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糞土何以比萬户侯還重要？

糞土在古代經濟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1925年秋，湘江桔子洲頭，已過而立之年的毛澤東追憶起多年前學生時代的生活，寫下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户侯”的詩句。糞土至賤，萬户侯至貴。視為萬户侯為糞土，顯示了這位農家出身的布衣青年睥睨權貴的傲氣。但是，倘若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糞土確實比萬户侯更為重要，因此可以説是糞土重於萬户侯。

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説《掘新坑慳鬼成財主》，大概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以廁所為題材的作品。通過這篇作品，我們可對糞土（主要是人糞）在經濟史上的重要性，獲得生動而直觀的瞭解。茲不避煩碎，將有關內容摘引如下：

清初的湖州烏程縣義鄉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種山田的，全靠人糞去栽培。又因離城穹遠，沒有水路通得糞船，只好在遠近鄉村田埂路上，拾些殘糞。這糞倒比金子還值錢。”

村中有一穆太公，頗有經濟頭腦，“想出一個較策來，道：‘我在城中走，見道旁都有糞坑。我們村中就沒得，可知道把這些寶貝汁都狼藉了！我卻如今想出個制度來，倒強似做別樣生意。’隨即去叫瓦匠，把門前三間屋掘成三個大坑，每一個坑都砌起小牆隔斷，牆上又粉起來”；“又分外蓋起一間屋，掘一個坑，專放婦人進去隨喜”。蓋好後，穆太公“忙到城中親戚人家，討了無數詩畫斗方，貼在這糞屋壁上”。又請鎮上塾師，為糞屋命名“齒爵堂”。裝修畢，“恐眾人不曉得”，央塾師書寫海報百十張，大書“穆家噴香糞坑，奉迎遠近君子下願，本宅願貼草紙”，四處粘貼。

消息傳出，“那鄉間人最愛小便宜，……見有現成草紙，怎不動火？又且壁上花花綠綠，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緻。莫講別的，只那三間糞屋，粉得雪洞一般，比鄉間人卧室還不同些”。於是“老老幼幼，盡來鑑賞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牀，給放草紙，連吃飯也沒工夫。到夜裏便將糞屋鎖上，恐怕人家偷糞換錢”。因有糞，“一時種田的莊户，都來他家躉買，每擔是價銀一錢。更有挑柴、運米、擔油來兑換的。太公以買糞坑之後，倒成個富足人家”，號“新坑穆家”。後來村中有人與穆家作對，另建一坑“搶生意”，於是釀成人命案。

清代江南人民對人糞收集的重視，也給乾隆末年來華的外國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的成員斯丹東爵士在其所撰的訪華見聞錄中寫道：

“中國人非常注意積肥。大批無力做其他勞動的老人、婦女和小孩，身後背一個筐，手裏拿一個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兩邊，到處尋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廢物。……在中國農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殘廢的人都有用處，他們幹不了別的勞動，但他們能積肥弄肥”；

“除了家禽糞而外，中國人最重視人的尿糞……中國人耙這種糞便積起來，裏面攙進堅硬壤土做成塊，在太陽下曬乾。這種糞塊可以作為商品賣給農民”；同時，農民“在田地裏或公路道邊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裏，供來往行人大小便。在村莊附近或公路旁邊有時搭一個廁所，裏面安放糞缸。在缸裏面隨時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層，藉以阻止蒸發消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段外國觀察者的目擊記錄，證實酌元亭主人小説中所説並非子虛烏有。

明清以來的人糞收集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從上述故事和記錄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至卑至賤的人糞受到高度重視。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土地連續耕種將會導致肥力減退，古人早已從生產實踐中認識到了這一點。

宋末農書《種藝必用》説：“地久耕則耗。”

陳旉《農書》説：“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種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肥力減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

