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普京的2018——走出悲觀世紀的民族敍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一鳴】
幾天前，普京在俄羅斯大選中獲勝，再次獲得6年的總統任期，官方統計顯示，普京的得票率高達76.63%，這是自2000年普京參加總統選舉以來得票最多的一次（普京在2004年大選的得票率曾經達到71%）。
正在21世紀即將走進第三個十年的時候，對俄羅斯人來説，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普京勝選歡欣鼓舞的時候，那個埋藏在心底的“百年悲觀”是否還在？
幾乎整個冷戰期間，歷任美國駐俄大使赴任的首個目的地或許並不是莫斯科，而是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那裏住着喬治·凱南，在戰爭行將結束之時以8000字長電報奠定了美國遏制戰略乃至世界冷戰格局的那個人。據説，凱南會建議大使們去翻閲一些18-19世紀的俄國曆史，在他看來，舊時代的俄國與現在的蘇聯在國家風貌、政治文化和人物性格方面沒有什麼不同。每次臨別的時候，凱南會發出同樣的告誡——“世事愈變，俄國愈恆定”。
特工時期的普京
一、恆定的不安全感
這是一個封閉的地理世界，列寧將之喻為一個“被包圍的城堡”。麥金得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提到，這個國家的河流不是匯入鹹水湖，就是恣肆地流向渺無人煙的北冰洋，“就與外部世界的人類溝通而言毫無用處”。自彼得大帝以來，這個國家用幾個世紀的時間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尋找出海口，祈望着有朝一日能夠打開那扇“通向西方世界之窗”，驅散漫漶於這片廣袤土地上的混沌與矇蔽。
1814年，亞歷山大一世身騎白馬進入巴黎，俄國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這以後的200年裏，這個國家不再畏懼，始終呈現出一種強烈的理所應當感。從封建農奴社會直接跨越至布爾什維克是一種理所應當，總能在災難降臨的最後時刻爆發出強大的民族偉力也是一種理所應當。這種偉力幫助他們成功抵禦了拿破崙和希特勒，並自始至終保持了緊密的民族聚合，帝國的版圖一直在蔓延，從未流失。正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首任外交部長科濟列夫所言，“俄羅斯註定是一個強國”。
然而與很多生而自洽的帝國不同，這個國家似乎從不相信自己會為上天所恩賜，其戰略文化總是呈現出“一種兼具反省自我與懷疑他者的傳統”。他分明是威力無比、不可撼動的哥薩克巨人，卻總能為歷史所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自我質疑、迷失。自始至終，俄國的帝國邏輯充溢着一種悖論式的不安全感，越是覺得恐懼，越是瘋狂地向周邊擴張，站在邊境線緊張地向着陌生的土地眺望。在1946年的那份長電報裏，凱南將之釋義為蘇聯行為的根源，這一根源直到現在仍然在潛意識裏將俄羅斯的戰略文化緊緊包裹。
與俄國崛起的時間幾近相同。在大洋彼岸，美利堅帝國因為其天佑的“上帝選民”屬性生成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文化。温斯洛普在“五月花”號上告誡那批最早前往應許之地的船民，“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瞻仰”。在那草萊初闢、篳路藍縷的日子裏，美國人的先父們在內心深處與上帝結盟，為自己的在蠻荒之中的孤獨尋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蘭種植園》中記述道，“我們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護手段是——我們有上帝與我們同在”。
在來到陌生土地的第一年，馬薩諸塞州的玉米就獲得了豐收，廣袤而富足的島國環境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安全感。在此後的一百年間，這種安全感逐漸累積，並最終在外部世界一輪輪的邀請下，生成為一種布爾斯廷定義的美利堅式的命運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羅斯福們滿懷着救世理想將軍隊、清教精神跨過大洋，恣肆而激情地改造着這個亟待填充的世界。彼時沒有人意識到，終有一天，這種救世意識會越過歐陸的中心地帶，與俄國的不安全感直接碰撞。
