫主義者”的話，他會感到失望的。
四、 關於中國學者們的優先性
楊教授寫道：對莫斯科直接影響毛澤東的問題，“早在潘書俄文版出版10年前就有中國學者做過較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相近的看法。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讀一下潘書的註釋，也不難有所瞭解。”（第8頁）
事實上，我在1981年就開始寫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關係的歷史，但是我總是意識到中國的學者們在這方面對我所產生的影響，我也從未否認他們在很多方面所具有的優先性。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書中寫道：“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檔案館的檔案材料也很重要，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們的努力，最近這些材料才開始為人們所知。”
我不僅對包括楊教授在內的中國歷史學家們的著作進行了仔細品讀，而且我也嘗試把更多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展現給讀者。楊教授也承認：“潘書的主要價值或貢獻，理當是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中、俄、美等諸多方面各種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時提供了一些自己獨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它畢竟將不少新發現或新開放的俄國檔案，包括中外學者新發現的檔案史料，較已有傳記更全面、更系統地集中起來了。僅此一點，對現階段大批關心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讀者來説，它也還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第8頁）
五、 對俄羅斯檔案的使用問題
楊教授抱怨：“自潘書中文簡體版出版以來，不止一次讀到和聽過人們稱許此書的‘史料價值’。”（第8頁）為了證明人們的這個觀點的“錯誤”，楊教授不惜花費時間認真計算了我在中文版中發佈的一些新文件，並將這個數字與我在美國版本中引用的文件數目進行比較，甚至還比較了一些參考文獻與其他尾註。(第8—11頁)最終楊教授得出結論説，我的“俄國檔案的披露還在其次”。（第8頁）
對於楊教授這個耗時的工作我認為值得讚揚。但我很遺憾他浪費了這麼多寶貴的時間。我的書不是一本檔案文件的合集，我也不會和其他的編譯者們的著作去競爭。雖然我實際引用並公開了一些新檔案文件，這些文件改變了我對毛澤東的看法，但我從來沒有聲稱過我書中的所有資料都是來源於未知出處的卷宗。我的書是基於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秘密檔案中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私人檔案，其中包括毛澤東檔案15卷。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資料。我的書是我多年來研究過的原始資料以及其他相關資料的結晶，目的不是讓讀者震撼於解密的檔案，而是在儘可能多的信息基礎之上，以更自由的批判性態度，不夾雜政治偏見的立場去解密和了解毛澤東複雜而又精彩的一生。
（@風傳媒，餘志偉攝）
六、 關於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的立場
楊教授指責我錯誤地理解了毛澤東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立場。他聲稱，毛澤東那時是贊成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積極開展工作的，而不是我所強調的偏見。他指責我使用了張國燾的回憶錄而不是馬林關於大會的記錄。
我想這一點楊教授錯了。我沒有以張國燾的回憶錄替代馬林的會議記錄，而是將其作為對馬林的會議記錄的補充。我在尾註中明顯地確認了這一點。張國燾的回憶錄與馬林的會議記錄並不衝突，但是楊教授卻拒絕看到這一點，從而試圖表明毛澤東沒有犯錯誤。這就是他為什麼選擇性地引用的原因所在。他甚至並沒有注意到，在馬林的會議記錄中，馬林對於毛澤東有一些猶豫和懷疑的描述。比如，他根據馬林的會議記錄寫道：
毛澤東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鄧培等代表明確講，中國工人只“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充其量擁有民族主義情感，毛並告訴馬林，他對（湖南）工會組織已經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第16頁）
楊教授很明顯地曲解了馬林的原話。馬林是這麼寫的：“毛和其他人説‘工人們都有一個相同的一點，工人們關心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理解都是有限的。’”除此之外，毛澤東“對工會組織已經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他認為只有俄羅斯的介入才能拯救中國”。毛澤東還説“中國的革命必須在世界革命之後”。
除此之外，根據馬林的記錄，毛澤東在大會前夜建議蘇聯應該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假設“我們不能發展一個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的現代的羣眾性的黨派”。（毛也在大會上重複了最後一句話。）
馬林的報告顯示，毛澤東和其他湖南省代表至少是反對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對國民黨的工作這一點的。
七、 關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4年2月的立場
楊教授提到我錯誤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以及毛澤東當時的立場，因為我寫到了毛澤東的意見與這份決議相同。（第17—18頁）
事實上，我寫道，1924年2月，毛澤東最終對國民黨和中共在國民黨裏面的工作表達了“樂觀”態度。我還寫道，毛澤東並不是一個人陷入狂熱，因為2月份的決議認為，擴大國民黨組織，糾正它的“政治錯誤”，同時吸收工人、農民和城市中間階級的代表加入國民黨，以擴大國民黨的羣眾基礎，是共產黨員的主要任務。我同時還指出，這份決議指示共產黨應該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秘密準備。
楊教授懷疑我“是否讀到了”這個決議。理由是，第一，我在正文中“沒有直接引述文件的文字”；第二，我也沒有對於這份決議做尾註；第三，我署錯了文件（中國官方文件命名為“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最後，在決議中沒有“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領導權的秘密準備”之類的文字。（第17—18頁）
