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往何處去？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俄羅斯總統大選普京順利勝出。現在，西方媒體更多關注的是此次大選的投票率多少？普京的得票率是多少？如果投票率沒到官方預計的70%，普京的得票率沒有預期的那麼高，那麼，似乎就能以此推斷出普京的人氣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筆者則更關心今後六年內，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將往何處去？
普京執掌俄羅斯權柄18年中，俄羅斯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基本處於緊張狀態。有些國際政治學專家甚至將這種狀態稱為新一輪的“冷戰”，或乾脆認為1989年宣佈結束的冷戰格局其實壓根兒就沒真正結束過。
近年來，普京在西方被“妖魔化”，在國內被“神聖化”。兩者之間看似相互矛盾，其實彼此卻密切關聯。各種民調結果都顯示，他在西方越被仇視，在本國就越受愛戴。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西方為何“妖魔化”普京？
根據筆者的觀察，西方對普京的“惡感”主要來自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烏克蘭危機後，普京對西方的態度由原先的“合作”徹底轉為“對抗”。第二，西方對始於16世紀的開國沙皇伊凡四世並延續至斯大林蘇聯的“恐俄症”（Russophobie）。
關於第一個原因，歐美和俄方各持己見：歐美認為，2013年烏克蘭危機的爆發，純屬因為時任總統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ych）“突然”拒絕與歐盟簽署自2007進行談判的“聯繫國協議”（Assoziierungsabkommen），轉而“投靠”俄羅斯。俄方則認為，西方“覬覦”烏克蘭已久，現在只不過將加入歐盟作為“誘餌”，以圖將1990以來的“東擴”推向高潮。普京曾透露，在基輔抗議活動前後，美國曾要求俄羅斯對亞努克維奇施加影響，不能對人民動用武力鎮壓，可同時卻支持反對派發動了一場旨在推翻烏克蘭合法政府的“政變”。
根據筆者的觀察：兩德統一後不久，歐盟和北約便啓動了“東擴”計劃，與前東歐國家談判時，也經常先簽訂所謂的“聯繫國”協定。另一個事實是，北約在短短的十年內（1999至2009）先後吸收了12個原東歐國家；歐盟在2004年接納了10個原東歐國家入盟。
從這個角度看，俄方説歐盟和北約“覬覦”烏克蘭已久，也未必只是主觀臆斷；莫斯科越來越感受到來自西方的壓力，也並非杞人憂天。因此，當烏克蘭也有可能倒向西方時，俄羅斯認為不能再袖手旁觀了。而莫斯科的這個立場與西方對烏克蘭的志在必奪，恰恰是基輔“民眾抗議”和“政府鎮壓”的關鍵原因所在。換而言之，雙方在2013/2014年間，都介入了烏克蘭的內政。
西方的急速東擴肯定有地緣政治的考量，譬如，趁俄羅斯尚未從蘇聯解體的休克中甦醒過來趕緊完成對這隻“北極熊”的圍堵。這其實也是“恐俄症”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但西方在這麼做的同時，忘記或有意忽略了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歷史上，俄羅斯這些周邊國家（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摩爾多瓦等），向來就是俄竭力保護的抵禦來自歐洲以及土耳其侵襲的天然屏障，而歐洲諸強也的確經常把這些“周邊國家”當作攻擊俄羅斯的“跳板”或“橋頭堡”。有鑑於此，當年彼得大帝乾脆徹底“吞併”了這些國家，以圖永絕後患。
冷戰結束後，原東歐衞星國紛紛倒向西方陣營，俄羅斯當時自顧不暇，不得不萎縮在原來蘇聯地區內，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在西方（歐盟和北約）的凌厲攻勢之下，2014年時的烏克蘭看似也將朝不保夕。普京於是決定，在一切尚未完全定局之前先發制人。
