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知識局：難民是如何玩壞德國的？
中東的亂局似乎看不到平息之日，連帶着一水之隔的歐洲都為其付出了代價。對待難民態度最和藹的德國，在連續接納多年的難民之後，如今顯得有些猶豫踟躕。
一臉凝重
作為歐盟的龍頭老大和對世界經濟前列的國家，德國消化難民的能力卻似乎遠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強大。諸多問題伴隨着難民的湧入逐漸浮上水面，成為了左右德國政局、影響德國社會的重要因素。
今天的文章，就從德國如今的難民亂象入手，重新解讀德國吸納難民後的危機局面。
都是難民惹的禍
德國對難民的態度在逐漸右轉的歐洲仍然顯得比較親切，還在接納難民併為他們辦理居留手續。
相比之下，歐盟的其他國家如荷蘭、奧地利、波蘭等國從上到下都非常不歡迎難民。這些國家紛紛表示看不到難民對國家經濟的促進作用，在有限地展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之後，逐漸關上了接納難民的大門，任憑德國獨自面對中東的難民人潮。
中東人民本來也是衝着德國去的
來自遠方的異族難民對一個非移民國家的社會衝擊是必然存在的。儘管很多德國人避而不談這個問題，但擔憂仍然存在。從幾年前的科隆性騷擾事件，到近期頻發的強姦婦女案件，乃至難民與土耳其移民和右翼德國人產生的大規模衝突，都給德國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圖為德國反難民集會，emmm，心疼默克爾一秒鐘
為難民辯護的左翼人士稱，這些畢竟只是個案。德國吸納的百萬難民中混雜着幾個壞人難以避免，總體來看，難民將會促進德國的發展。而右翼人士則認為，難民犯下的罪已經讓人忍無可忍，德國沒有必要為人道主義如此買單。
雙方各説各理，都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自己的看法。疑惑的人們期待了解難民的犯罪率，並以此作為自己對難民政策投票的依據。直到今年年初，犯罪學家克里斯蒂安·菲弗教授(Christian Pfeiffer)公佈的一份調查報告才在德國社會引發了軒然大波。
相關報道，左上為犯罪學家克里斯蒂安·菲弗教授
菲弗教授對德國下薩克森州的犯罪數據做了深入的解析（該州是大眾汽車的總部所在地，雖非特別知名但經濟實力和人口數量可觀，在德國的地位類似中國江蘇），結果發現難民的到來大大惡化了當地的治安狀況。
下薩克森是不包括不萊梅的（想象下江蘇沒有蘇州的樣子）
在難民大批量到來前的2014年，下薩克森州的犯罪率已經在7年間下降了22%，治安措施成效顯著。但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到了2016年底，犯罪率就上升了10%。這多出來的案件裏有92%和難民有關。另外，2016年全州的難民羣體中，犯罪率已經高達了13%，每9個人裏就有一個是罪犯。這樣的比例令人瞠目結舌。
默克爾時代的難民接收量
這份報告，算是把難民徹底釘在了恥辱柱上，反移民政黨借題發揮，左翼人士緘口不語。有人甚至認為，這會讓至今仍未能成功組閣的默克爾政府背上更沉重的政治懲罰，難以繼續在德國政壇立足。連人道主義立場都受到了質疑。
但社會問題非常複雜，涉及其中的因素眾多，只看統計數據難免被誤導。德國難民問題同樣如此。如果我們再深挖一下這份統計中的一些元素，就會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難民犯罪的真相
造成難民犯罪率在紙面上出奇高的原因有很多。
從人口結構上來看，十四到三十歲的青年男性佔到了下薩克森州總數的27%。相比之下，同樣的人羣在該州的自然人口比例只有9%。這當然和中東家庭往往希望把兒子/丈夫先送到德國，再接其他親屬入歐有關係，但過高的青年男性比例，天然就是一種不穩定因素。
來的時候可能是這樣的
青年男性體力充沛、性慾旺盛、嫉妒心強，卻沒有什麼社會資源（就算原來有，到德國以後也沒有了），對社會變革最為歡迎。如果他們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複雜的人際網絡限制其行為還好，一旦閒下來並大量聚集必然鬧出事端。
這是德國的難民犯罪率走高的最基礎原因，其實質和7年前的阿拉伯之春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德國的青年難民來自各地、人數也較少，不能形成那麼大規模的騷亂而已。
閒下來可能會變成這樣……
難民犯罪率還有一個虛高因素，那就是人們對外族的普遍低容忍度。
根據菲弗教授的統計，如果一個德國人被另一個德國人毆打，受害人向警方報告的比例是19%；而如果德國人被中東長相的人打了，報警的比例則會到達29%。針對其他輕微犯罪的報警比例也大致如此，這讓難民一旦犯罪被登記在冊的可能性大大上升，也變相抬高了難民在紙面上的犯罪率。
還是聖母多
不歡迎的也很多。。
但這兩點都遠不是真相的終點。
我們先來看一張圖表。
下薩克森州的兩類難民占人數比例和佔犯罪案件的比例
這張圖表的主要內容，是對兩種不同的難民在下薩克森州的比例和難民罪犯中這兩種人的比例對比。