清初人梁清遠已注意到這一現象，説：“昔日人有記：嘉靖時，墾田一畝，收谷一石。萬曆間不能五斗。糞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當昔之半。……乃今十年來，去萬曆時又不同矣，畝收二三耳，始信昔人言之果然也。”（《雕丘雜錄》）

嘉慶時，松江人欽善聽到“八十以上老農之言曰：‘往昔胠苗，畝三石粟；近日胠苗，畝三鬥谷。澤革內猶是，昔厚今薄，地氣使然’”（《松問》）。

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須施肥，以保持和增進土地肥力。因此清初學者張履祥説：“人畜之糞與灶灰腳泥，無用也，一入田地，便將化為布帛菽粟。”（《補農書》）

雖然今天人人都知道施肥的重要性，但是在江南，直到南宋，農田施肥的情況才開始比較清楚。陳旉從《農書》和樓璹《耕織圖詩》，我們得知南宋江南已使用人糞作為肥料。到了明清，隨着對肥料的需求不斷增加，人糞也變得更加重要。因此人糞的收集與加工，也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江南農村，早在宋代就已有收集人糞的記載。《陳旉農書》已説到建造糞屋、糞池收集人糞尿。王禎、袁黃也説元、明兩代的江南農家“各家皆置坑廁，濫則出而窖之，家中不能立窖者，田首亦可置窖，拾亂磚砌之，藏糞於中”。但事實上，一直至明代後期，江南許多地方對人糞的收集工作做得還很不夠。到了清初，人糞的收集才受到高度重視，以致出現了穆太公一類的有心人不惜斥重金在農村興建公廁以收集人糞。

中國古人非常重視收糞積肥

城鎮人糞的收集又另是一回事。城鎮人口密集，而人多則糞多，糞多則肥多，肥多則田沃，田沃則谷多。故徐光啓説：

“田附廓多肥饒，以糞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處亦然。”（《農政全書》）

但是城鎮肥源分散，且距離稻田較遠，因此要把城鎮人糞肥送到田間，還需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保存，二是運送下鄉。

早在南宋時，杭州就已有專人收集和運送城市人糞。吳自牧説：

杭州“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去，謂之‘傾腳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後己”。吳氏還説：“更有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羣搬運而去。”（《夢梁錄》）

**到了明清，城鎮人糞肥的收集、運輸工作有很大改進。**在收集方面，不僅有“挑糞擔的，每日替人家婦女倒馬桶，再不有半點憎嫌，只恨那馬桶裏少貨”，而且城中“道旁都有糞坑”（即公共廁所）。這種糞窖往往租給鄉下富農，被後者視為“根本之事”。而租廁所也成為一種常見現象，故現存徽州文書中，就有廁所租約，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徽州萬富租廁所1個，每年交租錢140文。

此外，清代中葉蘇州還備有專船，“挨河收糞”，效果很好，因此包世臣建議南京亦仿效之，將所收之糞賣與農民。在運輸方面，有專業的糞船（糞舡）運糞下鄉，“糞舡上的人，飲食坐卧，朝夕不離，還唱山歌兒作樂”。這種專業糞船在運載糞肥時有一定之規，以免裝載過壩遭受損失。明清江南城鎮分佈廣，水路運輸方便，因此徐光啓説江南“凡通水處多肥饒，以糞壅便故” 。

明清兩代對糞肥製作技術的多樣化探索

人糞收集起來後，還需要加工，否則會影響肥力，正如農史學家陳恆力所言：

“比如同是一堆豬糞，管理得法，其效力就大，不得法，其效力就小，甚至全無”。”（《補農書研究》）

不僅如此，人糞直接施用還會傷害莊稼。陳旉已指出這樣會“甕腐芽蘗”。元代王禎也説：

“若驟用生糞及布糞太多，糞力峻熱，即殺傷物。”（王禎《農書》）

清代奚誠則説：

“人糞雖肥而性熱，多用害稼，暴糞尤酷。”（《田井心農話》）

只有腐熟後施用，才能避免峻熱傷苗之弊。

在宋代江南，人糞大多是直接施用。但是到了元代，農民已普遍使用腐熟的方法，“于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但是這種自然腐熟法費時頗多，通常是“水糞〔即新糞〕積過半年以上”，方成可以使用的“熟糞”。