2014年3月，他巧妙地利用“公投”的方式，在短短數日內把克里米亞（Krim）納入了俄羅斯版圖。克里米亞是俄黑海艦隊所在地，也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所剩不多的幾個關鍵出海口之一，因而具有無法替代的戰略意義。克里米亞“不可逆轉”地變成俄羅斯領土，與其説是普京的“復國”之舉，不如説是他絕望中的“急中生智”。
西方攻擊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的漫畫，圖片來源見水印
西方有個習慣：在包抄圍堵戰略對手時為自己的頻頻得手感到自豪，在解釋自己行為時常用的理由是“無法拒絕當地民眾渴望自由的呼聲”；當自己的擴張行為受到阻力時，卻會指責對方有違“國際法”和“人民意志”。
的確，歐盟和北約的東擴，都與所在國簽訂了協議，法律上似乎無懈可擊。利用對手的弱勢，對其實施戰略包圍或蠶食，這在戰略博弈上也是司空見慣。問題是，在對手眼裏，這是“勝之不武”或“乘虛而入”。就好比殖民時代，西方列強每次與被征服的國家和地區也都簽訂過條約，但這不能説當時殖民宗主國的行為無可指責。
或使用武力，或利用對方的軟肋（或許也包括對方的求生慾望和貪得無厭），再用法律的形式來將擴張和侵略合法化，這是西方海外政策一脈相承的傳統做法。可這次它卻碰到了普京這個不願任人宰割的前克格勃特工。
克里米亞“易幟”後，西方指責莫斯科“違反國際法”，“用不正當手法改變國界”，並決定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一時，俄羅斯被空前孤立，陷入嚴重的危機中。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針對大國的經濟制裁很難在短時間內湊效，甚至有可能徹底失敗。
西方在制裁俄羅斯的同時，自己也承受了相當的貿易損失，特別是歐盟；而俄羅斯在急難中，乾脆向東方（中國）更加敞開合作的大門，並在別的戰略空間等待機會。
果然，伊朗核談判和敍利亞內戰為普京提供了極佳的絕地反擊機會。俄羅斯通過大力介入成功地重新返回國際舞台，並很快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在普京手裏，烏克蘭事件由“地緣危機”變成“戰略王牌”：現在，如果需要，他隨時可以利用烏克蘭東部的分離地區再次動盪烏克蘭的政局。敍利亞內戰則成就了普京在中東地區的重新佈局：與傳統盟友伊朗和北約“異類”土耳其達成了某種默契，大有把美國排除在外的態勢。
“烏克蘭危機”無疑是普京徹底轉變對西方態度的開始，但他在伊朗和敍利亞的動作基本上還屬於“應對”和“招架”範疇。按照普京的性格，他不可能僅停留在“突圍”和“破局”這種被動性的行為上。他必然還要主動出擊，我們從他後來通過技術和政治手段對美國和歐洲政局施加影響上，便可看出這方面的端倪。美國大選結果是否受到俄羅斯的影響，目前尚無定論，但普京與歐盟內的民粹勢力“暗通款曲”則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不久前在英國發生的俄前間諜中毒事件，則又一次把俄羅斯和歐美國家的關係降至冰點，而普京的“魔鬼”形象在西方社會里再次得到了加強。不過，筆者發現，西方妖魔化普京的背後，其實也反映了某種“棋逢對手”後的絕望。
另外，西方政界、輿論和民間對俄羅斯沒有好感，多少也與西方傳統中的“恐俄症”有關。有俄羅斯學者甚至把這一情結與西方社會的“反猶主義”和排斥東方人的“黃禍”説法相提並論。從歷史上看，一個各方面都比較出色的民族（如猶太人）或非常強悍的民族（如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均有可能引起周圍民族的忌憚或嫉妒，這是人性所致。
“恐俄症”產生於16世紀的“利沃尼亞”戰爭（der Livländische Krieg）。當時，伊凡四世治下的沙俄與丹麥-挪威、瑞典王國以及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組成的“波蘭立陶宛聯盟”，為爭奪波羅的海地區的統治權，展開的一場為期二十五年的戰爭。沙俄雖然最後戰敗，但伊凡四世的冷酷殘忍給世人留下了“恐怖伊凡”、“伊凡雷帝”等驚怵之名。
1558年俄軍圍攻納爾瓦，圖片來源：wiki
如同歐洲人忌憚蒙古人一樣，西方對俄羅斯從此也開始心存恐懼。加上歷史上四次遭受瓜分厄運的波蘭人代代傳播這種“仇俄恐俄”的種子，還有19世紀英國害怕俄羅斯佔領印度等因素，西方對俄羅斯的確一直沒有太大的好感。