然而，所有的這些指責都是錯誤的。事實上，我讀到了共產國際檔案館所藏的該決議的俄文副本，它已經由俄國學者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Глунин發表並出版。該決議的俄文標題就是“關於國民運動的決議”。這可能是一個共產國際翻譯員的錯誤，但肯定不是我的錯誤。俄語文本包含了我剛才提到的相同的話，包括中共“應該把自己轉變為國民黨內的非法組織，做好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秘密準備”。與此同時，該決議還呼籲共產黨員們要儘可能擴大國民黨作為一個合法政黨的地位。毛澤東的立場是一樣的：他非常激動地在中國大地上推廣國民黨。
至於對該決議的尾註，我引用了Глунин的文本，因為至少他第一個發表了這部分。我可以看到在我中文版的著作中426頁下的尾註。它是第178個尾註。為什麼楊教授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呢？
至於直接引用，這是我的決定和選擇。我可以從決議中直接引用它或者間接轉述它。我認為這真的無傷大雅，因為決議的本質是保留的。
歷史學者楊奎松（@中新網）
八、 關於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
楊教授提到：“奇怪的是，作者的這段敍述及其引文，沒有任何一條源自當年這些檔案史料……因此不確及錯誤處甚多。”（第18頁）
什麼是不確及錯誤處？楊教授寫道：“作者在説明1926年中山艦事件的過程中，稱‘在布留赫爾不在的情況下’（那個時候他在莫斯科），‘只有鮑羅廷好歹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第18頁）
這是與我的原文完全不符的！我的表述並非“1926年中山艦事件的過程中”而是“到1926年春天的時候”，“只有鮑羅廷好歹能夠維持住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內部脆弱的力量平衡”。這是一個錯誤嗎？不。1926年春節是2月13日。那什麼是錯誤？根據楊教授的介紹，我的話很容易“給人印象”，第一，好像“鮑羅廷當時還在廣州”（我沒有説他3月20日在廣州），第二，好像“中山艦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中央內部的矛盾問題”（難道這不是至少部分正確的嗎？），第三，好像“布留赫爾只是暫時離開了廣州”。（第18—19頁）
出於最充分的尊重，我認為我的讀者們完全有能力理解我的寫作方式而不需要去想象。
此外，楊教授還同時指出那些他認為的所謂的我的“錯誤”。他説，既沒有維什尼亞科娃，也沒有切列潘諾夫，在他們1926年3月20日的回憶錄裏沒有調用過李之龍“政委”和汪精衞用季山嘉敗壞蔣。（第19頁）
對不起，但這一切根本不是真的。
楊教授也不肯相信，在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在廣州宣佈，“我信仰共產主義，我本人幾近於共產分子。但中共黨人把自己出賣給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決意反對他們”。但是這應該不是我的問題，而是切列潘諾夫的問題，因為切列潘諾夫寫到這一點。
順便説一句，楊教授似乎忘記了我的書是毛澤東的傳記，我沒有使用多個檔案文件來寫中山艦事件的歷史，是因為毛澤東沒有參與。我只想在這裏簡單地用一個著名的故事片段來敍述當時的歷史。
九、 關於斯大林對“李立三路線”的反應
楊教授提到我“錯誤地”表述了斯大林對1930年“李立三冒險路線”所作的反應。為什麼呢？首先，他堅持在1930年8月，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並不知道李立三於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呼籲挑起一個世界戰爭並讓蘇聯捲入進來。楊教授質疑我“顯然不瞭解”莫斯科到上海的溝通需要經過多長時間。根據他的推斷，需要好幾個月，所以斯大林無法在1930年10月以前，即共產國際執委會寄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著名的“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之前，瞭解到李立三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身份。（第19—20、27頁）
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楊教授甚至寫道：潘佐夫錯誤地寫道，在1930年8月25日斯大林命令李立三“儘快到這裏（莫斯科）來”。他諷刺道，第一，1930年8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令不包括“命令”這個詞，只有“儘快來”。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命令。這是個讓人不可思議的推斷。第二，他斷定該指令是由莫洛托夫領導的蘇聯政治局發出的，而不是斯大林。
不幸的是，楊教授不僅對文件所知甚少，而且他不明白共產國際和布爾什維克黨裏面的政治權力關係。不可思議的是，楊教授發表了許多關於中蘇關係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著作，使一些學者認為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者中的世界領袖”。
與楊教授的假設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所在地上海與莫斯科之間的交流溝通肯定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來自上海的密碼電報可以在一兩天內到達莫斯科，反之亦然。可以肯定的是，有時需要更長的時間，但肯定不是幾個月那麼久。這就是為什麼有關李立三關於世界革命計劃的第一手消息在1930年8月8日就呈到了莫斯科領導人們的面前，就在遠東局給他們起草併發送最後一部分電文的第二天（電報是從1930年8月4日至7日分幾個部分發送的）。順便説一句，正是這個電報促使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決定把李立三叫到莫斯科。8月7日，遠東局發送了第二封密電。
8月12日，遠東局發送了第三封密電，於8月13日或14日抵達莫斯科。當時，斯大林正在俄羅斯南部城市索契度假，他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在他休假時暫時領導蘇聯政治局會議。當然，莫洛托夫會給斯大林彙報一切事務，其中也包括中國。作為回覆，斯大林在1930年8月13日寫信給莫洛托夫：“中國人的傾向是不切實際的也是危險的……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做蠢事。我們不能允許他們這樣做。”因此，在1930年8月25日，莫洛托夫不得不召開蘇共政治局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很明顯，莫洛托夫做的這一切是受斯大林的指令的。難道楊教授真的不知道莫洛托夫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人物而且他沒有權力自己決定準備什麼文件嗎？