**為了加快腐熟，而且避免暴露田間喪失養分，明代江南開始使用“蒸糞法”。**此法據是在冬天地氣回暖時挖深潭聚糞，封閉漚熟；或在空地建茅房，凡糞尿、灰土、垃圾、糠粃、藳稈、落葉皆可堆積其中，以土覆蓋，關閉門户，使之在屋內發熱腐熟。所得熟糞，又稱“蒸糞”。

明末江南農民還通用一種人糞加工法，即“於白露前，日中鋤連泥草根，曬乾成堆，用穰草起火，將草根煨過。約用濃糞撓和，加河泥，復堆起，頂上作窩，如井口。秋冬間，將濃糞再灌三次”，所得的“糞灰泥”，用作油菜基肥。

**到了清代中葉，蘇州人潘曾沂和奚誠又分別創造出“煨糞法”和“窖糞法”，以加速人糞腐熟並增加養分。**前者是“先用濃糞拌泥，築一土堆，空了這當中，放柴草在內燼燒，燒得四周都有熱氣，便住”。經過這種“拌泥燒用，以解熱毒”，即可施用。後者則是“於秋冬農隙時，深掘大坑，投入樹葉、亂草、糠秕等物，用火煨過，乘熱倒下糞穢、垃圾，以河泥封面，謂之窖糞。來春用此墊底下種，則（棉）花、（水）稻之精神，都在蕊穗之上”。奚誠還提出另一種方法，即“如窖糞不及備而用熱糞者，其法將柴草、礱糠作堆，用火煨過半，以稠糞拌泥覆之，令其中外蒸透，以解鬱毒而滋生髮也”。

此外，據斯丹東目擊：

在浙江舟山一帶，“他們所施的肥料不是獸糞，而是一種更難聞的東西。英國田地裏不大使用這種東西。這種肥料是用一個大缸埋在地下盛着的，裏面還盛着性質相同的液體肥料。在播種之前先將這種肥料加在土地裏，據説可以幫助生長，也可以防止蟲害”。在浙江另外地方，農民購買了糞塊之後，“不成塊使用它。他們首先造一個大池子存放這種糞塊以及其他各種糞便。他們還積存各種植物的殘根、殘梗和葉子，運河上的泥土，甚者理髮匠修剪下來的鬚髮等等廢物，加上尿便或者清水使之沖淡，然後積存起來使它腐爛發酵。他們就用它作為肥料進行耕種”。前一種方法，就是傳統的漚糞法，而後一種方法，則顯然就是上面所説的“蒸糞法”。（《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不論如何加工，上述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缺點，即加工出來的糞肥未能克服體積大，份量重，單位肥料養分含量相對較低，使用、運輸均不便等缺點。**克服這些缺點，明清江南農學家們進行各種嘗試，以圖製出濃縮的高效肥料。

首先有這種想法的人是袁黃，他設計了一種“煮糞法”，即把糞便放入大鍋，加進人發或動物骨頭，一起煮熟。然後取一些田土曬極幹，加鵝黃草、黃蒿、蒼耳子所燒成之灰，拌合煮熟之糞，曬極幹，又灑熟糞水再曬乾，即得高效肥料。袁氏自稱“親曾試驗，凡依法布種，則一畝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糞而不用草灰，可收二十餘石；凡不煮糞、不用草灰，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

