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誰動了我的奶酪”——淺析歐美對“一帶一路”的心態變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年初以來，歐美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掀起了質疑聲浪：首先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訪華期間，告誡“新絲綢之路”不應成為一條“新的霸權之路，讓沿線國家成為附庸”；2月初，英國首相梅訪華期間也未對中國的這個倡議完全敞開懷抱，而是希望中英雙方共同努力，以最佳方式開展項目，確保其符合“國際標準”。
2月中旬，德國時任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在“慕安會”上表示，中國正在利用“一帶一路”的投資來宣揚一套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並提議歐盟籌集資金，按照自己的標準來參與東歐、中亞以及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法國總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也附和着表示，歐洲“不能把新絲綢之路的規則交由中國來制定”。
2月21日，一向低調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柏林會見馬其頓總理扎埃夫（Zoran Zaev）時，突然對中國“發難”，警告中國不應將在西巴爾幹地區的投資與政治訴求掛鈎。
無獨有偶，美澳日印四國日前透露正在籌劃一個針對“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只不過該計劃目前尚處於“初級階段，還未成熟到可以宣佈的程度”。
從西方陣營的不同國家最近在不同地點密集地發出類似的聲音這個事實看，基本可以判定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一次聯合行動。歐美輿論也給“一帶一路”冠以各種眼花繚亂的名稱，如，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具有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特洛伊木馬”、“中式全球化”、“金錢帝國”等。
對此，中國官方和民間均表不解，不滿的聲音此起彼伏：有人將質疑“一帶一路”的歐美國家稱為“新的八國聯軍”；還有專家學者套用《共產黨宣言》中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那段話，認為歐美正在全力圍剿“一帶一路”這個“幽靈”。
雙方這種“針尖對麥芒”的表述打打嘴炮是可以，但對我們認真研討問題並尋找解決方案，從而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益處不大。
將“紅色”鋪向世界，是西方對“一帶一路”的常見想象
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過程
嚴格來説，“絲綢之路”這個概念還是德國人發明的。提到馮·李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這個名字，中國讀者首先想到的或許是一戰時的著名飛行員“紅男爵”（der rote Baron）——曼弗雷德·馮·李希特霍芬。其實，在這個貴族家庭中，還有一位同樣有名，那就是曼弗雷德的叔叔費迪南。
費迪南·馮·李希特霍芬是德國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和地質學家。1860年至1862年，他參加了普魯士政府組織的“東亞遠征隊”；五年之後，他先後幾次遠征中國，靠近古樓蘭遺址的羅布泊位置就是他指出的。如今一些中國地名的英文名稱，如“Richthofen Range”（甘肅的祁連山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在1877年出版的五卷本鉅著《中國——以親身旅行為基礎的研究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中，把歷史上形成的那條從地中海經中亞地區至遠東的陸上商道首次稱為“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此概念一經問世，便很快流傳開來。
2013年，中國政府借用這個舉世聞名的標籤，來為自己新的跨國倡議命名：“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這是一個直接由北京頂層設計的舉世無雙的全球性超級大項目，覆蓋從基建到民心相通等各層面。
開始時，外界並不清楚這個有些拗口的新名詞究竟涵蓋了什麼，意味着什麼，因此有些不知所措，無以應對。今天，這個倡議已成為全世界熱議的一個話題。回顧過去五年，外界對“一帶一路”（OBOR）的瞭解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13年倡議的提出至2015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成立。該階段的特點是“觀望與好奇”。
