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育川：美中關係——在政治與經濟領域的較量（一）
【3月11日，商務部部長鐘山、副部長王受文與錢克明在兩會記者會上回應了近期貿易領域的熱點問題，中美貿易、“貿易戰”等格外受到關注。本文作者則從結構角度剖析了中美政治與經濟關係，觀察者網特摘譯如下，以饗讀者，此為第一部分。****】
（翻譯/觀察者網 馬力）
貿易和投資仍將是美中關係中緊張因素的重要來源，這些緊張因素部分源自美中雙方對兩國間貿易與投資關係的本質的誤解，而這種誤解使兩國關係充滿了不必要的對抗性。內心缺乏安全感，也反映出美中雙方政府（以及軍方）官員之間互信的缺乏。美中兩國文化傳統不同、政治制度迥異，雙方之間巨大的差異一直以來使兩國難以展開深入的合作。
公眾觀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
按照購買力平價標準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從這一點來看美國媒體對中國如此關注完全不應令人感到意外。與此同時，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受到了不斷崛起的中國的侵蝕，這已經在華盛頓引發了嚴重的焦慮情緒。而美國民眾大多認為，正是中國的崛起才導致他們薪水難以上漲甚至失去工作。在美國，一個政治家也好，一個投資者也好，甚至一個普通公民也好，他們的對華態度與他們所在的地區、文化背景以及個人價值觀是密切相關的。
正如特朗普競選時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批評所揭示的，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社會情緒最好的發泄口，這是長期以來美國社會輿論變化的必然結果。根據蓋勒普和皮尤兩家民意調查公司在過去10年裏所做的調查，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感到擔憂，而且認為中國是不值得信任的。民主、共和兩黨的大部分人士都認為，中國應該為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工作機會不斷流失負責，其中共和黨要比民主黨對華態度更加負面。因此，人們認為應該對中國採取懲罰性措施，向WTO指控中國的出口商品享有不公正補貼便是這些措施之一。
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不斷累積，這最終導致美國提出了自己的國際貿易倡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該協定並未將中國覆蓋進去，這進一步強化了大多數美國人的觀念，即中國的貿易政策對美國來説是不公平的。不過，當很多美國人仍然認為TPP是制衡中國在亞洲經濟影響力的最好手段時，特朗普總統卻決定放棄TPP。
從全球角度來説，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中國使用這種實力的意願導致各國的安全關切發生了顯著變化。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是值得讚賞的，而且對全世界也是有利的。但如今大多數美國人不再持有這種觀點，他們已將中國的經濟崛起視為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威脅。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與美國人的對華態度相反，中國人看待美國時的心態並不那麼具有批判性。多項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美國人的一些觀念、創新和科學成就抱有很正面看法。這進一步印證了美國軟實力的強大優勢，軟實力已經成為美國全球軍事優勢地位的重要補充。
經濟因素也會對公眾觀感造成影響
美中關係是非常獨特的，因為人們對這一雙邊關係的看法不僅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還受到經濟變動趨勢的影響。在過去10年裏，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相對於中國的崛起，美國的經濟地位卻發生了下滑。此外，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還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在判斷一個國家的全球影響力時，規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國之所以對其他國家造成巨大的直接影響，原因在於，在中國邁向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過程中，這個國家已經成為全球首要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並日益成為重要的對外投資來源國。這一變化對中美、中歐以及中國與鄰國之間的經濟關係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所有這些變化都與全球化進程密不可分，而全球化直到幾年前還被看作是使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受益的積極因素。最近，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在西方日益上升，人們對全球化開始牴觸，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化的正面影響仍然是積極肯定的。
西方對全球化態度的轉變導致建設性解決方案更加難產。貿易與投資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而且兩者也是中國向外投射影響力的重要着力點。昔日的中國僅是一個地區角色，而如今的中國已經成為近40個國家的最大出口市場（10年前，這個羣體還僅有10個國家），中國的對外貿易活動如今已經遍佈全球所有大陸。