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這場碰撞在20世紀下半葉蹣跚到來，這是一場歷史地位、意識形態、道義正當性和權勢合法性的漫長對抗。最終，福山的樂觀戰勝了斯賓格勒在一戰後對西方文明終結的詛咒，20世紀國際政治的主體敍事以蘇聯陷入那場浩劫般的“地緣政治災難”而結束。《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在開篇提到，“現實主義已經不再現實……那只是適用於悲觀世紀的國際政治”。
最終，這成為了蘇聯的悲觀世紀。
上世紀90年代初，聖彼得堡市副市長普京
二、悲觀世紀的蘇聯敍事
在悲劇的最後幾年，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闡述了對於國際問題的新認知，他在回憶錄裏提到：“大廳裏坐滿了聽眾，他們十分用心地聽取了我的發言，為我起立鼓掌歡呼。《紐約時報》的評論是，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和羅斯福以來，沒有任何一位世界級人物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在聯合國發表高見”。
一年以後，葉利欽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中傳遞了同樣的孱弱。“先生們，我們過去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美國是個少數壟斷資本家的天堂，廣大的美國人民受到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然而，我來到你們的國家，發現一切都不是這樣的。美國人民是勤勞的、友好的和善良的……美國能夠幫助我們，我們應當運用美國的經驗”。
美國學者史蒂芬·科恩記述到，當時美國的流行的看法是，“自從蘇聯不復存在以後，俄羅斯成了一個有意願，也有能力作為美國複製品的國家”。克林頓的嘲笑較為直接，“俄羅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國，只是非洲的布基納法索”。對於自己的豐功偉績，里根沾沾自喜——“自由是管用的”。
1989年底，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37歲的普京還是一名駐紮在東德德累斯頓的克格勃軍官。柏林牆倒塌時，周遭的抗議者簇擁着科爾總統在他的駐地門外齊聲高喊統一，彼時的普京正沉穩地把敏感文件鏟進火爐內銷燬。此前的六週，他一直在做這件事；此後的幾年時間裏，他眼見着自己的祖國遭遇解體、備受侮辱、失去全部的法理保障，陷入民族精神的虛無。他的名言由此而來：蘇聯的垮台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一直以來，普京對於自己記憶中的這段悲劇般的民族敍事耿耿於懷。2016年9月，他在會見國家杜馬當選政黨負責人時談道：“蘇聯完全不需要分崩離析就能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蘇聯能夠進行改革，包括民主性質的改革……這樣做，對與不對？ 讓歷史學家去説吧！ ”就在本次大選期間，3月2日，當普京在“真相與正義媒體”論壇上被問及“如果有機會改變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事件會選擇什麼”的時候，他當場表示，希望防止蘇聯解體。
在20世紀，這場俄羅斯民族的悲劇最終未能避免，近1/3的領土和半數人口遭到離散。不同於福山，在美國的政治學家喬維特看來，自由主義遠算不上取得最終的勝利，世界不過從具有相當確定性和清晰邊界的“約書亞時代”，走向了一種渾沌初開的“創世紀時代”，這是“一個再次失序的世界”。在俄國的歷史上，每當前行的命途面臨險阻，總會適時地湧現出偉大的政治巨人。20世紀的最後幾天，普京站到了歷史的台前。
沒有葉利欽，也就沒有普京的現在
三、新千年的普京與俄羅斯
普京與俄羅斯攜手邁入千禧年。他的第一份演説是《千年之交的俄羅斯》——“我們正處於數百年來最為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甚至三流國家的危險”。這篇演講連同2個月後的《致選民的公開信》、半年後的國情諮文一起，構成了普京的“俄羅斯新主張”。
在普京看來，高壓的意識形態、復舊的保皇主義、西方的自由主義都不適合俄羅斯，國家的復興必須紮根於傳統價值觀的權力集中主義。他在執政首年開門見山地把自己的想法説的非常明白，“俄羅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個超級中央權力集中國家，這一點已深深地根植於俄羅斯的遺傳密碼、傳統及其民眾的思想之中”。自由民主改革並不適合俄羅斯的國情，俄羅斯應實行一種有領導、有秩序、有限制的權威政治改革。