由於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加上中國的對外宣傳，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內非常嚴峻的基建瓶頸狀態和建設需求，第一次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國際主流媒體雖然對“一帶一路”的可行性以及背後的動機表示懷疑，但總體來説還是表現出了一定的好奇心，渴望通過進一步的觀察來增加對其的瞭解。
第二階段從“亞投行”正式啓動至2016年底美國大選結束。此階段的特點是“謹慎與矛盾”。
“亞投行”的成立可以説是圍繞“一帶一路”的一個爆炸性事件，更是中國與歐美進行國際博弈中的一個分水嶺，充分體現了北京真正落實該倡議的意志和決心。歐美諸國此時的心態非常矛盾：一方面不願意錯過極大的商機，所以紛紛加入亞投行，另一方面又擔心這個“中國創意”會衝擊現有的西方國際體系，所以，美國和日本繼續採取審慎的觀望態度。
第三階段始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採取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新政。該階段的特點是“焦慮與不安”。
隨着“一帶一路”的進一步鋪開，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風生水起。國際社會，特別是歐美陣營，對其的反彈表現得比之前更為明顯，有時甚至擺出要採取反制措施的架勢。這一方面顯示“一帶一路”已取得階段性勝利，另一方面也説明歐美已切實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
在國際大棋局中，此消彼長是常態。“一帶一路”越成功，歐美的反彈必然越強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國有專家學者認為，現在不該再回避談論“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換句話説，就是到了該向西方“亮劍”的時候了。問題是，我們真正瞭解西方緊張和不安的原因嗎？
德國對“一帶一路”的心態變化
最近比較高調質疑“一帶一路”的德國，應該説一直是全球化最堅決的擁護者，近幾年對中國的態度也還算務實。德國對中國倡議的心路變化，對我們瞭解歐美的思路及邏輯很有益處。
確切地説，德國也是在2015年“亞投行”（AIIB）啓動後，才開始慢慢發現“一帶一路”並不是個簡單的“花瓶”，而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大單，直接關係到許許多多的基建工程，商機相當可觀。於是，它不顧美國的反對，跟着英國很快以45億美元的身價入行。
但是，毅然入行不等於沒有疑慮。在德國人的眼裏，中國的這個構思的確還有許多有待解決的疑問。譬如：這是個統一規劃、目標明確的項目？還是一個七拼八湊的“大雜燴”？德國認為，如此規模的項目必須符合“透明、兼容、持續”等標準，而不應是急功近利的行為。德國的態度體現了追求細節的傳統，也包涵西方對“東方巨龍”的遊走方向和真正目的尚不確定的擔憂。
默克爾雖然收到了邀請，但沒有親自參加去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這本身就説明，德國對中國倡議的疑慮即使不説增多，恐怕也沒有減少多少。
德國外交部新設的“亞太局”負責人雷普女士（Ina Lepel）曾表示：“德國對合作持開放態度，但我們不會輕易放棄我們的底線和原則。”她説的“底線和原則”包括必須堅持國際公認的規則以及環保、勞務和社會標準等。項目必須具備經濟、生態和社會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特質。換而言之，德國既看到一帶一路的機遇，也關注其中藴藏的風險。她説：“我們並不幼稚，基礎建設本身還不足以成為成功發展的保證。”
德國的擔心和疑慮，未必都出自地緣防備心理，或許也源於自己援外項目中的經驗教訓，所以，德國人很重視中國倡議的“透明性、兼容性和持續性”。
還有一個判斷也影響了德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中國投入的資金未必能滿足亞洲的基建需要。根據亞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去年的報告，至2030年為止，亞洲基建需資26兆美元。相比之下，中國的投入顯得有些杯水車薪。
因此，德國認定，中國雖然資金和資源豐厚，但自己一家恐難應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故而離不開亞行、德國和歐洲這樣的夥伴參與。基於這個認識，德國把自己定位在“制定規則”的行列中。
當然，從本質上講，中德在這一方面並沒有不可調和的分歧。中國在亞投行的發展上，始終抱持着開放的心態，沒想一家獨大，即使在規則制定上，也沒有排斥西方的參與。只是，大家必須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升級嘴炮。
