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機構改革——新時代中國國家治理的範式革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最近，中共中央公佈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全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本來，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應有之義。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一直處於動態的改革過程中，從未停下腳步。幾乎每隔四五年，國家機構都會進行一次大的改革。但是，這一次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堪稱是國家治理的一場範式革命。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決定了共產黨是中國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貫穿於整個國家治理過程中。所以，中國的國家機構改革跟黨的中央部門機構改革很難分開。改革開放以後的幾次重大機構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88年和1999年，黨中央的機構改革與國家機構的改革在時間上基本上是同步進行。

在此之後，中國還進行過三次國務院機構改革，雖然這幾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也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但由於機構改革的範圍集中在國家機關，黨中央的機構改革並未同時進行，所以改革的深度和廣度有一定侷限。這一次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機過程來進行，這就決定了這次改革的廣度與深度具有根本性的突破。

國務院歷次機構改革（圖片來源：新京報）

這一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重大革命性意義在於，通過黨政機構的改革，把黨的全面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徵具體落實到了國家治理體系中。中國在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一直是中國的領導核心。但是，黨的領導核心如何在國家治理和經濟建設中具體體現出來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問題。

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2018年，中共中央在19大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中再次強調了黨對國家的全面領導。但是，黨的全面領導要落隨到實處，還需要在黨中央的各個部門和政府的各個具體機構設置中體現出來。這一次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正是要完善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

1962年，毛澤東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

那麼，為什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一定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為什麼不能以黨政分開的形式來進行國家治理的改革？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這個問題涉及到對黨的立黨宗旨的理解，涉及到了對中國共產黨性質的理解。

首先，共產主義是把消滅階級和政黨、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作為最終目標，所以，共產黨本身並沒有自己固有的特殊利益，這是共產黨區別於其它所有政黨的一個根本特徵。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黨章上明確宣佈：“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羣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無私本質決定了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必須要堅持黨的領導，因為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保證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才能保證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相反，如果國家機構的改革脱離了黨的全面領導，改革的進程就很難保持公平性，有可能會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而陷入歧途。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要求黨必須在國家機構中居於核心領導地位。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看，工人階級在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起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後，始終面臨着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這就是如何防止新生國家機器的變質和腐敗，防止國家公職人員利用國家公權力謀取私利。從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和成功經驗看，加強黨在政府各個部門的政治領導，保證黨的領導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全覆蓋是最為根本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腐敗現象都與黨的領導國家治理體系中缺位有關。而中國在十八大後的經驗顯示，只要切實加強黨在政府部門的政治領導，真正做到黨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全覆蓋，政府的腐敗現象就會得到有效控制。

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講政治，是我們黨補鈣壯骨、強身健體的根本保證，是我們黨培養自我革命勇氣、增強自我淨化能力、提高排毒殺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徑。”（@新華網）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精神是黨不變質、國不變色的保證。也許有人會問，即使上述兩點理由都成立，但事物總在變化。如果通過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來確保黨的領導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全覆蓋，那怎麼保證共產黨本身不發生變化，最後蜕化為一個擁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團體呢？答案在於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堅強的自我革命精神的政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於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會看到中共有一個其它任何政黨都不具有的特質，這就是永不熄滅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69年走過的歷史證明，中共的歷史既是組織領導廣大人民進行社會革命和社會建設的歷史，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歷史。

從以上可以看到，人民大眾、共產黨和政府之間之間事實上已經在社會生活中中形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結構，其中，共產黨在這個三位一體結構中居於核心地位。政府機構是實現國家有效治理的具體部門，黨在政府機構全覆蓋的政治領導則是政府機構運行的靈魂和指導原則，而黨的領導則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集中體現。這樣一來形成了人民大眾——共產黨——政府的邏輯鏈條。

中共中央在19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就是把這種以共產黨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結構納入了國家治理體系。

在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極大地提升了人民大眾的參政意識，如何把日益高漲的人民參政意識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西方國家由於數百年的精英統治結構根深蒂固，人民羣眾的參政意識和訴求表達難以得到正常表達，最終造成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迅速蔓延。

中國的現代建國是以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形式實現的，共產黨與人民大眾血肉相連，能夠迅速有效地反映人民大眾的利益訴求。所以，在全球不同國家治理體系的競爭中，中國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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