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從修憲看中國製度和中國道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維為】

三月伊始，中國又進入了兩會季，引來全世界的矚目。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兩會不僅成為中國討論國之大事並形成廣泛共識的最高殿堂，也成為向國內外展示中國製度和中國道路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而今年的兩會又因修憲等重要事項而格外引人注目。

一、這次修憲的特殊意義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熱議。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故意就涉及黨的領導和國家主席任職的內容大做文章。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誤判持續了數十年之久。其實，中國崛起及其制度演變有其內在的邏輯，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讀也好，誤讀也好，反讀也好，都不可能改變這種邏輯。

今年人大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一條中增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對於這個修訂，有必要了解一下“八二憲法”產生的歷史背景。1982年起草現行憲法的時候，整個國家剛剛經歷過文革混亂，國門也才打開不久。許多人一下子看到西方的發達和我們的差距，於是一些人認為西方的制度代表了人類的未來。所以當時不少人認為新憲法中不宜提黨的領導。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堅持沒有黨的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就會葬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所以他堅持憲法中必須明確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

代表投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新華社記者饒愛民 攝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放取得了許多成績，但不少國人，包括相當數量的黨員幹部，還是缺乏制度自信，不願提黨的領導。社會上對黨不信任者有之，謾罵者有之。當人們指出謾罵共產黨屬於違憲，謾罵者卻振振有詞地説：黨的領導只載於憲法序言，並沒有出現在憲法正文中，憲法序言屬於政治宣示，不具“可訴性”，所以談不上違憲。換言之，他們認為序言與正文中的內容不具備同等的法律效力，甚至認為憲法序言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無視了中國憲法及其法律效力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但這種誤讀並未因此而完全消退。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憲法修正中明確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正文第一條，從而徹底杜絕這種誤讀。它既反映了中國政治制度“最本質的特徵”這一事實，也展現了我們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基礎上所確立的制度自信。

過去三十來年，我們目睹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及其對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災難；目睹了一場又一場顏色革命帶來的社會分裂、政治動盪和經濟凋敝；目睹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一些過去還算和平，甚至較為繁榮的國度隨着西方勢力的捲入而瞬間陷入戰亂殺戮，變得滿目瘡痍。我們也看到西方國家自身一個接一個地陷入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政治危機而難以自拔，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大勢看來已無法逆轉。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過去五年中，在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大步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心。這種鮮明的對照使中國社會形成一種基本共識：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穩定、團結，使中華民族得以在這個充滿挑戰和動盪的世界上脱穎而出，迅速崛起，走向全面復興。今天我們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第一條，對於鞏固制度自信，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黨”有着完全不同的含義。西方的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中國共產黨是遵循中國自己政治傳統的“整體利益黨”，代表整個國家絕大多數人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綿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結合，其治國理政的傳統歷來是統一的執政團體，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四分五裂，戰亂不已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還是這種政治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從21世紀的國際競爭來看，一個國家是否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政治力量是這個國家是否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一直更看好中國模式。

關於國家主席任職規定的調整也引起了廣泛關注。自1993年江澤民總書記時期開始的實踐證明，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由同一位領導人擔任是一個好做法，它保證了中國的穩定、團結和崛起。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黨的總書記也好，軍委主席也好，均沒有規定只能連任兩屆。這次在憲法修訂中對相關內容做了相應的調整，這樣三者就統一起來了，可謂名正言順。

但這不是領導終身制，我們的黨章中有明確的規定，不搞領導終身制，出於年齡和健康原因，還規定了幹部的退休制度。實際上，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為一個任期，但對於可以連任多少次，一般沒有硬性的規定，像德國的默克爾總理，現在已經進入了第四個任期。

西方歷史上情況更是如此。上世紀30年代，為擺脱嚴重經濟危機而推動“新政”的美國羅斯福總統連任兩任，隨後又帶領美國應對二戰再蟬聯兩任，至今被多數美國人推為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之一。德國二戰後恢復重建時，阿登納擔任德國總理長達14年（1949－1963），被公認為醫治戰爭創傷，創造德國經濟奇蹟的領袖人物，甚至被推為德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總理。西方這些領袖人物長時段的任職有以下三個特點，即關鍵時刻、優秀領袖、合法合規，具體地説就是發生在國家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具有使命擔當而且政績被百姓廣泛認可的優秀領導人，同時也符合本國的法律規定。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工作人員正在發票。中國網 楊佳攝影