十、 關於米夫
楊教授提到，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米夫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把陳紹禹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沒有把沈澤民增加為中央候補委員。他強調“米夫當時並不能輕易決定誰當選誰不當選”。（第20—21頁）
他的觀點與眾所周知的關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及米夫在這次會議中所起的領導作用相矛盾。文件也不會支持他的觀點。例如，在1931年1月3日，第四次全體會議前幾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政治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建議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實際負責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而米夫當時是遠東局的負責人。
除此之外，楊教授還提到我所説的米夫讓張國燾成為“政治局委員”是錯誤的。（第21頁）但是，我真的沒有這麼説。我説的是“米夫把缺席的張國燾補充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再次表明，楊教授確實沒有仔細閲讀我的書。
十一、 關於1935年夏天的中共中央會議
楊教授指責我“歪曲”了1935年夏天在第一、四方面軍合併後召開的中共領導人的幾次會議的歷史事實。他説，我錯誤地認為在7月中旬，張聞天（洛甫）準備把他的總書記職位交給張國燾；在某些會議上，洛甫和毛澤東對於張國燾從鄂豫皖撤退進行批評，而張國燾指控毛和洛丟失了中央蘇區。（第21頁）他緊接着説，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中沒有包含我提供的這些信息。很奇怪，他引用了《毛澤東年譜》第2卷第502—503頁關於1944年3月22日至4月2日的紀事。事實上，應該是在第1卷的第463—466頁。
我認為這些毫無依據的指責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楊教授除了毛澤東年譜外，沒有徵詢其他的來源。包括，例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所著《毛澤東權力之路》（Mao’s Road to Power）的“導言”一直到第5卷，劉英的回憶錄，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還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第二，因為他沒有認真讀我的書，所以他沒有意識到我寫了不止他所謂的兩個會議，而是寫了三個，分別在7月18日、7月21日至22日（我的中文翻譯誤譯為7月20日），還有8月4日至6日（可能楊教授不是很熟悉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沙窩舉行的會議，也可能他把第二次會議和第三次會議搞混了）。第三，他沒有仔細地閲讀過《毛澤東年譜》第1卷，否則，他肯定會注意到逄先知等人確實寫了毛澤東對於張國燾“嚴重錯誤”的批評。洛甫也這樣做了。
潘佐夫和梁思文合著的《毛澤東傳》封皮
十二、 關於西安事變
首先，楊教授提到：“作者錯把12月13日蘇聯副外長斯托馬尼亞科夫對季米特洛夫説的話，當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話。”（第22頁）
很顯然，這是由於俄語原文與中文翻譯之間的不協調而產生的誤解。相關研究者們都在使用俄羅斯和保加利亞檔案館所藏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時寫的俄語日記原文，所以如果楊教授想要知道季米特洛夫對西安事變的真實態度，楊教授還需要研究俄文的原版材料才行。同時，在楊教授所引用的馬細譜教授翻譯的《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中有一些楊教授可能未曾查證過的錯誤。
楊教授説，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3日在《日記》中寫道：“斯托馬尼亞科夫來見。他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蘇聯應該謹慎和巧妙地對待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反蘇運動。”這與俄文原文完全不相符合。事實上，季米特洛夫於1936年12月13日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關於張學良的部隊在陝西起義的報道。逮捕了蔣介石。斯托馬尼亞科夫在我的地方。樂觀、讚賞地看待張學良。蘇聯需要剋制、靈巧地應對與西安事變相關的反蘇運動。”
季米特洛夫在日記原文中並未寫道：“斯托馬尼亞科夫”或者“他”“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馬細譜教授在翻譯時錯誤地附帶了“他”這個多餘的字眼。《季米特洛夫日記》的原文清清楚楚地寫道，季米特洛夫本人是極為高興的。季米特洛夫當時是共產國際總書記，而斯托馬尼亞科夫當時是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季米特洛夫的職務比斯托馬尼亞科夫的職務要高，所以斯托馬尼亞科夫不可能就蘇聯對西安事變需要怎麼辦的問題來教導季米特洛夫。斯托馬尼亞科夫只是把西安事變報告給了季米特洛夫，然後季米特洛夫對西安事變表達了他個人的看法。只能説這是他們兩人（季米特洛夫和斯托馬尼亞科夫）對於西安事變的一致看法。
在1935—1936年，蘇聯外交部和斯托馬尼亞科夫跟季米特洛夫一樣，都遵循斯大林的政策。西安事變以前，斯托馬尼亞科夫也經常致電蘇聯駐中國大使鮑格莫洛夫，寫道：我們要同蔣介石合作。但是，斯托馬尼亞科夫和季米特洛夫都知道，斯大林不相信並且恨蔣介石。在此情況下，楊教授為什麼以為，在聽到西安事變消息後，斯托馬尼亞科夫能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而季米特洛夫不能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我認為，他們兩位都能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因為他們都恨蔣介石，但是《季米特洛夫日記》明確顯示：這是季米特洛夫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所以斯大林給季米特洛夫打電話批評他。也許，斯托馬尼亞科夫自己通知了斯大林，説季米特洛夫很高興。
