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美國終於認識到這些年對華戰略走偏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建明】

去年年底以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相繼出台，標誌着經過美國新一輪對華戰略評估，戰略調整浮出水面。

中美關係已經歷了多年“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壞也壞不到哪裏去”的過程。直到2017年11月特朗普成功訪華，標誌着中美建設性關係仍在推進。但隨後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中就對中國以“戰略競爭者”的定位：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俄意圖通過削弱經濟自由和公平、擴展軍隊以及控制信息和數據來壓制社會和擴大他們影響力。”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更進一步提出：“中國作為戰略對手，以掠奪式的經濟活動脅迫其鄰國，同時在南海實施島礁軍事化。”在短短幾個月裏，美國在對華態度上似乎判若兩人。需要搞清楚為什麼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作如此定位？這種定位意味着什麼？

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實行接觸戰略，對華實行全面接觸政策。中美之間經過一番折衝，於1997年確定為“中美致力於建設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這種定位表明中美之間基本方向是建設性的、以合作為主的戰略伙伴。

2001年小布什上台，新保守主義得勢。他們習慣要找最大的威脅，一度認為很可能是中國，小布什宣稱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並公開表示要武力協助台灣。但這個定位持續的時間並不長。9·11事件發生之後，美國戰略界很快把戰略重點轉移到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上來，同時中美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建立起多種對話機制，使中美關係中的問題始終處於可以管控的狀態，使中美關係再次走向平穩。

其實，這種狀態與美國所實行的接觸戰略（Engagement Strategy）有關。接觸戰略的基本認知是：美國是世界上唯一霸權。這種霸權地位不容挑戰，維護美國的絕對優勢和領導地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維護霸權的路徑是在鞏固與盟國關係的基礎上與新型大國建立夥伴關係，使之納入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

以此為指導，美國實行對華全面接觸，基於這樣的假設：只要促使中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就可能成為與世界和平相處的民主國家；只要把北京拉入國際體系，中國就可以通過接觸而被“馴服”，接受美國的規則，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戰略上，把中國當成朋友，就可能成為朋友，把中國當成威脅，就可能成為敵人；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與其擔心中國強大，不如説更需要擔心的是中國的衰弱。一個走向衰弱的中國可能會對地區與世界帶來更大的威脅。另一方面，在冷戰結束之後中美實力太過懸殊，即使中國想改變國際秩序，那也被認為是一個遙遠而可控的挑戰，並不值得擔心。

另一方面，中美經貿關係也在迅速發展，成為雙邊重要的共同利益。正因為如此，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中美政府達成的聯合聲明是這樣界定中美關係的：

“雙方認為，21世紀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對和平、發展與合作的需求增強。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

雙方認為，培育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對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至關重要。在雙方討論中，中方表示，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致力於推動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雙方重申致力於建設二十一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並將採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

在這種定位下，中美之間雖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摩擦與問題不斷，但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總體是接受的，採取的是合作姿態。

然而，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美國實力相對下降，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最終導致美國新一輪的對華戰略評估。

2015年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了Robert D. Blackwill與Ashiley J.Tellis的報告《修改美國對華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報告認為，中國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對華應從支持與合作轉變為壓力與競爭。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的出台，則表明了這種觀點已成為這輪戰略評估的共識。

瀏覽一下這一輪對華戰略評估的文獻可以看到，評估圍繞着對華接觸戰略的失敗所展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結論是令人沮喪的：“數十年來，美國的政策植根於這樣的信念，即支持中國崛起和融入戰後國際秩序有助於實現中國的開放。然而，與我們的願望相反，中國以犧牲他國主權為代價來擴大自己的勢力。中國大量收集和利用數據，四處擴張它的威權網絡，包括腐敗和監視。中國正在建立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實力最強大、資金最充裕的軍事力量。它的核武庫不僅不斷增長，而且呈現多樣化趨勢。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它利用了美國的經濟創新，包括美國的世界一流大學。”

以經濟同化、安全阻嚇、國際規範塑造為主的接觸戰略沒有能夠“馴服”中國。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理念下，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能力都在不斷向外拓展。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建設一個覆蓋範圍越來越大的跨地區基礎設施網絡和對外經貿網絡。中國也正在努力建設一支世界級軍隊。在美國看來，這樣的結果必然是逐步削弱和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經貿秩序、金融秩序、國際政治秩序、地區安全秩序，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國主導下建立起新的國際秩序。它表明“中國世紀”到來不可避免，這也意味着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的地位和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可能被改變。

因此，美國戰略界認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修正”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新興大國，要塑造一個在價值觀和利益上都與美國背道而馳的世界。在美國主要威脅的名單上，還有“無賴國家”、恐怖主義組織的威脅，但美國突出地把中國和俄羅斯一起列為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並把這種挑戰上升為是“贊成專制與贊成自由民主的人之間的政治競爭”，從而把這種競爭賦予零和性質。在這樣的認識下，美國對華戰略的改變已不可避免。

美國戰略界意識到，要像當年遏制蘇聯那樣來阻止中國的經濟發展、破壞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國際上孤立中國已難以做到。同時，美國還沒有走出“戰略萎縮期”，內外矛盾一大堆。因此，美國奉行的是“美國優先”的國家安全戰略，優先提高戰略能力，以保持在政治、經濟、軍事、技術方面的優勢來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

按照這種戰略，美國對華還是兩手：不排斥在雙邊、地區、全球的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同時通過競爭建立自己的絕對優勢，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但重要的是，美國的戰略意圖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中國已經不是美國的戰略伙伴，而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這就是美國為什麼要找中國在貿易、投資、經濟制度上的麻煩；要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線；要千方百計向排斥中國的孔子學院；要搞印太戰略；要謀取在核態勢上的絕對優勢的原因。

對於這種轉變有兩點是重要的：1. 美國這種轉變是戰略性，而不只是具體政策上的。2. 在美國，是戰略界凝聚的共識、界定的國家利益和威脅在推動着總統行政方向，而不是總統在主導着戰略評估的方向。因此，如果只循着原來處理中美關係的思路來認識這種變化，對美國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就會吃大虧。另一方面，把中美關係的本質看清了，有助於我們的認識與處理。這是一場霸權與反霸權的鬥爭，要實現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公正化，要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遲早要過這個坎。

處理中美關係，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的實力仍是世界第一，作為全力維護自己霸權的老大帝國，是一隻真老虎，必須認真對待，不能掉以輕心。另一方面，美國自身又有着其固有的、難以克服的弱點：在美國內部，不斷加劇的社會分化、驢象相爭的政黨政治極大地削弱了其統合能力；定期的選舉很容易使政客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選舉上，聚焦於長期戰略目標相對困難；美國的戰線拉得很長，所界定的三大類威脅都牽動着其神經，也很容易被突發的事件牽着走；在對外政策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國與盟國之間的利益高度分化，無法擰成一股繩來對付中國。

因此，只要冷靜觀察，沉着應對，我們完全能夠依靠制度優勢、文化優勢、道路優勢，按照中央所制訂的戰略目標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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