到目前為止，只有為數不多的德國企業採取了具體措施，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譬如，德意志銀行（Deutche Bank）投入30億美元加盟中國的國開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終點站之一的德國北威州杜伊斯堡港（Duisburger Hafen），每週有24列遠程列車在此裝卸；德鐵（Deutsche Bahn）也打算加強“一帶一路”的參與度，2016年與中方簽訂了深化合作的協議，中鐵和德鐵準備攜手研發基建項目。
從中可以看出，德方的參與熱情目前還僅限於大企業。這也不難理解，畢竟“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中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中小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以及參與大型項目的經驗還比較弱。
但是，德國政府相信本國企業能做出更多的貢獻，它們之所以還猶豫，就是因為相關條件在他們看來還不夠“公平”。德國政府也在嘗試與中方溝通，希望中方能更加敞開透明，譬如在競標方面。
另外一個令德國企業猶豫的因素是政治層面的：“一帶一路”在有些方面觸及俄羅斯、美國、印度等國的地緣政治利益。譬如，陸上絲綢之路很大部分要經過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海上絲綢之路則涉及印度的地緣利益。所以，德國是否參與以及參與多深，當然不能不顧及印度和俄羅斯這些國家的反應。雷普女士表示：“中國的主控地位也是令人擔心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那些小國，面對越來越強大的中國會有明顯的壓迫感。”
導致德國最近公開質疑“一帶一路”的最重要原因，恐怕還是中國與中東歐2015年來越來越密切的“16+1”合作。在這16個夥伴中，絕大部分都是歐盟成員。作為歐盟的老大，德國當然擔心中國會通過經濟合作來影響歐盟內部的政治決策。譬如，去年六月，歐盟試圖通過決議，呼籲重新關注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最後，該議案由於成員國希臘的反對而未獲通過。
德國的疑慮、擔心或拒絕反應出來的其實是整個西方的慣有思維模式。近日默克爾在接見馬其頓總理時對中國發出“不能把投資與政治訴求掛鈎”的警告，便是最好的例子。
可她在詬病中國的時候，自己卻給世人提供了一個什麼是“與政治訴求掛鈎”的最佳標本：對於正在尋求加入歐盟和北約的馬其頓來説，在歐盟內一言九鼎的默克爾的這番話雖然指向“遠在天邊”的中國，可實際上也是説給這個巴爾幹小國聽的。意思是，你若想加入歐盟和北約，最好離中國遠些。
“一帶一路”的屬性問題
在圍繞“一帶一路”的博弈中，有一個現象頗值得玩味：歐美和中國在闡述各自意圖時使用的口吻以及措辭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中方當年在提出“一帶一路”概念時，特別是亞投行成立時，反覆強調中國的舉措絕非“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某種補充”；歐美現在對“一帶一路”提出質疑和準備反制措施時，也闡明自己並非“反對新絲綢之路本身，而只是尋找某種替代方案”。
雙方如此這般地不願意把話説絕，既反應了現實的“膠質性”，也凸顯了利益的“對抗性”。
筆者還注意到，中國官方和學者對歐美的質疑多表不理解，並反覆重申，“一帶一路”不會走地緣博弈的老套路，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以及和諧共存的大家庭。
其實，這些解釋説多了就疲沓了，雖然對於某些受眾還是要保持耐心，但我們確實也急需更有效的方式。
美國當年推行“馬歇爾計劃”，勃蘭特在冷戰時期實施“東方政策”（Ostpolitik），西方對改革開放的中國採取“以商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的政策時，也並未苦口婆心地向蘇東和中國闡述他們的初衷和意圖。
一個計劃，無論是戰略屬性的，還是經濟屬性的，其成功與否本質上還是基於主客雙方的“需求”（Bedarf）。
“馬歇爾計劃”之所以成功，關鍵是戰後的歐洲滿目蒼夷，百廢待興，急需資金；勃蘭特的“東方政策”之所以能被蘇東接受，同樣是因為“社會主義陣營”急需西方的硬通貨幣和貿易往來；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對華的“以商促變”政策之所以一開始沒有遇到中國的抵制，還不是因為中國當時急需西方的資金和技術？這是供需關係，公平買賣，無可非議。
至於“馬歇爾計劃”的實質是為了在全球確立“美元體系”和“西方規則”、“東方政策”的戰略立意是通過經濟來施壓政治，以圖用務實主義的“小步伐”（kleine Schritte）來實現德國統一的終極目標（Endziel）、“以商促變”的潛在目的是通過經濟和貿易手段在中國實現西方所樂見的“和平演變”，這都是不需要絞盡腦汁便能一目瞭然的事情。
同理，一個國家或集團的戰略意圖，可以通過經貿文化等手段、也可能使用軍事手段來實現；一個大型的國家或集團計劃，哪怕看似是純經濟行為，其背後都不可能沒有更深的戰略意圖。或者説，即使真的沒有，也很難讓外界相信。
