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卡普蘭：帝國的陷阱與威權主義-羅伯特·D·卡普蘭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幾千年來，只有帝國才能終結亂世，這是人類政治的悲劇。牛津大學歷史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曾做過這樣的表述：“縱觀世界歷史，帝國主義在大多數歷史時期都是人類政治的默認模式（default mode）”。由於地理稟賦的不同，建立強大帝國所需要的實力從來不是在各國之間平均分配的，因此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土地進行統治並不罕見。不過，對於一個強國來説，對弱小國家的征服很容易引發自負心理、軍國主義、僵化的官僚主義以及過度擴張的心態。在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看來，帝國的建立同時也就意味着那個國家的墮落及其民族文化的衰敗。不過，對於英法兩國來説，他們曾建立的那些帝國在崩潰之前卻並未落入這樣的窠臼。

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D·卡普蘭3月5日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刊發評論文章：《帝國的陷阱與威權主義》

如果帝國的存在是世界的常態（即便帝國最終難免以悲劇收場），導致帝國可持續存在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能夠使一個帝國免於奧斯瓦爾德·施彭格勒所説的那種帝國頑疾的到底是怎樣一種國家制度呢？其實，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俄羅斯在中東歐地區的顛覆活動（campaign of subversion）、歐盟的成立以及美國所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都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若要避免跌入帝國陷阱，人們需要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而為了制定大戰略，各國政治精英們一直在冥思苦想着。

中國：受到地理因素影響的、開明的威權主義

中國和俄羅斯提供瞭解答上述問題的一種思路，而歐盟和美國則提供了另一種，兩種思路各有千秋。

中國和俄羅斯是陸權思想和威權主義的繼承者。這兩個國家的擴張模式侷限於地理範疇而非思想領域。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缺乏細膩的手段。事實上，他們都是非常難以對付的國家。

在中國領導人的認知裏，明清時代（從14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原注）的近代亞洲處於非常穩定的帝國朝貢體系之中，而且這一體系比以強調歐洲各國相互制衡為特徵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要穩定得多。南加州大學政治學者康燦雄（David Kang）指出，“朝貢體系內在包含着中國的承諾，即中國不會欺侮那些承認其權威的弱小國家”。因此，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帝國秩序不僅意味着中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而且還意味着“中國主導地位的合法性以及各方在此問題上的共識”。由於中國當時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使亞洲保持了幾個世紀的相對和平，而且這一秩序在當時是受到各方認可的，所以當今的中國領導人認為，以一種全新的、更加細膩的戰略恢復地區秩序的和諧是無可指摘的。

中國當然不是一個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國家（democracy），但中國也並非一個極權主義國家（totalitarian），這正是中國的魅力所在（that is precisely its appeal）。我們只是過分簡單地將中國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貼上“獨裁”（dictatorship，這是個源自摩尼教的詞語——原注）的標籤。中國的獨特製度不但使社會秩序得到維護，而且使國家政策具有可預見性。另外，在中國中央領導集體內部、在中國智庫學者羣體內部甚至在中國普通百姓內部，關於各種問題的各種討論的確是存在的，這已經不符合我們對“極權”或“獨裁”的定義。

更進一步來説，作為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希望恢復地區和諧秩序的信念其實也體現着他在更高層面的追求，而具有這種追求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成功偉大國家的典型特徵。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沿襲的是中國古代王朝通往伊朗和歐洲的商貿路線，這一戰略使中國有能力為中亞和中東地區國家創造新的前景。在這一新的前景裏，上述國家將有機會擺脱目前的經濟落後狀況、政治不穩定局面以及地理上的孤立感。

我們一般都認為中國是美國在經濟領域的挑戰者。其實，經濟領域僅是其中之一。中國已經在根本的思想領域向我們發起了挑戰。至少在當下這個時代，中國獨特的制度為其人民甚至周邊鄰國提供了堅實的、可靠的發展保障。習近平並非獨裁者，他在確保國家不落入失序狀況的前提下為人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並使經濟增長得以延續。這一切實際上體現了威權主義對我們的某種吸引力。中國具備俄羅斯所沒有的制度優勢（institutional strengths），而習近平對中國的領導與薩達姆對伊拉克的獨裁統治或阿薩德對敍利亞的專制統治從根本上來説是不同的。

不過，鑑於中國曾由於遭受西方和日本的欺侮不得不經歷長達200年的衰落和混亂，以今日中國的經濟活力和強壓內心的忿恨（seething resentment），欲避免傲慢自大的心態（arrogance）頗有難度。而傲慢對中國來説將是致命（fatal）的。用耶魯大學歷史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話來説，傲慢將導致中國“過度使用自己的實力”。而且在這方面，中國可能很難控制自己。過去10年裏的經濟成就可能使中國過於自信，以至於中國會將“一帶一路”戰略推進到未來10年的經濟增速所無法支撐的程度。也許，中國距離傳統上所謂的“帝國陷阱”並不遙遠。

