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右翼排外勢力合流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德國議會中第三大黨—— “選項黨”（AfD），日前高票通過了一項決議，解除了本黨黨員參加民間排外勢力“培己大”聯盟（Pegida-Bündnis）集會遊行活動的禁令。黨內許多極端右翼人士為此彈冠相慶，稱該決定為“里程碑”。

忙於報道組閣困局的德國輿論，只以很小篇幅對此作了報道，但這其實是德國極右政黨和極右運動的首次公開合流，不可小覷。從此，坐於“高堂”（聯邦議會）的“選項黨”與流於“江湖”（民間運動）的“培己大”將不再避諱彼此間千絲萬縷的聯繫，終於撕掉了那塊至今為止裹在兩者之間的“遮羞布”。

那麼，“Pegida”究竟是何方神聖？它對德國社會的影響究竟何在？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先從解析這場運動的名稱入手。

“PEGIDA”的全稱是“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直譯過來叫做“愛國的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先不説它的頭兩個字有些不倫不類（歐洲非統一國家，何談愛國？），即便這裏所指的是熱愛本國的歐洲人，那此處的“歐洲人”所指何人呢？是指全體持有歐洲國家護照的人？還是宗教意義上的猶太教-基督教信眾？還是人種意義上的歐洲人？

“PEGIDA”名稱的後半部分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這麼一看，前面的那些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很明顯，這裏的“歐洲人”並非指全體持有歐洲國家護照的公民，而是宗教、人種和政治意義上的“歐洲人”。另外，“愛國的歐洲人”這個説法帶有明顯的心理暗示，即，你若熱愛歐洲，就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正在經歷的伊斯蘭化；你若反對西方的伊斯蘭化，就是熱愛歐洲的一種表現。

由此可見，“PEGIDA”的名稱對保護和排斥的對象有着明顯的界定，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它是一場帶有明顯“排外”傾向的羣眾運動。但是，二戰後，“排外”意識和言行受到普遍的譴責和唾棄，所以，“PEGIDA”的組織者試圖用“愛國”這個標籤來給自己戴上光環，使運動明顯的“排外”基調合理化。

PEGIDA遊行

還有，“PEGIDA”名稱中“西方”這個詞使用的是一個古舊概念“Abendland”（日落之地），與之相對應的是“Morgenland”（日出之地）。古代和中世紀，歐洲被視為地球最西端，它覆蓋現在的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島，而希臘東正教、伊斯蘭教以及東方諸邦均屬 “Morgenland”。

後來，這個概念被漸漸演變成“西方世界”，也就是指具有相同信仰基礎（猶太教-基督教）和政治體系（自由民主）的國家和地區。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肅殺氛圍裏，德國曆史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著名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書，他特別用“日落之地”（Abendland）來表示“西方”，正是為了表達“沒落”的意思。

東德地區為何容易成為“排外”的温牀？

那麼，這場“排外”草根運動的始發地為何不在如科隆那樣穆斯林居住比較集中的德國西部城市，而是在穆斯林比例很小的德累斯頓、萊比錫等城市呢？為何排外的暴力事件在原東德地區頻發？為何新納粹組織在那裏更為活躍呢？

據筆者的分析，這裏有兩個原因至關重要：

（一）二戰結束後，西德和東德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西德創造的“經濟奇蹟”中，也有“客籍工人”（Gastarbeiter）做出的貢獻，而這些外籍人員中有很大部分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他們的居留限制被解除後，家屬紛紛來到西德落户，成為這裏的公民。西德是民主國家，公民進出自由，外出旅遊也很普遍，見過外面世界的原住民對外國人的包容性相對也要大些。

東德在戰後也存在勞動力緊缺問題，所以，建國之後從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引進過類似西德“客籍工人”這樣的外籍勞動力，他們被稱作“合同工”（Vertragsarbeiter）。根據來源地的不同，他們獲得的居留期限為兩年至六年不等，之後必須返回原籍，家屬過來團聚是不可能的。

東德當時實行的也是“單位所有制”，這些外籍工人統統被安排在所在工廠的宿舍里居住，與當地社會的交集不多。他們的來源國是清一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伊斯蘭信仰沾邊最多的也就是當時的也門民主共和國。因此，與這些外籍“合同工”有關的宗教因素比較淡化。

東德當時的體制突出的是“意識形態”和“階級觀念”，宗教和文化的衝突基本可以淡化到忽略不計的程度，所以，東德人對伊斯蘭教可以説完全沒有“免疫力”。

（二）兩德統一後，基礎積弱和發展緩慢的東德地區社會一度矛盾層出不窮。雖然一部分人在西德地區獲得了新生，但大部分原住民感到自己淪落成二等公民，對現狀的不滿和對前途的擔憂使他們開始懷舊，進而把沮喪和低落的情緒發泄到更弱的“弱勢羣體”——外國人身上。

而生活在那裏的外國人因為人數較少，難以形成羣體，勢單力薄，所以容易成為右翼勢力攻擊的目標。那時，東德人涉及政府的言行需要謹言慎行，在“排外”方面需要忌憚的並不多，輿論對極右思潮也沒有形成有效的“防火牆”。