2013年，斯諾登披露美國的竊聽計劃後，世界譁然。美國的盟友也紛紛抗議，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連盟友都不放過的做法表示不解和憤怒。自己的手機也遭竊聽的默克爾強硬表態：“竊聽朋友，這絕對不行。”（“Abhören von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後來我們知道，竊聽朋友的不僅有美國，德國的情報系統也在做。
美國的“通俄門”調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着，並且已對有些人提出正式指控。可就在不久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美國“可能”也會在其他國家的選舉中進行干預。只不過，他認為美國干涉的“理由是好的，是為了民主的利益。那只是為了他們好”。伍爾西雖然只説“可能也會”，但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道出的是“事實存在”。
筆者想説的是，歐美願意質疑， 就讓他們質疑去好了。中國的“一帶一路”並不是為了討好歐美而推出的，而是因為西方制定並主宰的國際體系已無法滿足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需求。
“需求”是西方倡導的市場經濟以及全球化的最根本元素，“一帶一路”至今取得的具體成果，無需贅言便能證明這個“需求”的切實存在：中國已與 86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了101個合作協議，與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創造近20萬個就業崗位。
俗話説，事實勝於雄辯。無論“一帶一路”是經濟屬性還是戰略屬性，關鍵要看它是否只造福於中國，還是普惠全球。
歐美與中國分歧的本質是什麼？
再拿德國做例子：瞭解德國政情的人應該知道，德國外交的基礎是與一切對全球化有塑造力和影響力的國家和集團（Gestaltungsmächte）進行合作，不管這個國家是什麼政體，也不管這個集團是什麼背景，譬如，俄羅斯、中國、土耳其、金磚五國集團等。
問題是，如果對方不願意按照德國塑造全球化的意願和方式來進行合作，德國該怎麼辦？從實際情況來看，德國採取的是務實主義做法（ business as usual），換而言之， 這個所謂的“塑造國外交方案”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觀底線”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説，主導德國外交政策的不是“價值觀”，而是“以經濟利益為根本的戰略需求”。德國是個出口國，其經濟對海外貿易的依賴越來越大，因此，柏林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不得不更多地顧及出口大户們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類似“東方政策”和“以商促變”的方案對政府來説就非常具有誘惑力，因為，它對外終於可以擺脱“經濟主導外交”的狹隘名聲，給純粹的“重商主義”披上一件看似“高大上”的外衣：促進世界和平，推動民主進程。
歐美至今公開的質疑內容主要是“不公平，不透明，破壞環境，有違人權”等。客觀地説，“一帶一路”當然還有不少需要積累經驗的地方，也不能排除“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思想和做法的存在；西方質疑的理由中，的確也含有人文關懷和文明發展的理念成分。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和分析，便會發現，歐美更多的還是在用“普世價值”來掩飾自己的利益得失。
如果歐美對外投資時真的關注人權、環保、勞工保護等，當年也不會把許多破壞環境、有損健康的產品生產線移往中國，也不會不顧非常惡劣的生產和安全環境繼續使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廉價勞動力，更不會在中國健全勞動法和生產體制後試圖離開中國，轉而去體制和規則還不健全的東南亞投資。
面對經過千辛萬苦達成的“巴黎氣候協定”，一個發展中大國堅持履行環保義務，一個工業強國卻拒絕承擔責任。這個事實已足夠證明，歐美針對“一帶一路”的質疑應該另有其他原因。
那麼，歐美與中國圍繞“一帶一路”的根本分歧究竟是什麼呢？筆者認為，它既不是“理念之爭”，也不是“規則之爭”“標準之爭”，甚至都未必是“模式之爭”，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之爭”。
面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歐美實際上正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中：一方面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了中國的進取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又一時找不到特別有效的應對方法。這份“尷尬”也在於，中國如今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西方現行的國際體系（WTO等）。換句話説，中國借西方體系這隻“雞”在中國的“飼養環境”下生出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蛋”。