第二，楊教授提到我沒有承認共產國際執委會（季米特洛夫）在聽取和討論了中國共產黨代表鄧發12月13日的報告之後，制定了一份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指令草案。
這個指責很奇怪，因為《季米特洛夫日記》清清楚楚地表明，在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沒有聽取任何鄧發的報告。眾所周知，鄧發在西安事變發生前6個月左右來到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12月14日記錄了，鄧發的“信息變得相當的過時”。12月14日，在季米特洛夫瞭解了斯大林關於逮捕蔣介石的立場後，把鄧發的過時報告簡要地發給了斯大林，從而保護自己，同時把西安事變的所有責任推到了中共的身上。他寫信給斯大林説，鄧發的過時報告“顯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不顧我們的警告和張學良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關係”；還説“很難想象張學良能不和中共商量協調就孤身犯險”。
第三，楊教授提到，在我的中文版著作中我錯誤地聲稱，在12月15日的清晨，“斯大林又給莫洛托夫打了電話，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辦公室來，討論中國事情。並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蘇共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曼努伊爾斯兩個人去”。他説，實際情況是莫洛托夫打電話給季米特洛夫。（第21—22頁）這個指責也是不正確的，我沒有寫過斯大林打電話通知莫洛托夫。這是中文版翻譯上的錯誤。在2016年9月12日他們寫信給我，承認是他們的錯誤。
實際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沒有給我充分的時間閲讀全部的中文翻譯校對稿就出版了這本書。2015年8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把中文校對稿寄給我，同時告訴我，出版社8月14日要出版我的書。所以，我只有一個星期閲讀校對稿。我應該首先檢查我書中“最敏感的部分”。在中文版中，我發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做了很多違反我和出版社之間協定的剪輯和改動，我不能接受這些剪輯和改動，因為它們涉及並改變了我對毛澤東的批評性意見。我應該同編輯商量，改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所做的剪輯和改動。總之，我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檢查翻譯的質量。
由此，我無法承擔任何由翻譯的錯誤而產生的責任。楊教授聲稱，他比了我的各個版本的《毛澤東傳》（除德文版之外），為什麼他在這裏沒有對照我的書的其他版本？
十三、 關於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中的作用
楊教授試圖否定我的一段陳述：
毛需要彙報執行共產國際（12月16日的）指示（他實際於12月20日收到）的情況，但他同時也不想在自己的黨內同志面前顯得太窩囊。因此，儘管毛已經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觀情況也有利，他還是沒有與蔣介石簽訂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
楊教授寫道：在1936年12月，“黨的總書記不是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並不由毛負責。”他繼續寫道：“毛雖分工負責統戰和軍事，但在應對西安事變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決策問題上，當時也還是集體討論決定……即使出了什麼問題，首要負責者，也是負總責的總書記，而非毛。”（第22頁）
在那時毛澤東不是總書記，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楊教授像是忘記了，毛澤東那時已經是最權威的中共領導人了，而且儘管他和總書記洛甫（張聞天）及其他領導人商討，但所有最重要的決策幾乎都由他制定。這就是為什麼1936年12月17日和18日周恩來在西安發送他的與會報告時是發送給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而不是洛甫和中央委員會。這也是為什麼毛澤東給了周恩來指示。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威也得到了莫斯科的承認。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不是對洛甫。在共產國際第七屆代表大會上，宣佈了毛澤東而不是洛甫，像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一樣，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標杆”。
早在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他呈交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於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報告中就強調，遵義會議的結果是“我們駁回了‘鉛筆戰略家’，並推選毛澤東同志作為領導人”。與此同時，他對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選擇洛甫而不是博古擔任總書記這件事隻字未提。因此，斯大林只能考慮毛澤東而不是那個曾經在莫斯科學習的學生洛甫，作為他的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夥伴。順便補充一句，不要忘記，在埃德加·斯諾1936年所寫的書中，也稱毛澤東為中共領導人，並且用一整章的文字來講述毛澤東的人生故事，而提到洛甫的只有6次。這一章被立刻翻譯並在蘇聯出版。蘇聯的新聞界是否也同樣關注洛甫？不是。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把所有的電報都由自己發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但是在1936年至1937年間他已經是實際的主要的決策者，而這些電報則傳達了他的觀點。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權威在中國也得到了承認。這是為什麼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把逮捕了蔣介石的電報發給了毛和周恩來，而不是洛甫；這也是為什麼斯諾的書中有關毛澤東生活的章節也在中國被立刻翻譯並出版的原因。