統一後，各政黨為了拉選票，爭取所謂的“民意”，對極右勢力抵制不力，甚至還有所迎合。譬如，針對“PEGIDA”的政治訴求，當時的總統伍爾夫（Christian Wulff）明確表示“伊斯蘭屬於德國”，但同屬“基民盟”的薩克森州長緹利希（Tillich）就公開唱反調，認為“伊斯蘭不屬於薩克森”。

聽話要聽音，當年東德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的時候曾高喊“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那是針對當時體制而言的。如今，“PEGIDA”在遊行示威時也經常打出了這個標語，其語境卻發生了微妙和危險的變化，這裏的“人民”正在悄然變成“主人”。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是主人，你們是外人。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追根溯源，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三者的關係其實非常密切，都認亞伯拉罕為自己的祖先，因此它們也被稱為 “亞伯拉罕諸教”。三教的經籍也有諸多關聯，如基督教的《舊約全書》就是猶太教的經書《塔納赫》（即《希伯來聖經》）。三教在耶路撒冷均有聖蹟，都把它視為自己的聖城。

既然是同宗同源，為何又要彼此廝打那麼多年呢？由於篇幅有限，這裏只作簡要敍述。三教誕生的次序先後是猶太教（約公元前十四世紀）、基督教（公元一世紀前後）、伊斯蘭教（約公元七世紀）。拋開之後的紛爭不説，就從開始的包容性上講，伊斯蘭其實是最“大度”的。

三教的分歧概括起來就是：後者承認前者，但前者不承認後者。如猶太教不承認後來兩教的耶穌和默罕默德，他們認為救世主還沒有降臨。基督教承認猶太教的摩西，但不承認伊斯蘭的默罕默德，認為耶穌是救世主，而且等待着救世主的二次降臨。伊斯蘭教承認摩西和耶穌是先知之一，但不承認耶穌是救世主。除了上述教義上的分歧之外，基督教長時間無法原諒猶太教的原因還包括：身為猶太人的耶穌被猶太人出賣，致使最後被羅馬統治者釘上了十字架。

可以這麼説，在歐洲歷史上，主要的宗教矛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是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矛盾。後來，兩教和解並相互承認，梵蒂岡也就歷史上的迫害行為向猶太教道歉。從19世紀末葉開始，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國家的同情和支持下，飽受屈辱的猶太教徒陸續回到祖居之地，並在1947年冬正式重新建立以色列國。

猶太人認為，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地區是上帝給予以色列人的“應許之地”，而長期生活在那裏的巴勒斯坦人則被迫背井離鄉。這重新引發了伊斯蘭國家和以色列的長期暴力衝突，最後演化成整個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對抗。

在歐洲的外籍族羣中，穆斯林已成為最強勁的一支：當年來自土耳其的“客籍工人”在德國已繁衍兩三代。與德國人出生率連年下降的趨勢相比，穆斯林人口的增長迅猛。法蘭西這個昔日的殖民宗主國與非洲的穆斯林殖民地有着傳統的淵源，生活在法國的非裔居民人數不少。歐洲南部諸國毗鄰北非，每年都有大量的穆斯林難民偷渡湧入，給歐洲社會造成了很難卸掉的負擔……所有這些都為歐洲的極端勢力轉嫁矛盾提供了不少口實。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穆斯林在歐洲的處境將會越來越不妙。

伊斯蘭極端勢力恰好利用歷史與現實中西方對穆斯林的各種輕視和敵對來證明自己極端手段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而整個西方社會則在編織一個所謂“自由與民主受到伊斯蘭挑戰”的神話，似乎區區幾個極端分子就能輕而易舉地挑戰和破壞充滿優越感並根植於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若真如此，這個讓西方人引以為豪的價值觀豈不太脆弱了？所以，筆者越來越相信，眼下的衝突焦點根本不是言論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問題。

客觀地説，伊斯蘭影響的增長無疑是它不斷擴張的結果，但也與西方的殖民主義以及當代的全球化趨勢有關。當年的殖民者和當今的全球化熱衷者，覬覦的是海外的資源和市場，但他們沒有想到，西方因此在殖民地和第三世界聲譽掃地。

如今，隨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與海外市場的交流已不再可能是單向的。外來能源和產品進入歐洲市場的同時，異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紛紛登陸西方國家。一旦原住民感到外來文化的壓力，就會開始擔心將來是否會出現量變到質變這樣不可逆轉的變化。筆者認為，這種恐懼和擔憂才是“PEGIDA”產生的深層原因。

挪威表現主義畫家蒙克（Edvard Munch）在敍述創作那副《吶喊》（一譯“尖叫”）的靈感來源時這樣説道： “一天傍晚，我和朋友走在路上，一邊是城市，另一邊是腳下的峽灣，我感到渾身不舒服。我停下來眺望峽灣，落日將雲彩染成血一般鮮紅。就在那時，我想我聽到了大自然不停地尖叫。於是，我畫了這幅畫——將雲彩畫得像真正的鮮血，讓色彩去吼叫。”

或許，蒙克感到的“不舒服”與德國右翼排外勢力感到的不舒服不盡相同，但他們顯然都感到了某種不舒服。蒙克表達不舒服的方式是畫出那“驚怵的叫聲”，而“PEGIDA”的支持者表達不舒服的方式則是上街遊行抗議伊斯蘭化。雖然方式不同，但反應的都是一種對生活的恐懼和不安情緒：恐懼於自己的“主導文化”（Leitkultur）被取代，不安於自己的主導地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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