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佩·埃斯科巴：普京—習近平時代會取代西方自由主義秩序嗎？

【翻譯/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黃鬱】習近平最近在北京全票當選為中國國家主席，他將繼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浩大工程，同時俄羅斯大選的結果再次確認普京能留在總統職位上，這就保證了俄中戰略合作伙伴關係能夠平穩地持續下去。而且，這將促進“一帶一路”倡議（BRI）和歐亞經濟聯盟（EEAU）之間的互動，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和20國集團內部的政策協調，並促進歐亞一體化的整體進程。不過，習近平—普京時代的進一步強化可能會讓西方自由主義者（包括新自由主義者）感到憂心忡忡。

《亞洲時報》記者佩佩·埃斯科巴3月25日撰文：《普京—習近平時代會取代西方自由主義秩序嗎？》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一直篤信着自己的宣傳話語（propaganda narrative），這種話語將資本主義擴張與民主不可遏制的全球性擴散直接聯繫在一起。而最後，審慎的批判性思考揭開了這種話語的欺騙性面紗，證明這只是一場宏大的幻想。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真實發生的情況是，西方資本主義從中國經濟特區的廉價勞動力中受益匪淺。上世紀90年代，西方精英們出於眾所周知的傲慢而認為，中國頂多只會是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國，或者最多趕上實力已大不如前的俄羅斯，而絕對沒有能力積累起足夠的技術知識來挑戰西方，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

通常而言，那些獲得經濟高速增長和政治自由化的國家會被認為更為自由，而歷史記錄無可爭議地表明，“自由”與貿易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例如，普魯士君主制降低了貿易壁壘，從而導致了1834年關税同盟的創建；1933年至1938年間的第三帝國則提供了一組令人訝異的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組合。

中國的制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民族凝聚力而對國家進行控制的制度，這當然不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要求。裴敏欣是《中國被困的過渡時期》（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的作者，早在12年前他就已經預測到，中國共產黨決不會走上西方“自由民主”之路。

他準確地觀察到，“中國對於成為西方俱樂部的一員並無興趣，他們渴望從西方自由主義秩序中獲益，但拒絕接受西方的政治價值，也恐懼西方秩序下的安全聯盟。而在他們強大之後的如今，中國正在試圖打造他們自己的俱樂部”。

但裴敏欣也犯了一點錯誤：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會扼殺中國的經濟增長（“未來會發生類似於日本經濟停滯的狀況”），需要足夠長的時間來調整中國的經濟模式。

如果不從妖魔化的視角去看待俄羅斯，我們會發現，事實上今天的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民主國家，雖然還遠遠不夠完美。分析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如何被操縱是很重要的，《認知失調的民主》這本新書的第三章就詳述了俄羅斯所遭受的凌虐：鮑里斯·葉利欽的“自由市場改革”促成了一小羣億萬富豪寡頭的出現，包括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等人，這羣人接管了俄羅斯遭受休克療法的經濟體。

而在1991至1997年間，俄羅斯的GDP下跌了83%，同時國外對俄羅斯經濟體的投資也降低了92%。這是一組令人震驚的數據。

霍多爾科夫斯基的例子是象徵性的。通過尤科斯石油公司，他擁有了重要的西伯利亞油田，並於2003年普京追蹤他時將這些油田全部出售給西方企業。毫無疑問，北京領導層對這種寡頭現象進行了集中性的研究，對於關鍵性國家資源的控制是中國政府最後的紅線。

對於普京和習近平來説，最高裁決者只能是國家，而不應該是一小羣寡頭，儘管在奉行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西方這已經成了一種常態。在金磚國家層面，目前在巴西擔任總統職位的篡位者正在盡全力將大部分鹽下石油儲備以及航空巨頭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交給外國利益集團。

如今，西方制度的守護者們為“衰落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進行哀悼已經成為了某種儀式。至少有人承認它“既不自由，也不涉及全世界，更談不上有秩序”。

少數西方守護者們可能更現實一些，他們也意識到西方政治家正面臨着普遍性的羣眾不滿，卻仍然相信“重建民主的道德基礎”是有可能的。

在主導性的新自由主義信條之下，左派和右派的信徒們都無法理解民粹主義的興起。事實上，這是因為在民粹主義影響下的人清楚地看到“法治”和“國家主權”這些神話如何快速陷入泥潭。在這一背景之下，西方建制的守衞者們只好懷舊地哀悼着“精英影響力的喪失”。

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這些被牽涉到歐亞一體化中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着專制體制，而且可以這樣説：除中國外，與其真正的潛力相比，它們在經濟上仍然表現不佳。

然而他們最重視的一件事是在多極體系中的國家主權，這是他們與自由世界秩序價值觀的對立之處，他們並不相信自由主義是唯一的發展道路。

至於“精英影響力的喪失”，這是一個富有而強大的小集團的自我哀悼，他們對於某種模糊的民主道德高地的執着背後，隱藏着深深的恐懼，他們擔心着西方單極主導力的衰弱和消逝，而且這種消逝目前正在加速。

當我們觀察歐盟時，所有這些矛盾都很明顯。自從《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簽訂以來，歐盟一直被引導成為默克爾所定義的德國式的歐羅巴聯邦共和國。

任何熟悉布魯塞爾的人都知道，那些免於繳税的歐盟官僚們是如何從一個超集中的、官僚式的卡夫卡式監管體系中榨取利益的，他們與正常的現實生活中的歐洲人完全脱節。

歐盟所推行的“經濟一體化”概念中包含着大量財政緊縮政策，這些政策的推行在本質上也是反民主的。

近年來，歐洲國家最高層頻頻爆出的醜聞也在腐蝕着大眾對於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至高無上的信仰。最近一樁醜聞涉及到卡扎菲可能曾在2007年資助薩科奇在法國的總統競選活動；此外，一個以能源政治、水政治以及重大武器合同為特徵的模糊事件也使得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幾乎失去了任何道德制高點。

現在把它與中國的政治理想相對比，我們不得不承認，希臘羅馬的啓蒙政治理論不再是唯一具有合法性與説服力的意識形態。然而，傲慢的西方幾乎沒有可能會願意聆聽來自東方孔子的智慧。

（青年觀察者黃鬱譯自3月25日《亞洲時報》網站，觀察者網馬力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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