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講好中國故事，改進國際傳播
一段時間以來，國際戰略和安全界以及國際學者發表了大量關注中國的文章和書籍，考察和分析這個新興大國將如何影響世界。我還記得1985年在英國留學時，經常在圖書館裏翻看各國報紙，難得偶爾能找到一篇涉及中國的豆腐塊文章。現在關於中國的文章和著述已經多得看不過來，然而，一個基本事實並沒有大的改變，這就是，在國際出版物當中，仍然不多見中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第一手信息。
總體看，在國際知識和信息庫裏面，源自中國大陸的現代知識一直是比較匱乏的，更談不上系統性和完整性。例如我在英國參觀知名大學圖書館時注意到，雖然在藏書中有關中國的書籍不算少，但多是歷史類的和民國時期的出版物。訪問美國時，我在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看到書架上擺放着多份雜誌，細看都是來自日本或者台灣和香港，源自大陸的一手信息不多。由此可見，外界關於中國的“資訊赤字”是相當嚴重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導致媒體和公眾依循舊的邏輯去推斷今日中國，使得政界人士在不完整的資料基礎上構建看法。
我從事外交工作的那些年就深切體會到，當國際上出現涉及到中國的熱點問題並且引發廣泛關注時，中國人的聲音相對而言比較薄弱和單一。而且，由於受到冷戰政治隔閡的影響，中國的形象受到西方有偏見的媒體和人士不斷歪曲和塗抹。面對外界的指責和猜測，中國人一直在苦苦解釋。
傅瑩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最近幾年在國外訪問和參加國際會議，可以感覺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建設治理的成功正帶動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快速變化。一個明顯的印象是，各方普遍感受到國際格局和秩序的變革壓力，而影響這個趨勢的中國話題越來越受矚目。經常聽到人們花很多時間討論中國近年來的內外政策，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外釋放的信息。外界想知道日益發展強大的中國將在世界上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將影響世界走向何方。
隨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外界對中國的看法呈現多元態勢。
一方面，大多數人意識到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看到中國帶來的機遇。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的成功道路值得它們思考，中國提供的幫助和支持為他們克服發展難題提供了新機會。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張和提供的公共產品在日益固化和保守的世界中，讓國際社會感受到東方吹來的清新之風，為國際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帶來新的希望。
另一方面，不乏有人擔心中國搞“新殖民主義”，通過盤剝其他國家滋養自己的利益，甚至像歷史上曾經的列強那樣走上爭霸的道路。最明顯的是，現存的世界強國和傳統勢力對中國的警惕和防範上升，試圖構建圍堵和阻礙中國崛起的思維和部署。
我與許多國家的議員和學者經常討論這些問題，向他們介紹中共十九大對時代的基本判斷，談到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發展的路還很長，也仍然艱苦，需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同時，中國也要承擔必要的國際責任，我介紹了習近平主席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共同安全等觀念，強調中國將始終致力於基於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贏的國際安全合作，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牢固的、可以適應新形勢的夥伴關係。很多人願意認真傾聽，也非常重視。
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
“聯接中外、溝通世界”，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提出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在外宣方面的職責和使命。他明確指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外宣傳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和理論闡述。習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
近年我國對外敍事的意識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也正取得越來越好的效果。中國有了更多的自主平台和新媒體工具，硬件不斷完善。將國家發展和人民的面貌更加鮮活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我們在對外傳播中不僅講“中國不是什麼”、“中國不做什麼”，而且開始更多地講述“我們是什麼”、“我們要做什麼”，以及“我們會成為什麼”。中國在過去40年間一步步走向成功。不管世界如何風雲變幻，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方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大國地位更加穩固，在世界事務中佔的分量越來越重。中國的優質產品為外部世界所承認，中國遊客遍佈世界各個角落，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公正態度和響亮聲音更加為國際社會所矚目。中國不是靠照搬西方模式取得成功的，西方媒體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化、程式化地報道中國了，越來越多的人希望瞭解中國、認識中國——有的是出於好奇，有的是出於事業發展的需要，有的則是出於對自身的反思。
