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意大利大選——“民粹主義”和“疑歐勢力”的凱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2016年，美國大選中出現的“川普現象”在歐美掀起了“民粹主義”狂潮。第二年，歐洲又迎來荷蘭國會兩院選舉（3月），法國的總統大選（5月），德國的議會大選（9月）。

當時，大家最擔心的就是歐洲的“民粹主義”勢力是否會乘着川普當選的“東風”登陸歐洲。荷蘭的維爾德斯（Gert Wilders）、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德國的選項黨（AfD）的確聲勢浩大，志在必奪。2017年，可謂是歐美“迎接政治地震和海嘯”的一年。

然後，維爾德斯未成氣候，勒龐被馬克龍打得幾近偃旗息鼓，德國的“選項黨”雖然以傲人的戰績一舉進入聯邦議會，併成為第三大黨，但“民粹派”和“疑歐派”並未如輿論所擔心的那樣橫掃歐洲，反而出現了某種回落趨勢。

雖然有跡象表明，今年西方第一場重要選舉——意大利的兩院選舉中，民粹和疑歐勢力有可能捲土重來，可未曾想，它們來的居然如此的猛烈。

根據最新數據，“民粹派”和“疑歐派”大獲全勝：其中，成立於2009年的“五星運動”（Cinque Stelle）以32.2%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排外的“北方聯盟”（Lega Nord）和貝盧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Forza Italia）分別得票17.7%和14%，它們組成的競選聯盟加起來總共得票21.7%。而前總理倫齊領導的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雖然以18.9%名列第二大黨，但在無一黨能獨立執政的背景下，其他三個民粹和疑歐政黨將主導意大利下一屆的組閣事宜，民主黨因而成為本次大選的最大失敗者。

在競選階段中，媒體一如既往地更喜歡關注老貝的動向。的確，這位82歲、臉部數次整容、並被稱為政治“不死鳥”的老牌政客大有再次創造“奇蹟”的可能。可結果出乎預料，原先一直由他的“意大利力量黨”主導的右翼聯盟，這次卻被他長期的“小弟”搭檔北方聯盟超越。黨魁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週一上午公開申求組閣權，並高調錶示：“我現在和將來都將是民粹主義者。”

其實，這兩年在歐美颳起“民粹主義”旋風的川普，既非當代民粹主義之父，亦非第一位依靠民粹主義成功當選的領導人。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就為後來的民粹主義成功做出了表率。

換而言之，這次民粹主義在意大利的勝利不是“川普再版”，相反，川普其實是“美國版”的貝盧斯科尼：不屬於舊政治精英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蔑視政治正確，説出許多人敢想而不敢説的話，善於煽動，口若懸河，不關注事情的複雜背景和來龍去脈，只求快意決斷。

意大利的大選結果告訴我們，民粹主義不僅沒有回落，反而很可能繼續作為重要的政治潮流，或將以更加猛烈的衝力掃蕩建制派的傳統架構。

民粹主義的特點

那麼，“民粹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在學術上，民粹主義是一種以滿足普通民眾的利益與情緒為最高訴求的政治主張。民粹主義者在鼓吹民意至上的同時，又用極端的言辭強調自己與社會精英的對立以及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也就是説，“民粹主義”這個概念本身並不帶貶義，更多是指為“普通”百姓站隊，反對社會和政治精英的一種立場。持有這種立場的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運動、政黨或整個政府。

但在日常生活中，民粹主義往往與“遷就民意”“隨波逐流”劃等號，民粹主義者是指那些只知譁眾取寵而不懂就事論事的誇誇其談者。在這裏，這個概念便開始帶有貶義色彩了。難怪，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和記者達凱斯（Paolo Flores d’Arcais）在描寫本次大選的窘境時説：意大利人可以在一個有些讓人噁心（“五星運動”）、一個更為讓人噁心（“民主黨”之流）以及一個最讓人噁心（老貝的“中右聯盟）的政黨之間做出選擇。有意思的是，這次意大利人還真的偏偏好“噁心”這口：這三大黨成了選民的新寵兒。