楊教授同時諷刺地問：“要和蔣談協議，也是遠在西安的周恩來等才能談，毛如何‘與蔣介石簽訂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第22—23頁）
首先，我並沒有寫過“簽訂協議”，而是“went slowly on concluding an agreement”。中文版本的翻譯者還犯了一個錯誤，應該是“慢慢地達成協議”或者“慢慢地締結協議”，而他們卻寫成了“簽訂協議”。但是我的書的翻譯錯誤和楊教授的錯誤相比，我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問題在於，當時我寫道，“毛澤東在與蔣介石慢慢地達成關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議”，這並不是指毛澤東在協議簽名時走得很慢。按照同樣的邏輯，如果我們説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與希特勒達成協議，我們並不能假設這兩人在文件上籤署他們各自的名字，所有人都知道簽署這份文件的是莫洛托夫和裏賓特洛甫。如果我們説莫斯科和北京達成協議，我們也並不能假設莫斯科和北京所有公民都簽署了這份文件。
十四、 關於洛川會議
楊教授聲稱，我在寫關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的著名的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犯了幾個錯誤。他説我錯在：
洛甫起草並由會議通過的一個決議聲稱，為了贏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輿論的好評，八路軍在最初階段應該在與其他中國軍隊合作的情況下進行運動的游擊戰。該決議要求，在日軍戰線出現缺口的情況下，共產黨控制的部隊應轉而進行獨立的和純粹的游擊戰，藉此來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佔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
他説，我所用的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相關內容中“並無所引文字”。此外，他聲稱洛甫的決議根本不涉及軍事問題。（第23頁）
潘佐夫參加國內某學術會議（@BBC）
首先，他從我的書中引用的文字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的直接引用。我只是簡單地轉述了家喻户曉的故事。第二，洛甫的決議清楚地強調：“我們應該克服一切困難，為實現本黨所提出的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而堅決奮鬥。”而“十大綱領”等直接要求中共與中國的其他組織各自發展獨立的游擊戰爭。這兩個文件在這方面是有交集的。
楊教授同時還認為，在1937年8月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可能談論“擴大他們在日軍華北佔領區內軍事行動的範圍”。他寫道：“華北敵後根本就不存在。”（第23頁）
這是真的嗎？我建議楊教授閲讀有關洛川會議的文件和文獻。所有的資料都會表明，毛澤東、洛甫和很多其他中共領導人，在會議之前和會議當中都談到日軍後方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抗日戰爭會是一場持久戰。
此外，楊教授還聲稱，我扭曲了毛澤東在1937年9月1日中央一級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他事實上説毛澤東不可能在積極分子會議上討論他的計劃（即“要麼我們戰勝他們，要麼他們戰勝我們”），因為“毛澤東……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範圍會上去爭論”。（第23—24頁）
我很遺憾不得不再次推翻楊教授的結論，因為毛澤東確實在積極分子會議上透露了他的計劃。至少有作為即將召開的會議的發言稿為證，他寫道“國民黨吸引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我可以同意他的措辭和我的中文版本譯文略有不同，這主要是因為我的中文翻譯可以輕易地直接地從原始文本中摘抄毛的話，而不像我的書的俄文翻譯。然而，從根本上説，意思是一樣的。
十五、 關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在楊教授的書評中題為“‘新民主主義’是斯大林的陰謀?”的一節中，楊教授顯然出現了自相矛盾的説法。在第8頁，他聲稱就“新民主主義論……受到過莫斯科的直接影響”這個觀點他曾“做過較深入的研究”。然後，他試圖譴責我，因為我認為毛澤東的概念源自於克里姆林宮的“老闆”斯大林於1937年11月11日發給中共領導人的戰術指令。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楊教授承認，在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確實向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以及康生髮出了以下指示：
在中共黨代表大會上討論理論問題是沒有益處的；理論問題應該推遲解決，在戰後再去解決它。
——和以前相比，現在不是談論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好時機。
（畢竟，資本主義正在中國發展着！）
但是，楊教授卻諷刺地指出：“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這段談話，毛自然不可能聽到。”（第14頁）
當然，毛澤東不可能一字不落地聽到這句話，但我在書中寫道：“中共代表團成員有義務向中央委員會和毛本人轉達這一指示。”楊教授可能不知道有文件能證明我的觀點：不僅王明和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了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完全接受了它們。
有一份保存在俄羅斯檔案館季米特洛夫秘書處的文件。它是中共中央發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電報。季米特洛夫於1938年1月4日把它呈交給斯大林。電報這樣寫道：“在我們的會議上，我們一致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令（斯大林於1937年11月11日的指令）。我們檢查了實現統一戰線的經驗和教訓，並糾正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的一些偏差。”
第二份文件是1938年5月8日任弼時的報告，他於5月17日呈交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報告部分地提到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認為……現在抗日戰爭中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並不是非資本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國家）”。