還有一個種族方面的理論，也可能助長了西方對俄羅斯人和俄國的某種“敵視”。長期以來，西方對俄羅斯的看法不少源自波蘭，而波蘭的一些知識分子一直都在試圖把俄羅斯人説成是烏拉爾人種，也就是“東方蠻夷”。眾所周知，西方對東方歷來都有成見和偏見。這點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薩伊德（Edward 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有個非常透徹的分析。
正如反猶情結植根於歐洲的基督教文化中一樣，對東方的成見和偏見也助長了西方的“恐俄症”和“黃禍論”。西方從未真正考慮接納俄羅斯加入歐洲大家庭，恐怕不僅因為俄羅斯的幅員遼闊和“桀驁不馴”，或許也有這種文化基因在起作用。
此外，中世紀之後，作為拜占庭繼承者的東正教一直不被西方待見；俄羅斯也始終拒絕加入旨在把東西基督教聯合起來的所謂“教會聯盟”（Kirchenunion），並堅守基輔大公弗拉季米爾（Fürsten Wladimir）的傳統領地：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然，二戰後蘇聯的強大和擴張，也加深了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隔閡。
普京為何在國內受到如此擁躉？
“昨天我在新聞上看到了他的身影／他説，這個世界正處於十字路口／他是那麼具説服力／使我下定決心想要／一個像普京的人／一個像普京強而有力的人／一個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個像普京不使我傷心的人／一個像普京不會舍我而去的人。”
幾年前，俄羅斯流行了這首《嫁人就要嫁普京這樣的人》的三人合唱歌曲。它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民眾對這位領導人的信賴和愛戴。如果權力是金錢，那普京當屬世界上最富有的人。2017年，普京再次被《福布斯》選為地球上權力最大的人。那麼，普京在執政了18年之後，究竟靠什麼能依然如此受到百姓的擁戴呢？
1999年葉利欽任命他當總理時，外界對這位前克格勃成員幾乎一無所知。但僅過兩週，整個俄羅斯，乃至整個世界再也忘不了普京這個名字：車臣恐怖分子的襲擊成為普京給自己立威的“投名狀”。
當時，面對社會上瀰漫的不安和恐懼，普京對恐怖襲擊迅速作出反應，派軍隊前往高加索平叛。他的雷厲風行使他的威望迅速飆升。一年後，他當選為總統。
普京的鐵腕風格雖説始於內政平叛行動，但在國際舞台上他也毫不手軟。他對格魯吉亞、烏克蘭和敍利亞的強力干涉，均受到大部分民眾的支持。對於蘇聯解體後“受盡屈辱”的俄羅斯人來説，普京的強硬姿態給許多失落的俄羅斯人爭回了面子。2014年把克里米亞納入俄羅斯版圖，則使他的個人威望攀上了頂峯。
普京因此成為許多俄羅斯人心目中“自信而強大”的楷模。西方或許取笑他光着上身在野外騎馬狩獵，但俄羅斯人卻非常欣賞他的男人味。普京的治國措施和外交動作，不僅使他本人的威信如日中天，而且也讓曾經灰頭土臉的軍隊和安全部門拾回了自己往日的尊嚴和信心。
在經濟方面，普京上台後恰逢國際石油價格上漲，這給俄羅斯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到2014年為止，佔全球30%能源的俄羅斯，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六倍，成為世界第11大經濟體。
可是，“成也能源，敗也能源”。2014年後，國際油價下跌，俄羅斯經濟也隨之滑坡。加上西方因克里米亞問題對俄實行制裁，以及普京採取的反制措施（禁止進口西方食品），使俄羅斯國內的供應陷入困境。
為了轉移視線，普京進一步提高民族主義，強調俄羅斯的強大，軍事於是成為俄羅斯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2016年，俄羅斯的軍費開支高達690億美金，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6119億美金）和中國（2150億美金）。在中東，俄羅斯的軍事動作達到預期的戰略目標，恢復了當年軍事強國的地位。
歸納起來説，普京在國內之所以受歡迎，歸根結底是他恢復了俄羅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並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蘇聯解體前後民眾生活的窘迫境地。他對西方的強硬既體現了俄羅斯民族強悍和不屈的傳統，也盪滌了俄國人在蘇聯解體後被西方當作“二流國家”的晦氣和屈辱。