但是輿論場有很強的慣性，外界多年積累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大可能短時間內徹底改變。國際上對中國仍存在諸多模糊和錯誤的認識，有些是基於一些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地緣政治觀念、冷戰零和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有些是出於對世界權力轉移的恐懼，有些則是因為中外語言文化和表達方式差異造成的理解上的偏頗。還有少數反華分子和他們背後的勢力，常年靠攻擊、抹黑中國謀生，大肆收集、編造和散佈負面信息。
近年隨着中國的發展強大，美國和西方一些人極力鼓吹把中國作為首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已經提出將全球戰略重心從應對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和全球性挑戰向傳統大國競爭重新聚焦。
這些變化使中國與世界溝通的話語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如何向世界清晰、系統地説明自己，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一項艱鉅任務。傳播者需要不斷學習和摸索實踐，包括認真地瞭解自己的國家，跟上發展變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升掌握和使用國際話語權的能力。我們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在國際傳播的操作上如何更加細緻和精準，如何將外界的質疑轉化為傳播的機遇，如何以更有説服力的方式在世界上更好地傳播中國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髓。
需要更多人蔘與國際溝通
作為新型世界大國，中國更多、更好地參與和影響世界事務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實現自身知識、信息和政策與國際社會的溝通，讓世界更充分和準確地瞭解自己。我們需要努力改變舊的偏見，同時避免新的偏見生成和積累。國與國之間偏見的形成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況類似，如果一個人的背上總是被人貼上標籤，自己不做努力去摘除，就會越貼越多，容易成為“公認的事實”。
我們對外講述中國故事的主要對象應是國際上的普通公眾，他們是國際社會的基礎，往往沒有預先設定的立場，對中國的認識基於自己親眼看到、讀到的信息和與中國人交往的親身體會。但很多時候，如果他們看不到來自中國的一手信息，就容易受到被歪曲的信息影響。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我們需要提升國際傳播意識，需要有更多的中國人通過在國際媒體上接受採訪和撰文、參與國際論壇，闡釋中國政策，需要中國媒體更多地向國際傳播信息，需要更多的中國資料和書籍被翻譯成高質量的外文，進入世界的知識傳播渠道。為此，需要從政策上、程序上和財力上加快改革和調整，鼓勵和培養這方面的人才，讓更多的人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際傳播中來。
這裏要特別提及中國人蔘與國際論壇的必要性。每年在世界各地舉辦的以展望世界形勢、探討人類發展路徑為主題的國際論壇多得不勝枚舉，是溝通思想和信息的重要平台。與會的各國官員和專家學者多在本國和國際事務中比較活躍，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外交決策。他們通過論壇聽取各國對政策和戰略意圖的專業和權威説明，將這些信息帶回到本國的學術圈和決策層進行更為系統的研究。
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如能多參加國際論壇，可以通過交流和交鋒，比較客觀地瞭解外部世界，掌握國際輿論關注焦點，為決策獲得更多參考依據。同時，也能在這些國際平台上及時澄清看法，梳理潛在的合作和衝突點，以利於擴大戰略判斷的空間，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判風險。因此，參與國際論壇是我們加強國際傳播的捷徑之一。
不同類型的人構成不同的社會羣體。國際傳播面對的許多國家與中國的社會制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這些國家的社會輿論和國際傳播的構成也比較多元。例如美國，從白宮到國會、到智庫、院校乃至媒體，都有各自的影響方式和利害考慮，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也是美國輿論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根據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開展傳播工作，逐步培育多渠道傳遞信息的意識和能力，不僅需要在官方層面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溝通，而且應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構建傳播的能力和渠道。
這些年，外界與中國打交道的主體人羣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直接同中國人接觸、交往。他們不是從冷戰深處走出來的，過往的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影響淡了許多。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乃至更年輕的一代有條件擺脱冷戰思維的羈絆。這對我們是契機。
對外傳播要心裏裝着“人”
溝通和傳播是有明確對象的。不論是對外演講、接受記者採訪還是出席國際論壇，對象雖然不同，但有一個基本共同點——面對的都是人，是有思想和各種文化習慣的人。我的體會是，開展國際傳播心中始終要裝着“人”，包括三個漸進的層次：瞭解、重視和尊重。
首先是瞭解對象，特別是“第一現場”的聽眾，即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下對話的具體人。如果是演講，需要考慮台下的聽眾主要是學生、學者、業界人士，還是政策制定者，他們對中國哪方面的政策和情況更加關注或者有疑問。如果是採訪，記者或主持人關心什麼問題？相關的新聞機構有什麼政治傾向，秉持什麼立場？如果是國際論壇，主持人或者嘉賓也會有自己側重的問題或者角度，應儘量多地瞭解他們的背景，論壇通常關注的重點是什麼、討論的主題又是什麼？同台嘉賓是誰？他們關心哪些的問題？對中國採取的立場是什麼？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瞭解對方，才能進行有針對性的對話。講中國故事，目的是讓對方瞭解自己。重要的不僅是自己想講什麼，也需要了解對方想知道什麼。“講”和“聽”這兩個管道接通了，才能達到傳播的目的。