順便説一句，王明和康生尋求與斯大林會談，他們很願意得到斯大林的“建議”。他們相信斯大林的建議“不論對於我們的進一步工作還是對於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所有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都有巨大的意義”。
楊教授還試圖通過另一個問題來證明我的新民主主義論題的“不正確性”：如果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條新的政治路線，排除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那麼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為什麼要走“温和的民主道路”？（第15頁）他堅持認為，毛澤東想在中國建立新的民主政權，為了證明它，他引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文件和毛澤東的官方作品。（第14—15頁）
我不知道楊教授是否看過斯大林與毛澤東在二戰結束後的往來信件，以及他們在莫斯科交談的記錄。這些文獻顯示，斯大林經常故意冷卻毛澤東關於撤銷新民主主義論的熱情。楊教授是否知道，毛澤東只是在克林姆林宮的“老闆”去世後才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嗎？
順便説一句，楊教授把我誤解為“同許多俄國學者一樣，作者在致力於分析説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時，也會特別看重來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響”。(第13頁)他提到的“許多俄國學者”指的是誰？我想我可以保證，楊教授不必擔心挑起矛盾，因為沒有其他任何一個俄羅斯漢學家曾經這樣做過。蘇聯和俄羅斯的漢學家們一直強調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和他對莫斯科的反對。然而，文獻證明了他們是錯誤的。
十六、 任弼時和他的1938年莫斯科之行
楊教授指責，我曲解了若干關於1938年任弼時莫斯科之行的事實。不幸的是，他做出的諸多批評性的言論，必須寫給我的書的中文翻譯者。
任弼時被派到莫斯科去執行一項很微妙的任務。毛澤東派他到莫斯科確認共產國際承認毛澤東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人。早在我的書的俄文版本中，我就寫道：“在他抵達後不久，在4月中旬，他以筆名陳林……向共產國際主席團呈交了關於中國局勢的長篇大綱。他沒有收到關於他的大綱的回覆……在五月中旬，他感到相當的焦慮並向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一屆會議提交了一份巨大的報告。”
隨後，負責將俄文版本翻譯成英文版本的梁思文教授在這段文字上出現了錯誤：“在他抵達後不久，在4月中旬，他向共產國際主席團遞交了關於中國局勢的長篇報告。他沒有收到關於他的報告的回覆……在五月中旬，他感到相當的焦慮並向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一屆會議作了一份巨大的報告。”事實上，我已經準備好對於我沒有認真地閲讀梁思文教授的翻譯而產生的錯誤表達深深的內疚。
再後，我的俄文版本的中文譯者也錯誤地翻譯了這段文字。中文版本這樣寫道：“就是抵達莫斯科不久，他就以陳林的筆名向共產國際主席團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形勢的長篇報告……這份報告遞交上去後沒有任何迴音。於是，5月中旬，任弼時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一次會議提交了第二份報告。”
楊教授聲稱，他了解我的書的幾乎所有的版本，由於某些原因，他並沒有參考過我的書的俄文版本。相反，他簡單地認為：“可知作者並沒讀到任弼時4月14日報告大綱的內容。據此亦不難判斷，作者在這一問題上沒有發現任何俄文檔案。”（第24頁）
任弼時於1938年4月14日的報告大綱就存放在俄羅斯檔案館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檔案中。我不僅閲讀了這個文件，而且還將它和以俄文和中文出版的報告進行了比較。我很驚訝，楊教授竟然沒有注意到它們都明顯地傳達了毛對莫斯科的忠誠絕不在王明之下的信息。楊教授還質疑，在這些文件中沒有出現過這些文字，而我也沒有説有。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文件在本質上把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政策表達得完全正確。不僅是我這樣認為，中國學者高華也是這麼認為的。
此外，楊教授還錯誤地斷言，“潘書稱，共產國際依據任弼時報告通過的‘決議還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第25頁）我從來沒有這麼説過。眾所周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1938年6月11日通過了關於任弼時報告的決議，但是莫斯科在7月才批准決定選擇毛澤東。這裏，又是我的書的中文版翻譯的錯誤。在此可以對照我的書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國台灣版。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楊教授並沒有檢查我的書的其他版本，怎麼還聲稱瞭解它們呢？
十七、 關於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楊教授試圖反駁我，他寫道，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竭力避免‘新民主主義’這個術語，轉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這個術語”，他指責我“曲解”了文件。
然而，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他指的不是毛澤東的報告而是第二次中共中央全會的決議。（第25—26頁）顯然，這不是同一回事。我只能説，他對兩個文件產生了混淆。
十八、 關於朝鮮戰爭
楊教授試圖否定我關於斯大林對朝鮮戰爭（1950—1953）的意見。我認為，斯大林不是要統一韓國，而是企圖把美國捲入朝鮮戰爭，以便使美國不只對朝鮮作戰而且還對中國作戰，從而能使美國損耗國力。楊教授聲稱，“多數研究者都相信”，“進攻的策動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但是，“潘書作者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認為過去的説法沒錯，朝鮮戰爭從發動到進行，始終都在斯大林的計劃與密謀之中。”（第11—12頁）他在聲稱“多數研究者都相信”時，參考了Catherine Weathersby的“朝鮮戰爭的新發現”。
