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紀念改開40週年之三——辦好中國大事，解決長週期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十九大之後的第一年“兩會”如期開幕，李克強總理在5日上午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本屆政府五年來的主要成就，並設定了今年的工作目標和工作重點。

根據報告所提供的內容，這五年來的新一屆政府實實在在地辦成了一些大事，解決了一些大的問題。在經濟增長方面，雖然進入了“新常態”，甚至轉入了L型增長，但仍然取得了年均7.1%的佳績，GDP從54萬億增加到了82.7萬億。同時，在結構調整、創新驅動、就業、醫保、減貧、治污等幾個重點方面也成績不俗，數據亮眼。習近平主席説過，“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閲卷人”，總體上，這份報告算是一份令人民滿意的答卷。

而對於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報告裏也多有涉及，坦誠面對，最主要的恐怕還是“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凸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和“諸多矛盾交織疊加，各種風險挑戰接踵而至”。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定在了“6.5%左右”，密切關注中國經濟指標的觀察家們會明白，其中的含義，盡在不言中了。

但最重要的是，從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大廳中傳遞出來的，還是滿滿的信心，沒人懷疑中國當前道路的正確性，沒人懷疑中國實現既定目標的可能性，沒有懷疑中國走自己道路、實現既定目標的堅定意志。如果説在動盪的局勢中，信心是比黃金更寶貴的國家儲備，那麼環顧全球，中國當屬世界第一儲備大國。

信心可以用來辦大事

一直有個流行的觀點：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實現了高速崛起，成就是偉大的，但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分化、貪腐氾濫、道德滑坡、環境惡化等等嚴重問題，必須着手加以解決，否則……

這個觀點很少有人不同意，是官方和民間比較一致的共識。但是，這個印象並不完整，因為誰都明白，解決問題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讓中國再回到改革開放之前，更不是像西方國家那種左右政黨輪流上台相互否定上屆政策。中國的問題，並不都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很多都是某種與自身的長時段歷史相聯繫的長期問題，一類可以認為是在幾千年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老問題，另一類則是在向長遠的未來目標前進過程中逐漸浮現的新問題，總之不是那種來回顛倒、時起時伏、説解決很快就能解決的短週期問題。

近年來官方媒體上頻頻出現“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等表述，歸根結底，説的都不是最近這幾屆政府，或近幾十年時間裏出現的難題和大事，而是一些深植在中國大歷史運動的長期問題。

而在中國的學界，正是在這一點上，區分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一種歸根結底還是以西方的方法為中心的，另一種則更多地站在中華文明自身的立場上。

以西方為中心，主流的現代化理論，就是將中國視為二戰後先後出現的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之一，以戰後70年曆史為基本框架，分別論述前30年世界如何如何，中國幹了什麼什麼，後40年世界如何如何，中國幹了什麼什麼，似乎此前的漫長曆史並不存在。

於是中國問題就只能在“亞非拉民族國家獨立運動”、“後發國家工業化浪潮”、“先發國家資本和產能的全球化”這些外來理論中打轉轉，中國的發展就成了一套單純橫向比較的指標，與諸如新加坡、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同處一個座標系，中國的特殊性和中華文明的特殊性在數據圖表中完全消失。

而站在中華文明的立場上，首先就會認識到，70年的新中國並未脱離中華大歷史，始終處在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延長線上，有轉彎和曲折，但是沒有斷裂和跳躍。即使有科學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等這種與傳統時代區分的歷史分期，但並不足以超越和覆蓋中國的獨一無二之處。

中國作為“百國之合”國家、多民族融合國家、大一統國家、第一個現代國家、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在世界上基本沒有可比性。那些只適用於中小國家或新生國家的階段分期和歷史分期，應用於中國問題時，解釋力和預測力明顯不足。

對於一個小國，進入工業化時代，或者進入信息化時代，起始點和轉折點都會有明顯的標誌，全國人民集體轉變，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轉型就完成了。但對於中國來説，幾千年來的歷史，社會鉅變不知凡幾，改朝換代不知凡幾，都説近40年的改革開放是大轉型，但往前追溯，19世紀後期的洋務運動、20世紀初期的新政十年也並非不是大轉型，滄海桑田日新月異的事也都發生過很多。