中國不但創造了成功，同時也給西方帶來了憂慮。在2005年左右，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的鉅額貿易順差以及那些順差對全球宏觀經濟失衡造成的影響十分關注。中國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招致很多不理性的聲音，認為美國將成為中國的人質並聽命於北京，而中國將藉此向外部投射自己的經濟影響力。
雖然最近中國經濟增速已經有所放緩，但人們對美中經濟關係本質的認識並未隨之有所深化。中國的人民幣多年來一直在穩步升值，大多數分析人士也得出了相應結論，但特朗普及其經濟顧問在競選過程中仍然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故意壓低幣值，這樣一種觀點與某些國會領袖和部分商界人士長期以來的看法是相呼應的。
人們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在對美貿易中所獲得的大量盈餘對美國的競爭力造成了傷害。部分美國投資者在進入中國市場過程中遇到了困難，他們在此問題上的態度跟過去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可他們並沒有注意到，中國多年來一直被評為最有魅力的投資目的地，而且中國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僅次於美國。
美國人不斷變化的“中國觀”
美國人的對華態度一直受到經濟和安全兩個因素的影響，特朗普的當選並未改變這一事實。有接近一半的美國受訪者將中國視為對自己國家的軍事威脅，在歐洲，這個比例為三分之一。一項由芝加哥委員會進行的全球事務民意調查顯示，佔壓倒多數的美國民眾（約77%）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而非軍事實力）決定了這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對全球事務發揮影響力。而在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發生了網絡攻擊、島嶼主權爭端等事件，美國民眾對涉華安全動態也開始給予更多關注。
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大部分美國人已將中國視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僅有30%到35%的美國受訪者仍認為美國是全球經濟領袖，而歐洲給出了十分相似的調查結果。200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僅有10%的美國人將中國視為全球最大經濟體，65%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才是全球經濟領袖。
皮尤中心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仍將美國視為全球經濟的領導國家，但歐洲是個例外，大部分歐洲受訪者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已經認定中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為何美國人和歐洲人都認為中國是全球經濟領袖，而其他國家的人（包括中國人自己）卻不這樣看呢？
原因部分在於，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是由貿易數字甚至人口規模等因素簡單決定的。中國在對美貿易中獲得了大量盈餘，在對歐貿易中，雖然盈餘規模略小，中國也保持着順差。然而，在與其他國家的貨物貿易活動中，尤其是與東亞鄰國的貨物貿易活動中，中國一直是進口多於出口的。貿易赤字的存在導致美國和歐洲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時缺乏安全感，認為這種對華貿易關係有損於自己的競爭力。其實，這樣的憂慮論調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被誇大的。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其制度優勢（the strength of its institutions）、人力資本基礎（human capital base）和科技水平（technological prowess）息息相關，而這三個因素更多地是通過人均GDP這個指標表現出來的，它們與貿易數字和人口規模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中國的人均GDP在全球位於第70位至第80位之間，這意味着中國還遠遠沒有準備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領袖。另外，考慮到中國的軟實力仍然遠遜於美國，其聯盟建設水平也無法與美國遍佈全球的聯盟體系相比。如果根據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是大國（great powers）的話，中國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長期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存在着負面看法，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崛起又打擊了人們“美國全球地位不應受到挑戰”的自信，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負面情緒。在這一背景下，部分美國人已將中國視為軍事威脅，但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仍需數十年才會具備挑戰美國在軍事領域全球優勢地位的能力。
圖一