徐光啓也説使用這種肥料“依法播種，則一畝可收三十石”，“樹雖將枯，灌之立活”。這些説法當然不免誇大，但袁氏希圖用加料煮熟的方法提取並補充養分的想法，卻值得注意。

在此基礎上，徐氏又提出了一種更富於想象力的設想，即用“燒酒法”（蒸餾法）來提取人糞中養分。運用這種方法所得的蒸餾物，肥力“百倍金汁”（“金汁”指蒸煮熟的糞）。

他還提出另一法，即“鍋煮法”：用三四個缸砌成連灶，缸內放入“真糞”，蓋好，燒數沸，並不時攪拌，所得物肥效也很高。徐氏另外還在前人“糞丹”法基礎上，設計了一種高效混合肥料，即用人糞、畜糞、禽糞、麻渣、豆餅、黑豆、動物屍體及內臟、毛血等，再加入藥物如黑石凡、砒信、硫磺等，一同混合，收入土坑或大缸裏密封，腐熟後取出晾乾、敲碎施用，“每一斗，可當大糞十石”。當然情況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這種“糞丹”內含多種成分，肯定會有顯著肥效和殺蟲作用。

這些構想雖未為生產實踐所採納，但作為當時人們努力探求肥料製作新技術的努力，是非常可貴的。

糞土、漕糧與歷代王朝的興衰存亡

正是江南農民在人糞和其他肥料的收集和加工、使用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江南成為富甲天下的錦繡河山，當然也成為國家賦税的主要來源地。

嘉靖時，禮部尚書顧鼎臣説：

“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財賦甲天下。”（《明世宗實錄》）

康熙初年的江蘇巡撫韓世琦則説：

“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請減浮糧疏》）

他們所言，絕非危言聳聽，而是確鑿不移的事實。通計有明一代，江南田地僅佔全國6％強，而税糧卻佔全國1/5以上。其中江南的蘇、松、常、嘉、湖五府特別要運送174000餘石號稱“天庭玉粒”的白糧。

還要指出的是，漕糧運到北京，耗米、過江費、承運費以及徵收運輸途中的抑勒等各種附加費，往往數倍於正糧，“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蘇州府額糧270萬餘石，“加徵至八百萬石”。江南其他地方情況也大體如是，故正德時松江人顧清感慨地説：

“是正税一石，而徵八石有奇，從古及今，未聞有此制也。”（《與翁太守論加税書》）

馬克思説：

“賦税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力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税是同一個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早在唐代中後期，王朝存亡就已命系來自江南的税糧了。**貞元二年（公元786年），禁軍因缺糧，在大街上脱下頭巾大呼：“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惶恐萬狀。在這危機時刻，丞相李泌上奏説，治理江南的浙西節度使韓滉運米三萬斛到了離長安已不遠的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德宗大喜，當即到東宮對太子説：“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命人於坊市取酒慶祝，並將此消息通知禁軍各部，士兵都歡呼萬歲。自此以後，鉅額的江南税糧成為了歷代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

税糧漕運關乎王朝生存基礎

在江南，稻米是用人糞滋育出來的。而正是這些人糞滋育出來的糧食，養活了端居禁中的至尊天子和住在京城的天潢貴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養活了拱衞京師和捍衞邊疆的百萬貔貅之士。

而正是這些依靠江南糧食活命的人中，有少數雄心與才具兼具者，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動人心絃的歷史劇，而其中一些人更風雲際會，“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户侯何足道哉”，實現了“萬里覓封侯”的追求。

**如果沒有江南的糞土，就沒有源源不斷運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糧；而沒有漕糧，也就沒有這些威武雄壯的歷史劇，當然也不會有由這些歷史劇而湧現出的萬户侯了。從此意義上而言，糞土確實重於萬户侯。**至於那些僅只依靠祖宗蔭庇或者行賄跑官而得到的萬户侯，本來就一錢不值。

從在歷史上的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地位而言，這些酒囊飯袋、行屍走肉的萬户侯，與構成支撐帝國大廈的基礎的糞土相比，更是天差地別。在此意義上而言，將他們等同於糞土，還是大大抬舉了他們。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