接下來，我們不妨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來對“民粹主義”做更細緻地分析：

（一）民粹政黨和運動往往出現在現代化進程發生危機（諸如，發展過快或長期低迷等），或某些階層的價值取向被扭曲和丟失的情況下。在全球化的今天，經濟、文化和政治彼此之間的關係比過去更加密切，這就能解釋現在的民粹主義為何能在多國同時出現，且都相當有生命力。

（二）民粹主義最典型的政治內涵就是個人主義和集體意識的對沖，以及“分裂”的平等觀。一方面它把平民階層與精英階層對立起來，並根據“陰謀論”的套路抨擊精英們是民意的叛徒，另一方面又把非我族類的人羣和文化從“本地”民眾的範圍內剔除出來。換而言之，它們要代表並依託的只是民眾中狹義的一部分。

（三）從組織結構上看，民粹運動更多的是依靠極富個人魅力的的領導者來爭取民意，而非通過綱領。在當今國際政壇上，很容易找到川普、貝盧斯科尼等這類政治人物，如土耳其的埃爾多安，菲律賓的杜特爾特，法國的勒龐等。

（四）無論是歷史上的平民主義，還是當代的草根運動；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或其他地區，“民粹主義”採用的套路和手法非常雷同。

筆者對這些套路和手法做了以下歸納：

1）“他們上面，我們下面”的對立觀：民粹主義者自認為代表“下層人民”，但他們所依託的“人民”並非我們通常説的“民眾”概念，而是經過篩選的一羣人。他們否認現代社會的不同階層和不同利益同屬一個共同體，給模糊的“人民”概念冠以特定的道德、價值、德行及民族涵義，如，“正直的市民”、“辛勞的百姓”、“德國的父親”等。因此，民粹主義其實是一種根據經濟、文化、理念、族羣、甚至包括性取向來給社會羣體“劃界”的意識形態。

2）利用現代化進程中失意者：不言而喻，從舊狀態過渡到新狀態的現代化進程會給一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和結構性的變化。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過程中，總會有人掉隊或滯後。民粹主義瞄準和爭取的對象就是這羣人。民粹主義者習慣把完全不同的因素串在一起，並製造它們彼此相關的假象，譬如，“德國納税人”不得不為難民買單，國庫就是被難民這樣的“寄生蟲”掏空的等等。因此，民粹主義實際上只是在誘導憤怒，播種和利用仇恨，而非真正解決問題。

3）巧妙但錯誤地運用所謂的“常識”：民粹主義經常將個人道德與集體道德混為一談，認為個人生活中被驗證為正確的也應該適用於公眾領域。這個邏輯常被民粹主義者用於闡述經濟政策，譬如，一味強調節約，忽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強化自保措施，淡化社會整體協調；在企業管理方面，要求個人應對公司敗績承擔責任等等。

4）傾向於極端答案：民粹主義者看不上循序漸進的解決方法，認為妥協是無能的表現，要求採取抄底式的激進做法，即所謂的“大手筆”。

5）誇大“陰謀論”：民粹主義的敵我意識很強烈。除了自己是人民的代言人外，其他都是敵人和對手。這種敵對意識基於兩點：第一，把問題歸咎於某些羣體，全盤否定對方。第二，用“陰謀論”來闡述問題，經常把本黨和本運動當作精英政治和敵對勢力的“受害者”。

6）挑釁和破忌：民粹主義者所標榜的為“草民”站隊，並非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親民情懷，而是爭取民意的一種手段。為了與精英階層劃清界限，民粹主義者不惜涉足禁區，通過可控的破忌動作來挑釁對方，把自己塑造成局外人，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

7）使用充滿火藥味和攻擊性的表述方式：民粹主義者習慣使用激烈言論，以及性用語、醫學用語來攻擊對手和批判時弊。譬如，“病態的”、“瀕臨崩潰的”和“分裂的社會”，“人渣”、“災害”、“寄生蟲”、“掠奪性資本主義”等。

8）渲染情緒和危言聳聽：巧妙和刻意地用極端的語言煽動情緒，把怨恨和成見發泄給對手。為了讓觀眾和聽眾接受自己的理念，民粹主義者大肆渲染“困境”，在社會中劃分敵我，以此來突出自己的“拯救者”身份和使命。