這一改革是俄羅斯的內政事務，是“用20年建立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的絕對基礎；這一過程也必然伴隨着陣痛與虛弱，不能夠有任何人破壞這一進程。為了給俄羅斯創造最大限度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普京開始主動舒緩與西方世界的緊張關係。
9.11事件後，普京是第一個打電話給布什總統的外國領導人，他在國內壓制了對美強硬派，默許了美軍對其傳統勢力範圍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的進駐，最大限度地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與此同時，俄美削減戰略核武器的談判順風順水，俄羅斯與北約之間也建立了新的制度性聯繫。普京的俄羅斯在這個新生的世紀裏對於曾經給他帶來悲劇記憶的外部世界沒有任何惡意。
然而事情很快陷入那個俄羅斯帝國永恆的悖論。2003年，當布什繞過俄羅斯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進軍伊拉克，不安全感與其所催生的現實主義在一夜之間重回克里姆林宮的政治信條。這以後是接連而至的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北約在俄羅斯最為緊張的邊境線地帶一步步逡巡東擴，人們逐漸想起北約第一任秘書長伊斯梅勳爵的那句名言——“讓德國人躺下、美國人進來、俄國人出去”。
幾乎就在一瞬間，這種糟糕的節奏喚醒了俄羅斯最為不快的記憶。這是帝國重築的虛弱時刻，俄羅斯需要時間和空間，而在彼時，他們抵禦外部恐懼的唯一方法只有重新回到那個悖論裏面去——反抗、擴張。正如普京所言：“俄羅斯熊認為，它自己是原始森林的主人。熊在森林中所佔據的自己的地盤絕不會讓給別人，所有人都應該清楚這一點……俄羅斯不會做沒有爪牙的絨毛熊”。
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普京發出了對抗西方壓迫的最具革命意義的宣言，他嚴厲批評了美國干涉他國內政、推動北約東擴、試圖建立單極世界的戰略政策。2014年的瓦爾代俱樂部年會上，普京再次批評美國的法律虛無主義和單邊霸權。
那一年克里米亞的“入俄”儀式上，普京直接指責西方社會“臭名昭著的遏制政策已經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按照這一時間進行計算，普京把對於凱南的憎恨向前延伸了近兩百年，直至彼得大帝在1710年左右為了波羅的海出海口掀起的北方大戰，那是俄羅斯帝國第一次向着外部世界強加給自己的地理界限發出征伐，普京憤怒地指出，“他們想把我們掃進角落！”
按照普京的國際理念，新世紀的和平應該以大國協調的多極體系予以維繫，他在演講中反覆表明俄羅斯對於外部世界並無惡意，但美國所推崇的那種單邊主義無法帶給俄羅斯所熟悉的安全感。自葉卡捷琳娜二世以來，俄羅斯一直是世界事務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七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
2013 年，當俄羅斯成功介入敍利亞化武危機之後，普京深入論證了這一點，“縱觀歷史，俄羅斯的參與總是對維護持久和平至關重要——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如此，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亦如此。相反，俄羅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爾賽和會失敗，以及二戰爆發的主要原因”。近年來，普京多次表示，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排斥俄羅斯參與的企圖，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烏克蘭的不穩定。
普京的反抗並非僅僅在為俄羅斯的戰略文化辯護，某種程度上，也表達了對美國的善意規勸。普京的理據十分充分，“美國人或許以為他們在推廣‘民主’，但實際上他們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亂”。科索沃、埃塞俄比亞、海地、埃及、利比亞、烏克蘭、敍利亞，在以上很多區域，美國人不僅撞得灰頭土臉，而且事情的結果也往往與其最初的戰略設定大相徑庭，“如果阿薩德必須卸下總統位，那麼誰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沒有為可能的後果做好準備，就不要摧毀別國的政權！”