從這個意義上説，無論西方今後對俄羅斯是繼續擠壓還是謀求緩和，都將成為普京提升自己威望的籌碼：前者會再次製造俄羅斯人的逆反心理，並變成眾志成城的凝聚力；後者則能證明普京反制西方獲得成功，令國人揚眉吐氣。
不過，俄羅斯經濟的單向結構（能源和軍火）具有先天不足之處，這也是普京最大的軟肋。若要走出這個困境，他可以大刀闊斧或循序漸進地進行結構性改革，也可以繼續用傳統的轉移視線辦法（民族主義）來繼續鞏固自己的權力。只不過，後者是否能永遠奏效，恐怕是個很大的問號；若要塑造平衡多元的經濟架構，那就要看國內外的局勢是否給普京足夠的時間。
至於俄羅斯和西方未來的關係，德國科學政治基金會（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的安全問題專家凱姆（Markus Kaim）認為，改善的希望暫時不會太大，原因在於，對俄製裁讓西方陷入了兩難境地：單方面結束制裁，等於承認自己失敗；繼續堅持制裁，結果只會兩敗俱傷。西方希望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有所讓步，但普京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會讓步，更何況，現在又加上了一個前間諜中毒事件。
為何俄羅斯覺得被西方耍了？
無論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還是讀普希金的詩歌，多少都能感受到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除粗獷之外，還有一種與生俱來和揮之不去的憂鬱。“心兒永遠嚮往着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鬱……”普希金代表作《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中的這兩句話，應該説頗為準確地描述了俄羅斯人面對西方時的心境。
如果説“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句口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川普在美國的勝選，那麼“振興俄羅斯”則是普京的成功秘訣。有意思的是，兩人在解釋本國衰退的原因時所用的理由竟然異曲同工：川普在競選中表示美國的滑坡是中國“盜竊”了美國的就業機會和技術造成的，普京則把俄羅斯的逆境歸咎於西方的狡詐和欺騙。
普京為何這麼認為？在克里米亞的入俄儀式上，普京對此有過非常清晰的闡述。在那次演説中，他用擠兑和嘲弄的口吻歷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諸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顏色革命”等問題上推行的“強權主義”行徑。
在闡明俄羅斯的和平與合作意願之後，普京話鋒一轉，把焦距對準了西方在蘇聯解體後對俄羅斯施用的種種欺騙伎倆，用明確無誤的語言把俄羅斯那顆受傷的心展露於世。
他説：“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騙，別人在我們背後替我們做決定，留給我們的都是既成事實。這在北約東擴時發生過，在他們把軍事設施放在我們邊境時也發生過。西方一直向我們保證：‘喏，這跟你們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説得好輕巧！美國反導系統也是這樣推進的。儘管我們對此十分擔憂，但那些（裝有反導系統的）卡車還是往前開。”
那麼，俄羅斯究竟為何對西方如此失望呢？又具體失望在哪裏呢？普京所説的那“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騙”究竟何指呢？
無論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本人，還是後來的俄羅斯政要，明着暗着都説西方當年曾承諾北約不往中歐和東歐擴張。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安全顧問霍爾斯特·泰爾齊克（Horst Teltschik）曾透露，美國總統克林頓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曾邀請莫斯科加入北約。問題是，對這個牽動着俄羅斯憂鬱神經的“欺騙説”，西方和俄方各有各的説法，詮釋大相徑庭。