筆者的上述分析，並非要刻意去妖魔化民粹主義的“草根性”，而是想指出政治極端化的危害性。民粹本身因社會不公和時弊多端而興起，但它的極端化也可能製造新的社會不公甚至動盪和分裂。歷史上的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便是前車之鑑，時下帶有濃重極端和排外傾向的歐洲右翼民粹勢力也在為我們敲響警鐘。

西方諷刺民粹主義政黨的漫畫，圖片來源：見水印

民粹主義古今皆有之

“每一頭在意大利遊走的野獸都有自己的巢穴，但那些為了意大利而戰鬥和陣亡的人，除了享有空氣和陽光以外卻一無所有。他們無家可歸，帶着自己的妻兒四處流浪。這些士兵被他們的統帥誘騙去用生命保衞祖墳與宗廟，為這些過着富有和奢侈生活的人而戰鬥，並戰死沙場，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擁有世襲的祭壇或祖先的墳墓。即便征服了世界，他們仍然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塊彈丸之地。”

公元前133年，古羅馬競選護民官一職的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廣場上向民眾發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説。當選後，出身貴族家庭的他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並剝奪了元老院的特權。他的政策得罪了統治階層，卻贏得了民眾的擁護。

第二年再次競選時，反對的元老貴族與力挺他的草根平民在會場發生流血衝突，提比略本人被一條板凳活活打死，屍體被扔進台伯河餵魚。可以説，格拉古是當之無愧的民粹主義先行者。

如今，人們警惕和批評英國的獨立黨（UKIP）、法國的民族陣線（FN）、芬蘭的正統芬蘭人黨（PS）、荷蘭的自由黨（PVV）和德國的選項黨（AfD）。但民粹主義並不是一個新生事物，它早已在不同國度、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出現過。

在尼可羅·馬基亞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所處的佛羅倫薩共和時期，民粹主義者是那些為了從上方獲得恩惠而表現出政治順從的草根（il popolo）；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則是那些高喊“麪包價格在飛漲，光要人權有X用”口號的“長褲漢”（The sans-culottes）；在美利堅合眾國，則是那些鼓吹“定期清掃政治馬廄”、“平民應享受更多民主”的“傑克遜民主”信眾們（jacksonian democrats）。

到了十九世紀，民粹主義改頭換面，以“凱撒主義”招搖過市，靠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來贏得選票，獲得政權。1851年，法國的拿破崙三世以保護普選權的名義，依靠底層平民和軍隊的支持發動政變，掌握實權，而議會則成為“橡皮圖章”。凱撒主義雖然並不直接意味着獨裁，但也不是民主，而是催生出兩者的混合物：民主專制（democrator）。

二戰結束後，戴高樂為法國第五共和國修憲的時候，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一個“三保險”機制：富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具有為民服務意識的政黨和政治家，以及遇到不可調和的矛盾時直接面向民眾，通過發動羣眾來贏得“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

由此可見，這種利用思想簡單的草根來對付“建制派”，併為自己獲得政權合法性的做法並非貝盧斯科尼和川普之流的發明（“踢開黨委鬧革命”“打到當權派”），而是承襲於古典時期的生生不息的“草根運動”。

二十一世紀初，民粹主義逐漸變成一種“自由民主主義”的誘惑，公投呼聲此起彼伏。這説明人們對代議制民主越來越質疑。但是，如果個別政黨或全體議會，越來越多地將政治決策權交給公投這一直接民主程序，那就等於把權威基礎讓給了民粹主義。

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當年提出的“勇於擴大民主”（“mehr Demokratie wagen”），也有可能產生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結果。在這個語境之下，中國那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就有了新的詮釋可能，因為水不僅可以覆舟，亦可氾濫成災。

結語

民主可以追溯至古希臘，而民粹則根植於古羅馬。民主是在理性討論中賦予、使用和管控權力的方法。民粹則喚醒人們簡單的本能，譁眾取寵，簡而無實，乍看能伸張民意，吸引大眾，排泄積鬱，但結果很可能非常糟糕。

意大利大選的結果再次讓我們看到，民粹主義已從內部對西方民主體制構成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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