傅瑩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第二是重視。這既包括同意自己觀點的人，也包括那些反對或者不認同的人。遇到對中國誤解和偏見比較深的人，需要考慮如何應對對方提出的挑釁性問題。例如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採訪者與被訪者之間是一場智慧的博弈，雙方都是要贏取鏡頭背後公眾的認可。尤其西方媒體不會輕易讓我們利用它們的平台傳播我們的主張，總是會試圖抬高門檻、提升難度。而我們既然要登上它們的平台，就要做好打硬仗的準備，提升自己應對尖鋭問題的能力。
提尖鋭問題的人，可能是出於偏見，也可能是想通過引起爭論增加新聞性。尖鋭問題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就像打網球，對方打過來的球越重，越有機會借力打力。應對尖鋭問題需要判斷對方的質疑是基於錯誤的事實還是錯誤的邏輯。如果“事實”存在問題，那麼真實情況是什麼？如果邏輯存在問題，如何找到其破綻，釜底抽薪地化解掉？通過回答問題贏得理解，實現傳播的目的。
第三是尊重，對人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這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行為中需要一直秉持的信念。今年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20週年。周總理處理涉外事務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他在與人交往時彰顯的那種源自內心的尊重，使得與他打交道的人，無論是朋友還是對手，都對他充滿敬意。
2016年12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以《國際行為中“人”的因素》為題進行演講時，表達過這方面的一些思考：“多年的實踐讓我觀察到，在現代文明環境下，無論是多麼富有激情的理念、無論有什麼樣的道義目的，對國際行為的最終判斷，還是要看它對人和家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確實，對人性的尊重正是我們與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際理念重要的區別之處。
及時發聲、講“實在話”
新聞傳播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規律。現代社會信息媒介多，需求總是處於“飢渴”狀況，當今世界輿論場上對涉華信息的需求是相當突出的。當發生某件事情時，能第一時間進入傳播渠道的信息往往給人印象最深，很快就能在受眾當中形成心理定勢。
政府部門和新聞機構需要主動和及時地提供第一手信息，走在輿論的前頭。信息發佈得越早、越快、越多、越準確，就越能搶佔輿論制高點，越能贏得信任。而且最好能同步考慮國內外受眾的需求。如果第一時間傳播的信息是錯誤的、虛假的、片面的，會出現“三人成虎”的效果，而後需要投入數倍資源去澄清、矯正也不見得有效，甚至會引起輿論反彈。
對於什麼是“真話”，不可避免會有主觀判斷的成分。而且“真話”往往需要時間去了解，也將受到時間的檢驗。因此，傳播者最好講有把握的真話，沒把握的寧願不説，或者等情況明朗了再説。有時出於國家安全或者政策考慮，真話也許不能全説或者馬上説，但一個普遍適用的規則是，根據授權儘量説實在話。我觀察在一些國際場合，有的大國發言者表達的內容並不那麼充分，但他們出色的口才和自信以及參與討論的積極態度往往能贏得一定的認可。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國防政策本質上是防禦型的。我們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和方式是坦坦蕩蕩的，不搞“當面鑼背後鼓”，因此在國際上闡釋自己的戰略目標和政策趨向沒什麼可遮遮掩掩的。
我的體會是，無論在什麼問題上，講實實在在的中國故事，講事實、講數據、講困難、講作為，是最有説服力的。畢竟，真實的故事最能打動人、説服人。誠然，在這個充斥了大國之間打打殺殺歷史的世界上，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難免引發外界的猜測、質疑甚至誤解。如何超越長期以來我們與其他國家存在的語言文化、思維方式和利益差異，如何以讓外界聽得懂、能理解的方式闡釋自己的意圖和作用，如何讓我們的聲音出現在所有有需求的地方，在這些方面，我們有許多需要學習和改善的地方。
新聞和輿論上的周全安排，是現代大國推行政策不可或缺的。在重大決策出台前，宜對可能的國際輿論反應做科學和平衡的預評估，以便於有所備案。信息時代，尤其對大國來説，國際傳播和國內傳播的邊界相對模糊起來了，國際上的熱點會即時反射到國內，國際政治中的許多故事也恰是源自一些國家的內部事務。這意味着，我們做對內傳播要顧及國際影響，開展對外傳播也要考慮國內老百姓的感受。換言之，作為大國，政策方面的言論和行為不僅要考慮如何贏得國內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考慮如何説服國際社會。
總之，向國際社會進行有效傳播，既要有“道”，也要重視“術”。這裏所説的“道”，指的是溝通和傳播中的理念和價值觀，而“術”則是技術、技巧和方法，“講好中國故事”就強調了“術”的重要性。“講好”本身包含着對“術”的要求：講什麼？怎麼講？如何才能“講好”？故事是講給人聽的，要讓人聽得進去，能夠吸引人、打動人，進而説服人。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一定的方法、技巧，做足功課。
當然，“道”和“術”是相輔相成的，不能脱離“道”空談“術”，“有術無道，止於術也”。許多方法和技巧的學習和培養是瑣碎的，甚至是折磨人的，需要有信念的支撐。之所以有人肯吃這份“苦”，願意去努力克服困難做這件事，相信他們都是因為有信念和責任感，希望把中國的故事講出去，講好，這何嘗不也是一種“道”呢？
誠然，中國在世界上全新國際話語權的確立，除了靠更好地説，最終還是要看我們做得怎麼樣。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我們國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際，將不斷取得新的成就，也將不斷贏得國際社會更好的瞭解和信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好的基礎。
（作者為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學者。本文中部分內容源自作者即將出版的新書《我的對面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