西方政界和學界普遍認為，除統一的德國之外，西方從未向俄羅斯保證北約不向東擴展，也從未表達過邀請莫斯科加入北約；而對莫斯科來説，這恰恰正是西方狡猾和可恨之處。
若要説到箇中原委，我們恐怕還得從1990年説起：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確已經危機四伏，可蘇聯這個國體畢竟尚存，“華沙條約”作為政治和軍事組織也還存在。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當年華沙條約成員國的最大呼聲從邏輯上説不可能是加入北約，而是呼籲同時“解散兩大對立的同盟組織”。
而華盛頓在國際政局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也難以想象會馬上考慮東擴北約。根據筆者的記憶，美國當時更多擔心的是，東西方衝突在歐洲消失後，自己在歐洲的權力存在是否還具合法性，厭戰的歐洲人將來是否還會歡迎美軍繼續駐紮在歐洲大陸。
其實，關於北約東擴的討論始於德國統一。當時，讓東西方主要政治家們絞盡腦汁的首要問題是重新統一後的德國能否留在北約中。經過十分艱鉅的談判，德國政府通過以下三種方式打消了莫斯科的擔心和顧慮，認可了統一後的德國繼續留在北約內：第一，金錢買斷。第二，條約束縛。第三，口頭許諾。
“金錢買斷”是史實，德國花了血本，為回撤蘇軍的大部分安置費埋單。“條約束縛”也非一紙空文，“2+4條約”對各方的確具有相當的束縛力。莫斯科現在抱怨受騙上當，問題估計是出在第三點上。筆者認為，西方政治家完全有可能對莫斯科作過某種口頭承諾或暗示。當然，也不排除俄羅斯產生過一廂情願的臆想，因為葉利欽當時恨不得讓俄羅斯脱胎換骨成為最堅定的西方友邦。
既然是口頭承諾或暗示，那就不太可能體現在文字上，這難道就是俄羅斯説西方“狡詐”的原因？
面對俄方“受騙上當”的指責，西方的解釋基本如下：1991年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半年之後蘇聯解體，歐洲格局出現了根本性的突變。北約如果絕然排除東擴的可能，這對那些迫切要求加入北約的中歐和東歐國家來説，無論是政治上還是道義上都很不公平。而且，這也將意味着歐洲的分裂會繼續下去，《赫爾辛基憲章》所明確捍衞的“結盟加盟自由”的權利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那麼，傳説中“讓莫斯科加入北約”的可信性究竟如何呢？德國統一時擔任美國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2003年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他闡述了當時向俄羅斯提出加入北約這一藍圖的必要性，但並未就入盟的時間作出具體的説明。因此，“俄羅斯加入北約”之説估計充其量不過是西方對莫斯科提出的一個沒有任何時間約定的願景，目的是東擴的同時不孤立俄羅斯，以“邀請俄加入北約”來鼓勵莫斯科作進一步的改革。
西方認為自己在冷戰結束後一直致力於優先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如，1997年5月，也就是第一批中歐國家受邀進行加盟北約談判之前，西方就與莫斯科簽訂了“北約-俄羅斯基礎文件” （NATO-Russia Founding Act）；2002年還成立了“北約-俄羅斯委員會”（Russia-NATO council）。對西方來説，北約東擴是透明的，是“軟”擴，也不會在新成員國內駐紮盟軍戰鬥人員，更不必説部署核武器。北約吸收新成員純屬為了建立一個一體化的北大西洋安全區，而非為了圍堵俄羅斯。
但莫斯科完全不這麼看。時任俄羅斯外長的普里馬科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在回憶錄裏一方面承認俄當年簽署“北約-俄羅斯基礎文件”是為了減少損失，挽救還能挽救的東西，同時也指出西方在合作中對俄羅斯一直相當輕蔑。譬如，在那些聯合機構裏，俄羅斯雖然都在座，卻對所有最重要的問題無表決權，事後也無否決權。
