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新時代社會主義如何駕馭資本？

我講的內容主要來源於我的一部新著《中國道路辯證法：社會主義探索四個30年》。

我們理解新時代，要放到歷史中去理解。中國道路經歷了四個30年，第一個30年是革命時期，第二個30年是建設期的30年，這兩個是毛澤東時代。之後是改革30年，在本世紀第一、二個10年之交，進入新的30年，這是個“長的30年”，要延續到本世紀中葉。從四個30年視角理解新時代，有兩個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歷史跟執政的歷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設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中國道路辯證法》一書主要針對中國道路六個悖論，從辯證法的視角提出了六個解答。其中一個悖論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的關係。

我們看到建設時期和改革時期對此理解很不同，建設時期，總體上是消除資本邏輯，在城市推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經建立公有經濟佔據絕對主體地位的經濟基礎。在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後，毛澤東並沒有認為消除私人資本的任務終結，進一步在上層建築中消除“資產階級法權”。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開始承認私人資本的力量。

市場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一命題會導出一個關聯命題，就是私人資本也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實行市場經濟，意味着不但要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手段，還要承認私有產權。因此，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必然是一個既保護資本又駕馭資本的社會主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建立的邏輯。

這也出現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中國與西方國家都是市場經濟國家，但是西方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區分二者界限？有不同的界定，但我以為最重要的標準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體制就是社會主義，以資本為中心的體制就是資本主義。更通俗一點説，要看這個體制是人民為王，還是金錢為王。新時代對於中國巨輪航向的一個重要糾偏，就是將中國體制進一步校準到人民為中心上來。

從這個邏輯來説，首先要承認和保護私人資本，同時給資本套上社會主義籠頭，將私人資本的力量引導到社會主義方向，也就是引導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讓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動機跟全社會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動機統一起來。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於黨的領導對於資本的有效駕馭。

資料圖（圖/東方IC）

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需要既保護資本權利（right）,又節制資本權力（power）。十九大報告在兩個方面都有進一步發展，可以總結出兩個堅定不移。第一個堅定不移是走市場經濟道路、保護私人產權的決心堅定不移。進一步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明確要求要推進完善產權制度的改革，是要完善“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 的現代產權制度，核心是產權保護。[1]第二個堅定不移是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的特徵寫入黨章。

資本的權力就是馬克思説的“不可抗拒的購買的權力”，它是總體性權力，它能對其它類型權力構成支配性作用。政治權力、媒體權力、社會組織的權力，資本的力量都可以操控。資本權力可以轉化為各種表象，可以表現為顏值、權威、關愛等等人間各種美好事物。資本權力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只要有商品交易就能發揮作用。資本權力還隨着資本規模不斷積累而不斷增長。

新時代社會主義如何有效駕馭資本？

第一，全面加強黨的領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權也是總體性權力，它是上層建築的總體性權力，只有總體性權力才能駕馭總體性權力。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在於黨的領導權與資本權力這兩種總體性權力博弈。

第二，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我們看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14條，以黨的領導開始又以全面從嚴治黨結束。我理解這一安排是有深意的，加強黨的領導作為我們應對各種挑戰的總鑰匙，反過來，“打鐵還需自身硬”，黨承擔這麼大的責任，有這麼大的權力，要以自身夠格、自身過硬為前提，必須以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為前提。

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有各方面含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不被資本所同化，而是有能力去同化資本、駕馭資本。因為存在一種可能，雖然黨的力量很強，但是如果忘記初心、喪失理想，成為實用主義政黨，就有可能蜕變為和資本結盟，由代表人民的利益轉變為代表資本的利益。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初心是為人民謀福利，為民族謀復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是要求這個黨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例如房地產，從資本的利益出發就是放任房價飛漲，而政府也在其中分一杯羹，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真正落實“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根本定位。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圖/東方IC）

其三，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對於資本的進一步駕馭，需要在經濟基礎上不斷加大公有制的成分，逐步形成公有經濟佔據主體地位的混合經濟體制。

新的國民經濟成分不是按照企業所有制性質劃分，而是按照資本所有性質劃分，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合作資本、社會資本、小微資本、私人資本和外商資本七種經濟成分。前兩種是公有資本，中間三種是兼具公私性質的資本，後兩種是純私有的資本，積極提高公有資本比重，鼓勵兼具公私兩種性質資本的發展，保護私有資本的利益，積極推進不同性質資本相互交叉與深度融合，實現公私兩利、公私共贏，放大公有資本的功能。

另外，展望未來，科技的發展可能對經濟基礎也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化。未來，人類經濟發展會逐步進入一個充裕的階段，這就會造成非競爭性產權與非排他性消費的公共品比重越來越大，因為只有稀缺的條件下競爭性產權與排他性消費才有意義，例如沒有人將獲得的那份陽光、空氣私有化，並非沒有使用價值，而是因為充分供給。

 其四，在社會，需要保留不按照資本邏輯運作的領域，讓資本的邏輯嵌入社會的邏輯，而不是讓社會的邏輯嵌入資本的邏輯，建設人民體制。例如土地、勞動不能完全市場化，關係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問題不能完全市場化，民生品是極低價格彈性的必需品，民生領域不能作為一個產業來做，而是要堅持民生領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實上，在這些領域需要推進的改革是去市場化，迴歸公益性的改革。

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最後，在上層建築中，加強“勞動階級法權”建設，來限制和制衡“資產階級法權”，避免當代資產階級由自在的資產階級轉變為自為的資產階級。

在市場化條件下，“資產階級法權”是再明顯不過的現實，資本有力量、也有意願去推動完成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建構。通過控制媒體，尋找政治代言人，影響政權運作與塑造意識形態。黨中央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決不能把商品交換那一套搬到黨內政治生活和工作中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需要通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來掌握勞動階級法權，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是勞動者，都是通過勞動為社會創造財富、獲得報酬，都屬於勞動階級。建設勞動階級法權，就是維護勞動者利益、勞動者權益、勞動者價值觀。

由此，我們可以期待，新時代是一個更有效駕馭資本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不是説駕馭資本的任務已經完成。在全球範圍內，資本主義已經進入超級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正處於全球化、平台化、虛擬化、智能化的升級過程中，社會主義力量和資本力量新一輪的博弈正在展開，而這將決定人類是進入一個大黑暗時代，還是進入一個更加光明的新階段。[2]

參考資料：

[1]穆虹：《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參見《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230-235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具體討論參見作者與其他學者合著《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本文系作者2018年1月19日參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格政——新時代的中國戰略研討會發言，授權觀察者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