10年前，很多人還認為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對全世界是有利的。皮尤中心連續多年在美國進行的關於中國的調查顯示，從2000年到2005年，美國人大多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見圖一）。但從2006年開始，美國日益擴大的貿易赤字以及關於中國進行不公平競爭的指責導致美國人開始對中國看法越來越負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的比例達到了峯值。從2009年到2011年，金融危機餘波未平，西方正在金融災難的旋窩中掙扎，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提振了全球市場需求，西方經濟也從中獲益，這導致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比例有所下降。2011年之後，隨着美國重新尋求自己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以及中國與東南亞鄰國之間的島嶼主權爭端頻頻見諸媒體，人們對中國的情緒再次惡化。
緊張的美中貿易關係
在指責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競爭時，特朗普總統利用了美國人的上述心態。在底特律（甚至華盛頓）的街上，隨便問一個路人，他/她都會講出美國貿易赤字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操縱。然而，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經常賬户餘額（current account balance）**是由其國內因素決定的，貿易伙伴國與此無關，而且一個國家的就業狀況也與其對外貿易活動沒有太密切的關係。
問題在於，很多亞洲國家生產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中國進行最終組裝，然後裝船出口到美國。這就很難判斷，到底哪個國家才是美國市場上某一產品所包含價值的最大創造者。
中國工業化乃至改革進程受益於外資驅動，中國經濟全球競爭力的提高也是如此，而加入WTO更進一步使中國獲得了西方市場的准入資格。這就導致10年前全球經濟大蕭條時中國外匯帳户盈餘大幅增長，而中國外匯帳户盈餘的增長又進一步導致西方將自己的高失業率、工資增長停滯等問題歸咎於中國。然而，中國外匯帳户盈餘中相當一部分其實都是其他亞洲國家造成的。
即便如此，從表面來看，中國應該為美國大部分貿易赤字負責仍是事實，而這一點又為北京進行不公平貿易競爭的故事情節增加了可信度。不過，在美國貿易赤字和中國貿易盈餘之間其實並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甚至也沒有證據證明在過去20年裏被低估的人民幣幣值是中國貿易盈餘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
圖二
美國貿易赤字和中國貿易盈餘之間並不存在直接因果關係這一點，可以從兩國貿易數字變化趨勢中獲得證明（見圖二）。美國貿易狀況惡化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美國經常賬户赤字的全球GDP佔比急劇增加，直到2007年才開始趨緩。但中國的貿易盈餘的全球GDP佔比直到2004、2005年才開始攀升。當中國貿易盈餘持續增加的時候，美國的貿易赤字其實是在收窄的。美國的鉅額貿易赤字早在中國成為主要出口國之前很多年就已經出現了，中國怎麼可能為美國的貿易赤字擴大負責呢？
貿易赤字之所以出現，其原因經常與一個國家政府的財政赤字過高和/或居民過度消費有關，而這兩種現象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是美國經濟的典型特徵。在美國這樣的情況下，大額貿易赤字的出現是必然的。至於到底哪個國家因自身有貿易盈餘需要為美國的貿易赤字“負責”卻是非常偶然的。
圖三
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貿易赤字大多來自與東亞地區較發達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但本世紀初，中國大陸取代了上述幾個經濟體的角色成為該地區製造業的中心。1990年，來自除中國以外東亞地區的進口產品佔美國總進口的45%，而2015年該比例已經降到了20%（見圖三）。不過，這僅僅意味着中國逐漸控制了全球產業鏈條的尾端。因此，將美國貿易赤字與中國貿易盈餘相聯繫是存在誤導性的。從根本上講，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來源是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等製造高附加值零部件的經濟體，而非將那些零部件組裝在一起並最終出口至美國的中國大陸。
在2017年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峯會上，與會各國領導人並未能就支持全球自由貿易達成共識，這揭示了美國與其他各主要國家之間存在的分歧。特朗普總統將美國的貿易赤字視為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並希望在雙邊框架下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其中就包括帶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某些措施，如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重新談判、貶低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性等。不過，這樣一種思路還是走入了誤區。
美國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不是任何貿易對象國（包括中國）憑一己之力造成的，因此美國與某一個國家之間雙邊貿易出現失衡（bilateral deficits of any specific country）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關鍵在於美國整體對外貿易（overall trade balance）出現了失衡。