俄羅斯：受到地理因素影響的、不開明的威權主義

至於俄國人，也許他們將戴着滑雪面罩的暴徒派往烏克蘭的手段看起來有些笨拙，但他們在網絡上顛覆民主政府的行徑卻巧妙得多，不但成本極低而且很難留下證據。更進一步來説，俄國人並不具有在中東歐地區重建華沙條約組織的意圖，那隻會暴露出大國的自負以及帝國主義的傳統缺陷。其實，他們只是希望在那一地區做個攪局者。在敍利亞，俄國人十分謹慎，避免派出地面部隊。在其周邊地區，俄羅斯是富有侵略性的，但這個國家同時也是非常謹慎的。從地理角度來講，俄國人希望將自己的影響力覆蓋到前蘇聯的所有地區，但又不願冒任何風險、不願付出任何代價。他們尋求的是影響力的提升，而非實質上的佔有。這種后帝國戰略（post–imperial strategy）是非常明智的。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中東歐地區的顛覆活動雖然對勢力範圍的邊界有所顧忌，但他的這種后帝國行為其實體現了其內心對與自由民主國家展開對抗的執着和痴迷，而且其中並沒有更高層面的追求。冷戰以蘇聯解體收場在他的心中引發了怨恨，而他的網絡戰策略不過是受到了這種怨恨的驅使。普京總統若沒有對更高層面目標的追求，那麼他的行為就失去了指引，俄羅斯後勁不足的國家戰略就註定會以失敗收場。

歷史已經反覆告誡我們，帝國要想延續下去，就必須（至少在內心深處）具備一個與文明教化有關的更高層面的目標（a higher,civilizing objective）。威尼斯和不列顛都認為自己通過貿易活動造福了全世界；羅馬人相信自己的社會制度和道路基礎設施有利於增進人類福祉；哈布斯堡家族（歐洲歷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統治家族，主要分支在奧地利，統治時期從1282年起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年奧匈帝國解體，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結束。該家族是歐洲歷史上統治時間第二長、統治地域最廣的封建家族——觀察者網注）和土耳其人則認為保持對其君主的忠誠可以避免不同族羣互相殘殺。中國人在更高的文明層面也有自己的理想，但俄國人卻沒有。與中國不同，俄羅斯缺乏強大的制度支撐（not buttressed by strong institutions）。俄羅斯也不像中國那樣可以憑藉“一帶一路”倡議給各國帶來經濟發展的希望。這就是為何中國能夠以某種方式對美國發起挑戰，而俄羅斯卻不能的原因。有時候，一種威權主義與另一種威權主義之間的區別，比威權主義與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之間的區別還要大。

歐盟：一個實質上的帝國

歐盟的成立是對本文開頭部分帝國之問的最具創新性的回答。耶魯大學歷史學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曾指出，歐盟十分強調合法性和小國的利益，這把它從傳統的帝國主義範式中解放出來。然而，斯奈德教授還指出，歐洲的歷史是極具帝國主義色彩的，因此很多歐洲國家（尤其是那些東歐國家）若不生存在歐盟的羽翼之下，他們便毫無未來可言，而歐盟這一整體其規模和內部的多樣性完全符合一個帝國的特徵。實際上，歐盟是哈布斯堡家族和奧斯曼帝國“天下大同”（cosmopolitanism）思想的真正繼承者，因此歐盟完全有潛力在免於陷入自負泥淖的前提下在整個歐洲大陸發揮一個帝國的功能。不過，由於受到俄羅斯后帝國行為模式的威脅，歐盟很難完全保障自身的安全，這項工作最終要由美國承擔起來。

由於歐債危機以及隨後民粹主義浪潮的出現，歐盟在某種程度上也學會了謙遜的美德，意大利總理保羅·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最近的言論就印證了這一點。今年初在瑞士達沃斯，真蒂洛尼總理曾警告歐洲同胞們要提防“數字時代的精英們慣有的傲慢心理”。在強烈批評民粹主義的同時，法國總理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都在達沃斯提到了要盡力滿足那些被民粹主義勢力拉攏過去的民眾的訴求。如今，歐洲的領導人們都已經意識到，只有讓布魯塞爾看起來不是那麼高高在上，只有改變布魯塞爾的官僚主義作風，歐盟這個準帝國的上層建築（the quasi-imperial superstruc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才能繼續存活下去，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正是由於當下的這種瀕死體驗，歐盟其實正站在歷史的節點上，若能做出正確的決定，歐洲人便可以掌握未來。歐洲的領導人們如今為了避免悲劇發生都做好了最悲觀的準備，這是他們在危機發生前從未做到的（至少沒有做到今天這樣的程度）。