再從地理上看，東南沿海的中國，華北平原的中國，西南山林的中國，西北大漠的中國，東北沃野的中國，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內，但各方面千差萬別，不同之處也不知凡幾。那條著名的“胡煥庸線”，如果沿着該線從黑龍江的漠河一路走到雲南的騰衝會看到多少變化？如果垂直該線從福建廈門一路走到新疆的克拉瑪依又會看到多少差異？

胡煥庸線

再進一步把歷史和地理合併起來考慮，如東北的契丹和遼，華北的五代和金，江南的南宋和元，西北的突厥和回鶻，西南的吐蕃和南詔，面對這些天各一方毫無共同之處的歷史傳統，又如何真正理解各自的今天和未來？

所以，中國真正的問題，一定是在大的時空格局中的大問題，都有長期性和複雜性，並不是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樣只是在近幾十年中才產生出來，然後再用十幾年來解決那麼簡單。政府所説的深化改革、辦成大事、偉大工程偉大實踐，也都不僅僅是指當前的短週期問題，也帶有要解決更大的“長期問題”的含義。而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充足信心，就是解決難題、辦成大事的最大保障。

中國真正的“長期問題”

以官員貪腐問題為例，只要瞭解一些中國歷史，就知道這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中華大地上幾千年來大小王朝興亡起落，幾乎沒有哪個逃過這樣一個“鐵律”：一旦昇平日久，必定出現社會腐化和貧富分化，而這“兩化”一旦出現，也就離衰亡不遠了，最終或者因民風萎靡亡於外部入侵，或者因官逼民反亡於內部大亂。今天的執政黨將當前的反腐鬥爭提高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

再説經濟增長的問題，如果只看中華經濟史，實際上有着明顯的歷史輪迴。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中國大部分時間都是世界最富庶的國家之一。每次改朝換代，從新朝開基算起，大約經過幾十年的安定昇平時期，就會恢復到史上最繁榮、最發達的水平上。

漢朝的“文景之治”時期、唐朝的“貞觀之治”時期、宋朝的“澶淵之盟”之後、明朝的“永宣盛世”等等，都是如此，每次也都是重回世界第一。在今天中午的“部長通道”媒體見面會上，商務部長鐘山正式宣佈，“2017年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農業部長韓長斌公開宣稱，“中國人的飯碗已牢牢抱在中國人自己手裏”。只有放在從秦漢以來兩千年的大歷史格局中，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第一生產大國和世界第一貿易大國這兩者的結合究竟意味着什麼，也才能理解在一個如此版圖的中國範圍內解決了所有人吃飯的問題究竟意味着什麼！

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被海內外很多學者看作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原有地位的迴歸，正是基於這種大歷史觀。而諸如“六七十年代亞非拉新獨立國家的工業化”之類的小歷史理論框架，則無從把握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一驚人現象。

重回世界經濟史上的原有地位

還有異質文明的接受和融合問題。從歷史上看，自東漢開始印度佛教在中華大地上持續不斷的傳播，自魏晉時期開始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一次又一次的佔領和征服，自明末開始歐洲諸國從“西學東漸”一直發展到清末的“西力東擊”，從文明的角度看，本質上都是遠方異質文明與原生中華文明之間的互動和交融。其中包含了很多次文明衰落和世界的野蠻化，但也導致了很多次文明的提升。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近代歷史，也同樣是一次野蠻化和文明化同時發生的過程。

西方列強對外侵略和掠奪的殖民時代，屬於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時期之一，但同時西方的哲學、科學和藝術成就也大大推動了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今日中國正迅速回歸世界的中心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中國不再以救亡圖存為導向解決中西文明的融合問題，而將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導向，推動各種不同文明之間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鑑和文明共存。

這些都是中國的大事，不是小事，都是長期問題，不是短期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也都不是隻針對近40年出現的新問題，無一不涉及中國的大事和長期問題——自古以來的長期問題、自鴉片戰爭以來的長期問題、自辛亥革命以來的長期問題、自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長期問題。

這就是當前中國改革的大背景。正如近日一些學者所説的，中美競爭並不是主線，國際局勢沒那麼重要，抓住機遇集中精力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着手解決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中國的未來就會更加光明！

謹以此文祝賀2018年中國“兩會”的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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