無疑，中國今天正處在由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關鍵時刻。中國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實現自己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同時這也意味着國內外各種新舊矛盾和挑戰層出不窮，需要我們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擔當、魄力和才幹，以自己在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極為突出的成績，贏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持。中國的制度安排，包括憲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與時俱進，不僅使好人能脱穎而出，而且使他們能夠做好事，做大事，這實在是國之幸運。

此外，與過去西方國家的情況不同，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也就是近100個歐洲普通國家人口之和的規模（也可比較阿登納時期的西德，人口為3500萬到3600萬，羅斯福時期的美國，人口為1.3億到1.4億），其迅速崛起產生的規模效應震撼了世界。中國在改變自己的同時也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這個世界。這一切對中國領導人的能力、素質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從國際政治制度的比較來看，筆者認為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兩者的有機結合遠遠好於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謂“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這包括防止壞人做壞事，包括基於年齡和健康的退休機制、包括集體領導制度等。所謂“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選出卓越的領導人，也要讓其多做好事和大事。

在“上上策”與“下下策”的有機結合方面，中國進行的探索和實踐總體上是比較成功的，包括領導人有序選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從而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像美國小布什總統在任期內可以隨意發動兩場愚蠢的戰爭，在中國今天的政治體制下是不可思議的。這本身也證明美國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僅無法選出優秀領導人，也無法有效地阻止差勁的領導人做壞事。

二、中西方制度比較

在中國兩會期間，特朗普總統在沒有取得內部共識的情況下就推出關於進口鋼鋁強行徵税的措施，並威脅要對中國開展貿易戰，引來媒體的廣泛關注。其實，2017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突破5800億美元。如果像特朗普總統所説的，在兩國間打一場貿易戰的話，兩國都將深受其害。當然，美國也不可能贏得這樣的貿易戰，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必將受到嚴重傷害。

這背後也反映了兩種制度模式的差別。中國模式講的是經濟要“以人民為中心”，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以選票為中心”，這隻會使美國社會更加分裂。特朗普徵鋼鋁税，一般估計直接受益的人連15萬都不到，而由於這一決策而導致鋼鋁價格上漲，間接受到不利影響的人數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這樣，為什麼特朗普還要堅持徵這個税呢？

這正好反映了美國和不少西方國家民主制度面臨的困境：特朗普徵税本質上是為了這個小羣體的選票，他們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以選票為中心”的經濟和經濟政策，其主要特點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説，這哪裏還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競選制度的設計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遊戲民主”，競選雙方的差別就在於能否保住鐵桿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關鍵少數，你就可能贏得選舉。

此外，美國政壇亂象不斷，這個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內閣內部都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就匆忙地推出來了，引來國際輿論的譁然，隨後又有內閣重要成員的辭職。這種沒有內部共識就推出重大決策的做法，與中國人謀定而後動的決策思路和實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推出一個政策，如五年計劃及每年的計劃，前後都要進行廣泛的協商、磋商，通過民主集中制最終形成共識。中國兩會本身就是討論國之大事並形成共識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國通過協商民主就各種重大問題達成最廣泛社會共識的最佳窗口。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引發中外媒體關注。中國網 楊佳攝影

但特朗普匆匆推出這樣一個不具備內部共識的政策，而且美國的制度安排也無法阻止這種三流決策的出台。這讓那些把美國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亂墜者陷於何等尷尬的境地呀！這種決策水平只會給美國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最終加速美國的走衰。

如果説西方政治制度過去在遇到嚴重危機的某些特定時刻，還能產生比較優秀的政治家來治國理政，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制度越來越難於產生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謂“僵化”主要表現在民主被等同於“形式民主”（即僅關注“政體”和“程序正確”的民主），與“實質民主”（即“政道”，關注政治所要服務的崇高目的）無關。

制度“僵化”一個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體”及相關的“程序正確”抬高到了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結果導致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都難以啓動。比如美國的許多改革需要修憲，但就修憲所需的程序安排，在現有美國政治生態中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

所謂“退化”則主要表現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即民主等同於競選，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兑現，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這種缺乏“選賢任能”理念的“遊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幾乎總是能説會道者多，能幹者少。隨着新社交媒體的崛起，操縱民粹主義的政客也更容易獲得選票，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質一路走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中國從“政道”出發，不斷地探索“政體”如何與時俱進，如何適應“政道”的要求，包括修憲和黨政機構的大規模改革，以適應變化了的內外環境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種從“政道”出發，不斷探索合適的“政體”，既保持了制度連貫性又使其與時俱進，這才是人間正道。