鑑於俄羅斯的威權主義與作奸犯科密不可分，它不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而中國的模式之所以在中國可行是因為它內在地包含有在西方不被認可的受控而有限的個人自由。歐盟若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在保留強大的官僚機構的前提下，成為一個去精英化的西方民主政體。歐盟必須做出十分審慎的調整（measured adjustments），這對歐洲的未來至關重要。

20世紀以意識形態（ideology）為主題，而21世紀的主題將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意味着處於競爭之中的不同制度之間的區別比二戰以及冷戰時期要微妙得多。摩尼教傳統觀點的問題在於，它認為獨裁和民主兩者之中僅有一方能夠勝出。不過實際上，可能最後雙方都是失敗者。也許，將這兩者的優點結合在一起的那個國家才能獲得最終的競爭優勢。

美國：命中註定的人類領袖？

由美國所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對於該秩序所倡導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還是頗有自信的（至少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前的確如此）。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在後帝國時代這種自信仍然能夠長期延續下去。在很多政策實施者看來，奉行帝國主義往往意味着一種教化全人類的使命感。

哈佛大學的奧德·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教授指出，無論上述關於帝國主義的觀念帶有多少種族主義和偽善的色彩（尤其在黑暗的歐洲殖民歷史當中），這種觀念的確是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受到這種觀念影響的人們甚至會產生一種“使命感和自我犧牲感”，而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就曾深陷此類情感之中。事實上，冷戰是兩個帝國之間的衝突，不過雙方都聲稱自己所扮演的是另外的更加崇高的角色。更進一步來説，由於美國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遍佈全球，它需要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撐，這必然導致鉅額的軍事開支。根據很多歷史學家的觀點，無度的軍事開支必然使帝國走向衰落。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以及美國特種部隊在敍利亞的行動都帶有某種帝國遠征的色彩（hallmarks of imperial expeditions），對於一個帝國來説，入侵某個國家同時也就意味着對其進行統治。當然，即便在世界盡頭，美國也必須捍衞自己的價值觀，但當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用鉅額戰爭開支和數不盡的裹屍袋壓垮這個國家。這是很難的事情，比聽起來要難得多。畢竟，為了捍衞價值觀而發動一場戰爭從表面看起來的確是有必要的。

作為總統，特朗普已經決定不再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帝國戰爭給予支持，他希望在不推翻敍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前提下擊敗“伊斯蘭國”武裝，特朗普如此決策也是順應了華盛頓外交團隊中某些人的呼聲。另外，特朗普極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和狹隘的“美國優先”，這實際上使很多有切實作用和積極意義的外交政策遭到了廢棄，這些都是美國在衰落的跡象。更進一步來説，他對軍事力量的崇拜和對外交機構的輕視使人聯想起所有軍事帝國的命運。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就曾用“一具穿着盔甲的屍體”來描述過度崇尚武力的亞述帝國。

美國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100年前，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指出，北美大陸是亞歐非大陸（Afro-Eurasia）周邊“諸島”中條件最好的一個，這一塊大陸不但能對舊世界（the Old World）施加影響，而且在地理上有一段距離，能夠受到兩個大洋的保護。因此，如果美國能夠獲取某種形式的準帝國權力（variation of quasi-imperialism right），那麼這個國家仍將繼續主導世界。在近四分之三個世紀裏，美國似乎首次無法為世界提供以推動人類進步為目標的“宏大構想”。對美國來説，這才是真正的危機所在，其他方面都無法與之相比。在今天這樣一個后帝國時代裏，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領導力正是建立在以推動人類進步為目標的“宏大構想”之上的，征服其他國家或佔有其土地的能力已經不再像過去那般重要了。

最後的思考

我們不應認為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是人類政治形態發展的終點。只有在內能給予其人民更多尊嚴、在外能為其附屬國和盟友提供更多希望的制度才能夠在這場制度競爭中獲勝。的確，威權主義在當下已稍占上風，原因並不在俄羅斯，而是在中國。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的成就以及高明的大戰略（well-orchestrated grand strategy）使其獲得了優勢，而中國的制度並非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普選之上。

不過，我們更應該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數百年來，美利堅合眾國一直是一個能夠啓迪人類靈感的民主國家。雖然當下這個庸俗的充斥着數碼視頻的新時代鼓勵多元話語，其實這反而進一步造成了社會的撕裂而且還使客觀真理遭到掩蓋，也許業已展現威權主義姿態的特朗普是這個庸俗時代所孕育出來的怪胎？還是説，他僅僅是美國社會里偶然出現的個例呢？如果是前者，那麼中國的發展模式顯然是后帝國時代裏世界各國的最佳選擇。中國的模式雖然十分誘人，但它本質上是個圈套，因為它意味着自由主義的落幕和西方（不僅僅是美國）的整體性衰落。我們應該將開明的威權主義視為一項挑戰，我們絕不能認命向其屈服（we should take 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 as a challenge; not as a fate）。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3月5日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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