西方不能否認中國基本上是按照他們定的規則運作的，如今，中國的發展已超出了其掌控範圍，於是，西方只好推説“原有的體系已經陳舊，需要增加新的遊戲規則”。這個所謂的“WTO+框架”，説白了就是在西方原有體系的基礎上增加限制中國的條款，這裏的“框架”無外乎就是要“框住”中國。為此，歐美甚至不惜採取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的“保護主義”措施，如計劃限制中企在歐洲的併購，威脅要對中企增税等。
有兩點，歐美不應該視而不見，或假裝看不見：第一，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對中國長期實施戰略包圍有關，中國要發展就必須“突圍”和“破局”。第二，現在質疑“一帶一路”的基本上是少數大國和強國，而不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説明，歐美並不是不知道中國倡議的“普惠性”，而是無法適應已經改變了的國際格局。
歸納起來説，西方眼下圍繞“一帶一路”所犯的“心病”主要出於以下三個原因：
1.“一帶一路”不僅涉及歐亞大陸，實際上覆蓋了全球，歐美擔心自己在國際市場的份額受到大幅擠壓。
2.中國通過16+1合作與中東歐國家達成基礎設施協議，以德國為首的歐盟不僅擔心中國的經濟行為會破壞歐盟內部的採購原則，更擔心會影響到歐盟內部政治決議的形成。
3.歐美擔心“中國模式”（“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或“政經合一的威權體制”）一旦成功，最終將在全球產生巨大的模仿效應，從而動搖西方的“民主模式”，影響歐盟的統一進程（Unterwanderung der EU）。
一句話：歐美對“一帶一路”的抗拒其實就是覺得中國動了他們的“奶酪”，也是對中國迅速崛起和“中國模式”的不適應和絕望反應。
結語
其實，歐美如臨大敵的所謂“中國模式”壓根兒就是一個“生於斯，成於彼”的綜合產物。中國如果不學習借鑑西方的經驗和方法，不利用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反之，中國如果不秉持“洋為中用”“他為我用”的理念 ，走“中國特色”的本土化之路，而是“全盤西化”“照葫畫瓢”，同樣無法達到目前的成果。
國內有專家學者表示，“作為老師，西方應該對中國今天的成就感到欣慰啊！”言外之意，就是歐美沒有理由指責或質疑中國。這話或許帶有某種揶揄調侃的意味，但希冀歐美無怨無悔地接受中國的崛起是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假如當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要求或希望中國這個“老師”為被昔日的“學生”所打敗而感到欣慰，中國人會接受嗎？實際上，中國被日本打敗後留下的心理創傷，要遠遠大於“鴉片戰爭”中被歐洲列強徵服所帶來的後果。
同理，日本“一國之下萬國之上”的地位被中國超越後，同樣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直到現在依然對此耿耿於懷，不斷使用“小動作”來試圖挽回自己或許已經一去不返的往日崢嶸。
國內有專家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在眼下的造勢階段無法不高調，筆者對此不以為然。中國俗話説的好：“有理不在聲高”，“酒香不怕巷子深”。與其高調與歐美去論理或解釋，不如腳踏實地去踐行自己的理念。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還有，現階段去討論“一帶一路”方略是否成功還為時過早。中國政府之所以選擇這條路，有積極進取，實現“中國夢”的因素，也有推動經濟增長、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等的迫切需要。紅軍當年的“長征”，從開始時的被迫轉移，到最後奪取全國勝利，所經歷的是一個極其艱難困苦的過程。
國內有專家學者認為，只要歐美“最終認識到中國模式具有普適性時，這些質疑才會逐漸消失。”筆者認為，這是對中國與歐美矛盾的錯位評估。歐美排斥詆譭“一帶一路”，並非因為他們沒意識到或沒看到中國模式的“普適性”和“普惠性”，相反，他們正是因為看到了這點，才感到“中國模式”對自己的威脅正一步步逼近。
因此，筆者相信，只要歐美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中國的“損害”，就不可能停止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和排斥。那麼，中國該怎麼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或許是一個更好的處世心態。至於“功過是非”“成敗得失”這樣的問題，還是留待歷史去評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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