然而在功利的克林頓政府、極富進攻性的布什政府和剛愎自用的奧巴馬政府時期，普京的規勸不起任何作用。美國人似乎很樂於跳入自己挖下的一個又一個陷阱，只是為了單純地誘拐俄羅斯在自己的戰略腹地不斷分散精力。
俄羅斯的軍費開支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很長時間以來，普京一直小心地分配着自己有限的權勢輸送能力，在很多關鍵區域最低限度地維繫必要的角色存在。儘管如此，很多時候普京還是需要威懾、恐嚇和怒吼來表達強硬姿態，製造出一個又一個克里米亞共識來凝聚民眾支持度和政府合法性。與此同時，悄悄地削減北極、外太空等很多前沿領域的研究項目經費，烏克蘭問題也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出現在政府的國情諮文裏。
當前的美俄關係是雙方在後冷戰時期反覆的鬆弛-緊張、收縮-擴張、猜疑-試探-對抗-緩和過程中畸形互動的結果，從布什第一次和普京會面時感到“能夠看到他的靈魂”，到奧巴馬將俄羅斯和埃博拉病毒並列為全球威脅，兩國關係在最開始經歷了短暫的愉悦後，此後再未回到普京所期待的節奏裏。所有人都急於呈現自己，不會有人願意再浪費時間去傾聽普京陳詞濫調般講述自身的不安全感，奧巴馬在2014年的一次講話裏自信地表示，“現在我們真的不太需要喬治·凱南了”。
這種無視是對俄羅斯最大的侮辱，很長時間以來，普京所需要的無非是一個平等的多極地位；如若這一點無法做到，至少要理解並尊重俄羅斯，換句最為簡單的話——“必須看到我！”在本次大選前的國情諮文裏，普京在大肆炫耀俄羅斯最新武器裝備之後，在結尾處狠狠地説到，“過去沒有人聽我們説話，現在我可以説，你們給我聽着！”深刻地傳遞出了過往20年時間裏，普京心底積蓄的反抗和憤怒，俄羅斯的尊嚴和權利沒有被正當對待，三任美國總統都不同程度做出了華麗的無視，他們應該對此付出代價。
2004年第一次獲得連任的普京
四、特朗普與普京的2018
在某些西方人看來，普京的報復也許正是換掉美國總統。
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是天方夜譚，沒有人覺得能夠實現。然而部分西方人相信，種種跡象表明，自2015年以來，很多工作的確一直在時斷時續、似有卻無地醖釀着。至少從結果來看，普京成功了。大選結束許久以後，《大西洋月刊》今年初的一篇重磅報道《雙面普京：困境與賭徒》揭示了這一充斥着戲劇色彩、無效組織和荒謬意外的過程是如何實現的：一份偽造文件，幾個黑客小組，一點恰到時機的信息泄漏，就造成了美國政治陷入山崩海嘯般的混亂。
一位第一時間瞭解到這些情報的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提到，“都是臨時決定的行動。他們就像是在往牆上扔意大利麪條，看哪幾條碰巧能粘住”。普京只花了很少的錢——按照前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的説法只有大約2億美元——就成功地導演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地緣政治搶劫。
在過往的十餘年裏，這是美國人引以為傲、最為擅長的手法——製造社會混亂、扶植民主力量、推動政府更迭。再偉大的小説家也很難想象，不管有心還是無意，普京竟會以這樣的方式還治其人之身。現在通俄門的調查仍在繼續，類似於水門事件那樣的實錘還遠無覓處，然而這一事件已經給美國政治帶來了難以修復的社會動盪和黨派裂痕。
無論結果怎樣，普京毫髮無損，並且剛剛第四次成功當選總統。他在特朗普競選勝利後一直表現出的淡定和自信充分表明他對於過去一年裏美俄關係的各項變化非常滿意，即便國會仇視俄國的力量仍在呼號、即便俄羅斯剛剛被迫面臨的新一輪的經濟制裁、即便特朗普也同他的前任一樣經常指責俄羅斯和普京，但普京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從容，從未向外界預計的那樣急於推動美俄緩和。
當地時間2017年7月7日，德國漢堡，G20峯會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雙邊會談，這也是兩人的首次正式會面。（@視覺中國）
對於普京而言，特朗普當選的最大意義在於，俄羅斯長期以來的那種緊張的不安全感或許，僅僅是或許，存在一絲輕快、舒緩的可能。特朗普解決的是普京的核心關切——多極體系問題。這名美國總統對於霸權的成本收益有着過度的敏感，並甘願為這份權勢投資的經濟性與盟友國家討價還價，不去顧及其中漏下的戰略空間、延誤的機會成本，對於經營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盟友體系的情緒也總是體現出無可無不可的淡漠。