他的指責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我從來沒有質疑過Weathersby的發現。相反，我非常贊同她所説的：“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同斯大林搞了一個協定。實際上正是斯大林挑起了戰爭，他支持了金日成的冒險計劃，該計劃規定：在至多27天內奪取南方。”之後我參考了Weathersby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説的：“1948—1950年，金日成就這個問題向斯大林發了48封電報。”換句話説，我推斷斯大林在朝鮮戰爭中有他自己的計劃，他試圖把它強加給金日成和毛澤東，這一點與Weathersby關於戰爭的倡議來自金日成的想法完全不矛盾。我相信我已經解釋得很明確了，但很遺憾楊教授沒有很好地領會這一點。
不幸的是，楊教授也沒有注意到，安德雷·葛羅米柯的回憶錄第二版提到的斯大林在朝鮮戰爭中的立場以及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給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илин的電報，這份電報要求轉交給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克萊寧門特·哥特瓦爾德。該電報保存在俄羅斯總統檔案中，於2005年由AM Ledovsky首次披露。
之後，它被Gary Goldberg翻譯成了英文，出現在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中。然後，我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也找到了它，但是似乎是我第一個意識到這份文件的意義，即這份文件清晰地解釋了斯大林在朝鮮戰爭中的計劃（不僅Ledovsky和 Goldberg沒有提出，而且其他任何人都沒有這樣做過）。當我在2008年寫關於這件事的時候，受到了被俄國斯大林主義者們稱為“國家叛徒”的嚴厲譴責。
楊教授還認為我“明顯不瞭解朝鮮戰爭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實”。（第13頁）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責。他憑什麼這樣推斷呢？
首先，他説我錯誤地聲稱，斯大林拒絕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掩護。楊教授寫道，斯大林“並沒有拒絕”，“他只是相信時間上要延遲一兩個月”。他的指責是荒誕的。我在書裏是這樣敍述的：“他（斯大林）只是答應，在兩個月到兩個半月之後出動飛機。”
第二，他聲稱，我關於毛澤東猶豫於1950年10月初出兵朝鮮的推斷，“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邏輯”。（第12頁）我的推斷是根據以下出版物得出的，包括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還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彭德懷回憶錄》《聶榮臻回憶錄》，以及俄羅斯學者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оркунов從俄羅斯總統檔案館中收集的文件，此外還有幾份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同時，我還使用了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文件。
最後，他還聲稱，我做出的關於斯大林沒有讓毛澤東和金日成完成戰爭的推斷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自己不想這麼做。但是我的推斷是基於Торкунов出版的俄羅斯國家總統檔案做出的。
如果楊教授不同意我的推斷或這些文件，請他與上述著作的作者繼續探討。
十九、 楊教授“發現的其他史實錯誤”
楊教授以4頁“簡表”列出了我的著作中文版中其他41處“錯誤”而結束了他的評論。但是，我的應答文字到這裏已經過長，並且我也不想回應所有的質疑而讓我的讀者感到厭煩。我只想再舉幾個例子來説明楊教授寫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評論。
（1）楊教授聲稱，在我的書的中文版中這樣寫道：據稱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第一次使用“毛澤東主義”這個詞，作為“軍事機會主義”的同義詞。他寫道：“錯，該決議案中並無此用詞。”（第27頁）
我完全認同，該決議案中並無此用詞，但是，問題在於我沒有寫出來在其他地方有此用詞。再次，是我的中文版本譯者犯的一個錯誤，可是楊教授並沒有參考我的書的其他版本。我所寫的是：“在這個時候（1927年秋天），“毛澤東主義”一詞是由中央委員會作為“軍事機會主義”的同義詞傳達的。”我並沒有説這個用詞是在決議中。我的推斷是完全正確的。
（2）楊教授堅信我寫錯了：“1935年夏，因為害怕德國和日本，斯大林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調整”，他聲稱：“錯。斯大林開始改變蘇聯外交政策的時間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後。”（第27頁）
這個指責又是不正確的，我沒有寫過這個！我的書的俄文版寫的是：“毛的新政策與共產國際的路線不謀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對外政策方面做出了調整。因為害怕德國和日本侵略蘇聯，他緊急改變了共產國際和它的黨的政策。”我的書的中文譯者翻譯為：“毛的新政策與共產國際的路線不謀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調整。因為害怕德國和日本侵略蘇聯，他迅速改變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政策。”
我的書的英文譯者梁思文教授翻譯為：“毛的新政策與共產國際的路線不謀而合！1935年夏，因為害怕德國和日本侵略蘇聯，斯大林在他的政策方面做出了調整。”我的書的中文譯者的錯誤與楊教授的錯誤引用比較起來並不嚴重。中文版本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我在談論共產國際第七屆大會和斯大林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態度的緊急轉變。可是楊教授卻在談論斯大林在蘇聯外交政策上的最初的變化。他為什麼故意改變我的本意？
（3）楊教授推斷我在寫作時犯了錯誤：“1936年6月末和7月初，毛在給莫斯科的第一封電報中請求斯大林將對中共的援助增加。”他寫道：“不確。自1934年夏天以來雙方一直沒有人員和電訊聯繫，何來要求‘增加’財政援助一説。”（第28頁）