西方一些人過去還敢説：只要制度好，選出一個傻瓜當政也沒有關係。今天敢講這樣話的人不多了。敢這樣説話的人大概在西方也要被多數人看作是傻瓜了。畢竟美國小布什總統執政無方八年，美國的國力就直線下降。畢竟希臘和冰島領導人執政無方，這兩個國家就走向了破產。在日益競爭的21世紀，在中國迅速崛起（包括中國“選賢任能”模式的崛起）的今天，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國家領導人素質好壞將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命運。

三、政府工作報告的“加法”、“減法”、“乘法”

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一個很好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在回顧過去五年工作、闡述2018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和政策取向的同時，對2018年政府工作提出了九點建議。這個報告對過去五年的經驗的總結相當到位。中國取得了令全世界羨慕的成績。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30%，這意味着中國比美國、日本、歐洲對世界增長的貢獻加在一起還要多。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2008年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採取的幾乎都是貨幣寬鬆政策，講白了就是直接或間接地印鈔票，這是極其自私和不負責任的做法。在這種危機面前，中國是為數不多進行了實質性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的國家。我們過去五年的這種堅持，使我們今天嚐到了甜頭。

西方越來越多的人今天也開始看到中國正在成為創新的超級大國，我們在新經濟的很多方面已經引領全球。面對經濟困難的時候，西方國家沒有進行真正的改革，而是忙於印鈔票，稀釋危機，嫁禍於人，結果股票上去了，實體經濟沒有上去，但是中國進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加快新舊發展動能的轉換”等理念，現在中國的“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等，確實是走在世界前面了。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人民大會堂裏莊嚴的國徽。中國網 鄭亮攝影

政府工作報告把今年中國GDP增長目標定為6.5%。這是比較謹慎的。有人認為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復甦了，我們的指標可以定得比去年更高一些。但政府工作報告對外部經濟環境的評估是實事求是的：“世界經濟有望繼續復甦，但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很多。”實際上，西方經濟所謂的復甦，主要還是資產的復甦、股票的復甦，而不是實體經濟的復甦。所以這種復甦是相當脆弱的，水分比較大。

正因如此，我們還是需要謹慎一點，外部環境可能會出現不利局面，甚至不排除出現一場新的金融危機，我們要未雨綢繆。今年經濟增長的整體目標定在6.5%，在實際發展中可能會超過。就像2017年我們定的增長也是6.5%，而最後的實際增長是6.9%。

從政府工作報告的主題內容來看，涉及的面非常廣，內容非常豐富，但其主要思路非常清晰，大致可以概括為“加法，減法，乘法”：

一是“加法”，我們特別注重的壯大經濟的新功能、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羣、“互聯網+”、發展智能產業，包括加快製造強國建設，推動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等等，這方面我們都是在做加法。

二是“減法”。首先是去槓桿以防範金融風險，特別是發展互聯網金融之後，產生了不少衍生產品的風險。現在中央三年內的三大攻堅任務的第一項就是避免金融風險。還有就是繼續淘汰落後產能。

三是“乘法”。這是中國模式的神來之筆。我們強調創新驅動，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產生乘數效應的方法。我們從“新四大發明”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果已經可以看到這一點。

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汽機革命，第二次是電力革命，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們都錯過了。第三次是通訊革命，我們通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應該説不僅趕上了，而且走到前沿了。同時我們也把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該補上的東西也補上了，現在我們正在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即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應該説我們已經走在世界前沿了，很多地方開始引領了，而且這個勢頭越來越猛。我們的移動支付已是美國的60倍。

微信、支付寶、高鐵革命、共享經濟，這些變革都發生在中國，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其重要原因是我們“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思路，也就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看作是我們發展的目的所在。“新四大發明”本質上都是民生導向的發明和應用，所以在中國發展和運用的勢頭才會如此之迅猛，人民的獲得感才會如此之厚實。

在人類歷史進程的此時此刻，中國已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地方。可以説只有中國做到了“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無論歐洲還是北美，目前還遠遠做不到這一點。一位美國學者不久前感嘆道，“習近平擁抱未來，擁抱2050年，而特朗普擁抱的是1950年”。中國確實創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蹟，我們對此深感自豪，這也是對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最好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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