在聯大會議、東盟會議，特朗普反覆表達美國權勢可能的收縮和離場，“我將會永遠堅持美國第一，同樣我也希望在這裏的人們堅持你們的國家第一”。特朗普理念世界的深處永遠是一個自由經濟學的市場均衡模型，其所建立的“人人為我、天下太平”式的國際體系不過是這種經濟信仰在國際政治領域的投射——如果每一個國家都成為一個獨立且服從國際社會規則的單元，所有人都將在充分自由競爭的霍布斯世界裏獲得最優的效率。
全世界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比俄羅斯更為歡迎這種自然均衡狀態。很多年以來，這幾乎就是普京所竭力向美國闡述的多極體系的基本構架，只不過普京是沿着俄羅斯歷史和民族心理表達自身邏輯，而特朗普運用了華爾街商人本能的經濟學思維。美國永遠不會斷然放棄單邊主義，但是因由特朗普的存在，普京能夠感知到美國的對俄遏制戰略不會再那麼極富仇恨意圖和進攻慾望了，這是他在過往的三任美國總統那裏完全無法得到的。再不濟，至少一切都是有得談的，特朗普的大門似乎在任何時刻都可以向普京敞開。連金正恩都可能實現與特朗普的會談，還有什麼是不可以的呢。
事實上，美國國內一直存在着推動美俄關係復甦的力量。早在特朗普過渡政府時期，基辛格就曾經提出“與俄羅斯進行一場宏大戰略交易”的可能，而這一交易的對象是正在崛起的中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的觀點則是組建中美俄威權主義聯盟，其益處在於“對於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來説，它至少提供了某種秩序，在它的庇護下世界大戰將很難爆發”。
通俄門調查阻遏了美俄親近，在第一時間澆滅了特朗普和普京急於跨越白令海峽的私人友誼，特朗普的反應是巨大的憤怒，並且將之轉化為與民主黨勢不兩立的持續鬥爭；普京的反應是無奈和等待，他躲在克里姆林宮靜靜眺望特朗普在逐漸墮落的美國內政中每日奔走，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在黨爭、媒體和貿易問題上耗瀉殆盡。
儘管美國仍是俄美關係的根本變量，但是這一雙邊關係的結構性邏輯，在某種意義上是俄羅斯確定下來的，是與俄羅斯脆弱、敏感、神經質般的戰略文化緊密相連的。如果特朗普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讓普京心懷從容、面帶微笑，俄美關係就存在發生根本性質變的可能，無論這一時刻要等待多遠。儘管這已經是普京的第四個總統任期，但他仍舊比大洋彼岸的對手年輕6歲，對於政治事務本身更是遠為熟稔。與過往的被動不同，時間這一次站在了俄羅斯這一邊。
就在普京當選的同一時刻，特朗普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幾乎都集中於一場即將大開四方的鋼鐵貿易戰。美國總統的商人本性在這場戰爭中發揮的淋漓盡致，他給歐盟、日本等所有盟友國家寄去了豁免申請單，慫恿他們做出適當的讓步，簽上自己的名字，像往日一樣繼續臣服於美國的治下。國內政黨和媒體都在忙着猜測下一個即將從白宮離開的官員，或是換着法兒地嘲笑自己民主選出的總統。普京連任的消息永遠比不上通俄門帶來的刺激，彷彿那就是在一個令人鄙夷的國家裏發生的一件極其普通的習常生活。
2018大選期間的普京（@東方IC）
最後讓我們回到凱南。在他的那封長電報的最尾部分，凱南引用了托馬斯·曼的小説《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提到的一個比喻——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時，往往外表上顯得十分強盛。那本小説把處於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顆向地球發着最亮的光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的星體之一。滿懷着對於威爾遜主義和羅斯福新政的自信，凱南站在冷戰的開端自信地質疑——難道克里姆林宮灑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滿的人民強光，不會成為事實上行將消失的星座餘輝？
現在，這一問題的發問權輪到了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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