普里馬科夫的描述應該還是比較貼近事實的，因為歐美當時普遍看衰俄羅斯，認為它已完全失去了爭霸世界的能力和實力。不難想象，在處理北約東擴的問題上，西方難免會表現出“頤指氣使”和“目中無人”的態度。現在看來，這種被人當作“二等夥伴”的經歷深深傷害了俄羅斯的民族自尊。
與中國當時的韜光養晦不同，蘇聯在解體後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葉利欽全面倒向西方的所謂“浪漫大西洋主義”氾濫時期；第二階段是普京首次當選總統後的頭幾年（2000年至2004年）。
那段時間裏，普京是身體力行與西方合作的。2001年，他甚至為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助過一臂之力，如，允許美軍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建立基地等。此外，俄羅斯還為美軍提供情報，並關閉自己在古巴的一個情報中心和在越南的海軍基地等。
普京當時做出的這些努力，想要的無非就是一個平等的大國地位，但美國卻不顧俄的反對武力干涉伊拉克，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革命後上台的勢力建立密切關係，在中亞建立長期的根據地，幫助蘇聯前加盟共和國開採能源，阻礙俄羅斯的區域特權。所有這些都讓莫斯科感覺自己受騙上當了。
正是在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失落和失望之後，普京才在烏克蘭危機時，義無反顧地轉變策略，轉為用能源資源實施復興俄羅斯的計劃，對西方開始採取強硬態度。
克里米亞入俄之後，西方一片抗議聲，但也有同情和理解俄羅斯的聲音出現：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還有德國國防軍前總監哈拉德·庫亞特（Harald Kujat）將軍等。他們都認為，俄羅斯後來的反應與作為與西方一而再三危及俄羅斯核心利益不無關係。
結語
在國家利益面前，任何政府及其智囊團都不是慈善家。俄羅斯不是，西方國家同樣也不是。
對西方戰略家而言，俄羅斯這隻“北極熊”在冷戰結束後雖然趴下了，而且一時還緩不過勁來，但他們深信它復甦後的攻擊力。所以，西方的確一直在處心積慮、步步為營地圍堵俄羅斯；所謂“北約是為了避免歐洲再次分裂才東擴”的説法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如果西方真的願意維護歐洲的一體化，就不應始終把俄羅斯長期拒之門外。德國老總理施密特曾經表示，一個沒有俄羅斯或針對俄羅斯的歐洲一體化註定是不會太平的。
眾所周知，俄羅斯在失去了西北部的波羅的海出海口之後，黑海這條命脈對它來説至關重要；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還有高加索地區，則是俄羅斯在西方與自己之間僅剩的一條緩衝地帶。所以，當這些地區也面臨丟失的危險時，俄羅斯不可能不掙扎，不可能不做出強烈反應。當年赫魯曉夫往古巴偷運導彈，肯尼迪的反應同樣強烈，甚至不惜以打一場核戰爭相威脅。這是為什麼？還不是因為蘇聯動了美國的後院。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 憂鬱的日子裏需要鎮靜 /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普希金代表作《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中的這幾句話再好不過地道出了俄羅斯與西方相處時的心境，同時也能讓人強烈感受到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除粗獷之外，還有一種與生俱有的百折不撓的特質。
普京再次當選總統已成定局，西方媒體卻已開始擔心六年後俄羅斯將向何處去？理由是，現在的俄羅斯政策都是為普京個人量體裁衣制定的，如果普京不在了，俄羅斯會怎麼辦？
的確，六年的任期不算太長，但在計劃趕不上變化的今天，六年之內還會發生許多事情。六年後，或許川普已經不在位，默克爾也將告別德國政壇，英國也許早已徹底告別歐盟，但普京卻很有可能還穩坐克林姆林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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