很明顯，楊教授不瞭解相關的文件。事實上，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無線電聯繫已經在1936年6月末7月初恢復了，俄羅斯檔案中保留着中國共產黨要求“增加財政援助中共黨”的文件。我參閲了這件檔案，而楊教授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個。楊教授在這裏還犯了第二個錯誤。他寫道：“自1934年夏天以來中國共產黨和莫斯科雙方一直沒有人員……聯繫”。既然如此，那麼該如何解釋陳雲在1935年9月底來到了莫斯科呢？
（4）楊教授寫道：葉子龍是毛澤東的“譯電員，並非毛秘書”，潘佐夫犯了錯誤。（第28頁）
可是，葉子龍自己寫道：“從1935年11月我到毛澤東身邊任機要秘書，並照料他的日常工作生活，飲食起居，陪同他出行訪問視察。”
（5）楊教授斷言，葉子龍沒看到張學良在給毛和周關於逮捕蔣介石的電報中的“兵諫”二字，因為“電報中無‘兵諫’二字”。(第28頁)
葉子龍看不到是肯定的。這封電報很有名，但我沒有説他是在電報中看到這兩個字的。我是引用了他在回憶錄裏的話，他説他看到了它們。他的回憶錄不是關於漢字的信息，而是記錄了他作為一個目擊者所看到的在蔣介石被抓捕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高層所做出的反應。如果我需要特別地考證張的電報的真實性，我可以輕鬆地做到，因為考證它有太多渠道。
（6）楊教授指出，在我的書的中文版本中，我寫了莫洛托夫在1937年2月5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電報草稿上做了“幾處修改”。他説“是季米特洛夫做了幾處修改”。(第28頁)
再次重申，這不是我出的錯。我從來沒寫過是莫洛托夫，這仍是我的中文版本譯者出現的錯誤，楊教授可以通過比較中文版本和俄文版本來得到證實。
（7）楊教授指出，在我的書的中文版本中寫道：1938年4月“毛、洛甫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立刻正式批准了他（指張國燾）的退黨要求”。
我沒有那麼説過，再次重申，楊教授必須把此處問題歸咎於我的中文譯者。我的原文是這樣寫的：“在1938年4月，張國燾因為無法承受對他的排擠，從延安逃到漢口，離開中國共產黨。毛、洛甫和黨的其他領導人正式批准將其驅逐出黨，指責他是‘機會主義’。
我可以繼續説下去，但是我認為已經搞清楚了，大致可以將楊教授聲稱的在我的著作中文版中發現的“錯誤”歸為三類：
第一，中文版本譯者的翻譯錯誤。我已經聲明，這是出版社的責任。鑑於楊教授聲稱，他“認為簡體中文本譯文的質量總體上還是好的”（第31頁），由此是否可以認為楊教授仔細比較了俄文原文和中文翻譯呢？如果認真比較了，為什麼他沒有注意到中文翻譯的嚴重錯誤？
第二，所謂的“錯誤”造成的事實，其實是楊教授誤解了我的話，並把我沒有説過的話歸在我的身上。
第三，所謂的“錯誤”，歸根結底是楊教授不瞭解我使用的資料的來源。
二十、 關於我的真正的錯誤
以上所有的辯駁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寫的《毛澤東傳》沒有任何錯誤和過失？當然不是，任何人在這麼大篇幅的書中都難免出現錯誤。
最重要的錯誤如下（都是楊教授發現的）：
（1）我錯誤地計算了1935年1月7日邀請參加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米夫的學生那部分人數。我寫道，他們佔與會者的1/3，但事實上他們僅佔16.2%。然而，有6個而不是楊教授所説的5個為旅蘇學生：他忽略了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學習過的夏曦，其俄語名字是Metallov（米塔洛夫）
（2）我錯誤地把1936年12月14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當作是斯大林給季米特洛夫的信。
（3）我錯誤地斷定是毛澤東選擇了任弼時1938年去莫斯科。實際上，這是王明的提議並且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仍然不瞭解有關193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讓任弼時去莫斯科的討論的信息。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王明會推薦在會上關於統一戰線和其他問題的“尖鋭的衝突”中支持毛澤東而反對他的任弼時。高華的解釋是王明認為任弼時是他的朋友，但是看起來不可能，因為在會上發生了衝突。
（4）我錯誤地寫道，金日成在1950年春天派他的總政委到北京請求毛澤東派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3個朝鮮師到朝鮮，實際上這是1949年春天的事。
不過，這些錯誤沒有改變我對毛澤東、金日成、斯大林或者季米特洛夫個人以及他們的政策的觀點。
關於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那封信的故事是特別與主題相關的。是的，儘管在《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沒有明確的敍述，但是這是一封季米特洛夫交給斯大林的信，而不是斯大林給季米特洛夫的信。《日記》的原文是：“問他（斯大林）的關於中國同志們立場的看法。建議（俄文詞是沒有寫完的“Предлож”——作者注）：‘勸他們採取獨立的立場’。”季米特洛夫沒有指出是誰建議，他甚至沒有寫完“建議”這個詞。然而，馬細譜教授的翻譯是：“（我們）建議”，儘管在《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沒有“我們”這個詞。
無論如何，我最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現在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
然而，最重要的是，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12月14日上午閲讀《真理報》和《消息報》社論之後寫了這封信。在這些社論描繪下，西安事變變成了一個日本的陰謀。在同一天早上，季米特洛夫還讀到了塔斯社同樣的聲明。這3篇文章使他對斯大林的立場立刻有了清晰的瞭解。所以他馬上改變了他對西安事變的樂觀評價。他立即召集他身邊的人開了一個討論中國局勢的會議。之後他寫信給斯大林，送給他鄧發的過時報告，表明中共可能是張學良的後盾。所有這些史料都仍然支持我的觀點，即斯大林讓季米特洛夫改變了他最初對西安事變的樂觀評價。
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對我確實出現的錯誤表達深深的歉意。同時，我不能説我自己好像孔子的學生子路一樣“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但是我的確對於楊教授發現了我的書的那些真正的錯誤表示感謝。我確定我會在我的下一版本的書中校正那些錯誤。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