來自敍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國家的真實難民犯罪率並不高，比他們的人數比例低得多。而來自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北非國家的假難民人口比例不高，犯罪比例卻出奇得高。
原來中東難民還是相對比較規矩的
兩者犯下的罪行也大不相同。
敍利亞、伊拉克等地的難民犯罪主要發生在難民營，為的是和其他難民爭奪生存空間。而針對德國民眾的搶劫、性騷擾案件卻多數歸因於北非難民。相比而言，後者對德國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更大、更惡劣。
根據德國《明鏡週刊》的調查，很多北非人從西班牙進入歐洲，一路北上漂泊到德國，就是希望憑藉自己的中東長相長居於此。和戰區難民往往是社會中產階級不同，北非難民有很多本來就是癮君子、慣偷等等，犯罪慾望很高。
偷竊現場
盤問現場。。
再加上這些國家並沒有戰爭，所謂的“難民”身份得不到國際認可，只有4%的人能申請到難民籤，剩下的人很快就會被驅逐出境，他們就更加破罐子破摔了。以至於發生了少年罪犯把教養所拆掉，最終只能轉移到聯邦監獄的奇聞。
如此看來，所謂的“難民帶來危險和犯罪”的命題並不為真，至少不是那些真實的難民直接帶來了德國社會危機。只是他們的出現，促使了那些本就想要犯罪的人找到了掩護，這才導致了犯罪率的上升。
中東北非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可惜事情還沒有結束，和隱藏在真難民之中的超級罪犯醖釀的罪惡比起來，北非“難民”的小偷小摸根本算不上什麼。
兩個策略都告失效
《德國之聲》去年年底報道了一名敍利亞難民馬蘇德·阿基爾（Masoud Aqil）的故事。此人曾經受僱於庫爾德人電視台，在採訪時被恐怖組織ISIS擄走，和恐怖分子有了多年的接觸。出逃後，此人輾轉來到德國參加工作，但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從社交網站上識別恐怖分子上。
左下為馬蘇德·阿基爾
根據他的指認，有大量恐怖分子隱藏在德國各地，從難民到居民都有。德國警方在2016年公佈的一份調查名錄也印證了阿基爾的這個論述。然而德國警方能採取的措施殊為有限。
由於憲法的限制，德國居民的隱私權被嚴格保護，任何對通話設備和通訊軟件的監控都必須有重組的理由，並經過層層審批。但恐怖分子往往潛伏在人羣中，不出手時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他們的危險性，反恐部門的合法監視也就無從談起。
人山人海的要如何判斷
承擔最大壓力的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局（BAMF）已經在去年向聯邦議會提出了推動監視難民通信的法律草案。但是這份草案受到了德國各界的抵制，最終沒有能夠通過。犯罪專家們並不死心，隨之設法把監視即時通訊軟件的條例塞到了一條法律的補充條文中，暫時避開了憲法法院和議會的審查。
BAMF官網
質疑聲隨之到來，指責他們侵犯隱私權，並有可能把國家管理的魔爪伸向除了對抗恐怖主義以外的其他領域，是違憲的行為。德國律師協會主席烏爾裏希·舍倫伯格（Ulrich Schellenberg）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人們不禁感覺到，這種嚴重違反公民自由的行為被故意隱藏在一個定期調整的法案中。”律師們對這個新法條的反感躍然紙上。
德國人民一想到舊時光，就不禁瑟瑟發抖
看來通過對難民通訊的監控完成扼殺恐怖主義的策略是難以實現了。那設法消化難民、使之融入社會的同化嘗試又如何呢？
據德國《世界報》（Die Welt）報道，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為移民和難民提供融入支持方面，德國政府沒有實現今年原定目標。原定為43萬移民提供的融入課程，最終只有28萬人接受了培訓，畢業與否尚且未知。面向就業的德語課程上座率更是隻有一半。就是如此，德國左翼組織還是不遺餘力地宣傳難民的工作價值，呼籲各家企業使用難民員工。
最近在德國街頭隨處可見的海報，上書”我有團隊精神“，宣傳難民勞工的軟能力
而難民勞工目前看來創造的價值，殊為有限。
正是因為面對這麼多的實際困難，才讓德國政界和民間面對難民問題始終無法達成有意義的共識。默克爾帶領的基民盟自大選以來一直沒有成功組閣，難民問題實則是最大的矛盾。
擁抱多元文明的左翼思潮和拒絕生活在恐懼之中的右翼思潮，最終會在這個國度碰撞出什麼，沒有人能夠預知。
從大方向上來講，已經進入老齡化的德國（比之周邊的歐洲鄰居還晚了一些）適當引入年輕人口補充勞動力是合理的，正如二戰後西德向土耳其人伸出的橄欖枝一樣。但這種策略無異於走鋼絲，在人口來源選擇、數量把關、引入後的培訓上都不能出差錯。
德國還不是少子化最嚴重的
但現在看來，難民潮似乎並不滿足這些條件，反而成為了重大的不穩定因素。
在不久的將來，或許中國也會因為老齡化而不得不引入外籍勞工。德國幾十年間一成一敗兩次人口引入的教訓，值得人們引為提前思考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