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世界上僅有A、B和C三個國家。A對B有一億美元貿易盈餘，B對C有一億美元貿易盈餘，而C對A也有一億美元貿易盈餘。雖然每一個國家對另外兩個國家都分別存在赤字和盈餘，但這三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從整體角度來看，其貿易狀況都是平衡的。更進一步來説，一個國家的貿易平衡與否與其貿易體制是開放還是保守的關係也不大。
以巴西和印度為例，這兩個國家貿易政策的保護主義色彩是相當明顯的，但長期以來兩國的對外貿易都存在赤字；而德國和新加坡正相反，這兩個國家的貿易政策相對開放，同時兩國的整體貿易狀況長期處於順差狀態。
此外，一國整體對外貿易出現赤字不利於該國經濟增長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時，貿易赤字的出現並不罕見，因為經濟增長會刺激居民消費的增加，進而對外國商品的需求也相應增加。反而當經濟出現停滯時，對進口的需求會出現下降。
當一個國家長期處於貿易赤字狀態，其實反映的是該國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出了問題。存在貿易赤字的國家一般儲蓄率是較低的，這也抑制了投資活動；而那些有貿易盈餘的國家的儲蓄率又太高。美國的低儲蓄率是由其鉅額預算赤字以及過度的家庭消費所造成的。不過，一個國家的儲蓄率與其貿易伙伴國家的儲蓄率並非毫無關係（a country’s savings rate is not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savings rates of its trading partners）。
在過去10年裏，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這導致大量資金從中國流向美國。這有助於美國保持低利率，美國政府和普通美國人的借貸也因此更加容易。美國的淨儲蓄也隨之下降，而淨儲蓄的下降也在美國持續多年的貿易赤字中有所體現，因為淨儲蓄與淨出口是相等的（the resulting decline in net savings then shows up in America’s persistent trade deficits,as net savings are equal to net exports）。
由於美國是全球資金的避險之地，上述情形實際上因此更加惡化了。美元幣值不斷被推高，這導致美國出現貿易赤字幾乎是難以避免的結果，這也就解釋了在過去40年裏為何美國一直難以擺脱貿易赤字的困擾。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與所謂的“不公平貿易”並沒有關係，反而與美元在全球的獨特地位有關。而美國也因此獲得了“既有貿易赤字又不受到懲罰”的過分的特權（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of running deficits with impunity）。
匯率問題的重要性已經下降
美中貿易關係陷入緊張的原因在於，人們認為中國靠壓低人民幣匯率使自己的出口商品獲得了競爭優勢，這樣做對美國是不公平的。那麼，即便中國操縱了匯率，它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到底能起到什麼作用呢？
自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後，當時很多分析人士都認為人民幣必將在壓力下被迫貶值，因為中國必須放鬆進口管制以履行加入WTO時的承諾，而出口增加尚需時日。不過，實際情況與上述預測卻大不相同。中國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使勞動生產率獲得了大幅提升，進而使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上的份額實現了大幅增長，中國成為了製造業產業鏈終端的裝配中心。經濟結構轉型和政策調整（而非匯率）是中國實現出口大幅增長的重要原因。
當貿易不平衡狀況開始加劇時，使本國貨幣升值有助於緩解這種不平衡狀況。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GDP 的5%，中國放棄了人民幣盯住美元的策略，人民幣開始升值。人民幣名義匯率（nominal exchange rate）的穩步提升和不斷上漲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兩者相結合導致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在2015年底與2005年相比增長了50%，人民幣名義匯率在同一時期則增長了35%。而當這一切發生時，大多數其他東亞主要國家卻都在使自己的貨幣貶值。因此，“人民幣在過去10年裏沒發生明顯升值”這一廣為流傳的説法是錯誤的。
從更一般的角度來説，研究結果已經證明，匯率調整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在今天與幾十年前相比要小得多。產品製造者不再像過去那樣自己生產所有的零部件，他們越來越依賴進口自其他國家的零部件來製造自己的產品。因此，匯率下跌對出口的刺激作用並沒有那麼大。原因在於，雖然較低的匯率有助於增加出口收入，但由低匯率導致的進口零部件價格的上漲會抵消這部分增加的出口收入。類似地，匯率上漲對出口的抑制作用也沒有那麼明顯，因為進口零部件的成本會相應下降。由於中國向西方出口的最終產品中包含大量外國零部件，上面的論述對中國的外貿情況尤其適用。
（未完待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美中政策基金會2017年10月出版的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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