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默：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的另一種觀察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海默】

任何稍微留心目前美國政治的人都不會對“極化”這個詞感到陌生，自由派媒體整日猛攻特朗普政權，立法機構動輒威脅停止對政府部門撥款使其關門，共和民主兩黨高階人士火爆互嗆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著名政治學者James Q. Wilson就曾強調對21世紀美國而言政治上的高度分化對立，可能會是一個重大，甚至於致命的問題。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研究領域的大家弗里納(Morris P. Fiorina)在2017年出版了新著《不穩定的多數派》（Unstable Majorities）一書，系統闡述了他對美國政治極化的綜合看法，在美國政界、學界都引發了一定的迴響。

Morris P. Fiorina，圖片來源：wiki

在弗里納教授看來，許多研究者聲稱的“在國會與各州立法層級所大量出現的極化現象，主要是由日趨極化的美國一般廣泛公眾的對立情緒所驅動”， 實際上是有很大誤導性的。  

弗里納教授指出，如果美國政治真的完全極化了，那麼從理論上來講，支持兩黨中任一黨的選民人數就應該大幅增加，也就是説，逐漸地那些自詡為“獨立派”的選民就會慢慢或者滑向共和黨，或者滑向民主黨，然而事實上，這情況並未發生。

而且，從對大量相關數據的統計分析得出的結果看，不僅美國普遍民眾在意識形態指標（自由或者保守）説不上極化，他們對於黨派選擇（共和黨或者民主黨）其實離“極化”更為遙遠。這個看法在美國現實政治生活中是能夠找到例子支持的，比如鏽帶州一些曾經支持奧巴馬的選民在2016年大選中轉而投票給了特朗普，而且他們投給特朗普的主要理由也並非因為特朗普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弗里納教授認為現在的美國政治格局類似於19世紀末的所謂“鍍金時代”（Gilded Age），在那個時代里美國政治是出了名的“決策無力”, 政治僵局（Political Stalemate）頻現。1874到1894年之間國會佔多數的黨派一直是反覆變動不居，當選總統很少能拿到超過50%支持的票。而且，就如2000年與2016年發生的一樣，在1876與1888年通過候選人團投票確認當選的總統並未實際贏得全體選民票。

弗里納教授對於2016年特朗普大勝一事的看法也是相當與眾不同。在他看來，很多整天上電視節目分析美國政情的策士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因為自己被2016總統大選的結果所震撼，就認為廣大美國普通選民也是如此。

弗里納教授指出，以全國整體而計，從2012年大選，到2016年大選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變化其實非常之小。若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等幾個中西部州發生了數萬選票的移轉，希拉里即可反敗為勝。那些在2012年投票支持民主黨，到了2016年改投共和黨的選民，對於現狀展現出了一種不滿的情緒。弗里納教授同時指出，自由與保守兩派精英分子之間白熱化的爭鬥，不管看起來多麼激烈炫目，其實完全無法反映出美國一般民眾真正在意的那些問題。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論點也是弗里納教授長期所持的看法。弗里納教授向來認為，通常所言的美國內部存在的激烈文化戰爭，體現在政治上其實並非如此。大量的美國人政治上屬於立於中間的一羣，而極化的其實往往是政治領袖與精英。雖然人們常常強調紅州與藍州的區別，但是紅藍州公共意見平台上流行的看法，彼此之間其實並無多大不同。

弗里納教授非常有名的一個論斷就是，美國政治的現實情況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積極分子們分別組成一系列小型團體，然後這些小型團體之間彼此爭鬥不休，而實際上美國廣大公眾的觀點則通常呈現為比較温和中庸的，比較願意包容不同看法的，同時也是比較含混不清晰的，而遠非極化的，無條件的，或者教條的。

而且據弗里納教授看來，大多數普通美國人其實並不是那麼在意政治。弗里納教授充分看到了今日民主、共和兩黨事事針鋒相對而產生的黨派分類(party sorting)現象使得每一黨的內部都更趨一元化和同質化，今日美國選民很難找到一個立場偏自由的共和黨候選人，也很難找到一個立場偏保守的民主黨候選人；與一般基層黨員相較，處於兩黨領導階層的政治精英彼此之間的激烈爭鬥更為顯著。民主黨日益成為自由派分子匯聚之地，共和黨日益成為保守派分子的大本營，但這完全不意味着一般美國公眾也就隨之政治上極化了。

不過，在回答VOX記者的提問時，弗里納教授也明確承認，與往日相比，民主、共和兩黨黨員之間彼此的相似性的確是減少了。在一定程度上，弗里納教授的核心觀點已經廣為美國政治學界接受：大多數選民在歷史上一直是，並且如今仍是持較為温和與適度的政策立場的（most voters have been and remain overwhelmingly moderate in their policy positions），被炒得火熱的所謂“文化戰爭”（the culture war）概念基本並不適用於談美國政治的實景。

當然，並非所有學者都同意弗里納教授的觀點。就如 Delia Baldassarri 等政治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問題的一個關鍵之處在於如何準確地界定何為政治極化。

如果按照弗里納教授那樣定義“政治極化”，也許美國廣泛一般公眾真的並未走向極化。然而，如果按照另外一些學者的定義，所謂政治極化是指：“即使公共意見只在很少數的議題上有所極化對立，但，大的意識形態與黨派化分界線的確清晰存在”。那麼美國毫無疑問是存在廣泛極化現象。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同樣專門研究美國政治的Robert Shapiro先生也向筆者指出：在這部2017年新著中，弗里納教授開始更為強調“黨派分類”這一概念的重要性。黨派分類和激烈的兩黨競爭使得一黨更有可能同時控制立法-行政部門，從而實現“一元化政府”，而這反過來又增加了美國政治上的情緒性對立。而嚴格定義的“政治極化”情形雖然可能真的未有增加，卻只是一場並不那麼重要的穿插表演節目。

雖然中美的政治差異極大，但是中國某些古老的政治智慧未嘗不可為今日美國一用，尤其是中國儒家政治文明裏經常強調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衷共濟，相忍為國的精神。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孟子説：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尚書》中説：“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左傳》中有云： “民”為“神之主”。近世中國知識分子也曾點出過：“黨爭俶擾，不但無裨於國是，而國是反因政黨而礙其進行。”

越是政治上的精英人物，越應該側重於體察和解決廣大一般人民現實生活中所關注的實際真問題（比如切實解決官僚體系隊伍的人員素質提升和加強良善公共治理的問題），而非整日糾結於自由-保守兩派永無終止之日的意識形態爭鬥。如果弗里納教授對美國政治的診斷是對的，那麼美國廣大一般民眾現實生活中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恐怕就是那種意識形態上曠日持久的鏖戰了，而如果美國政治精英繼續沉迷於那樣的鏖戰中，一意走“道之以政”的老路，也許只會激起選民在投票時更多的不滿和怨氣，最終冤冤相報，形成某種反覆出現的“負能量”循環。這也正是貝淡寧教授所特別措意的“在當代大國進行政治建設時，中樞領導層的個人修養素質特別重要”那一層涵義。

另外，社會普通個體的高度政治化究竟是好是壞，似乎也值得思考與討論。因為弗里納教授的研究告訴我們，一個社會普通個體越是傾注情感於政治，他對於持不同政見的人士的看法就可能會越扭曲，越出離現實和越加懷有惡意。這與筆者2017年一篇小文中所談的“意識形態先行，到哪都是種病。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看到，往往都是説別人意識形態先行易，檢視自身意識形態先行難”恰有相通。

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坦率地講，中國能向美國政治文明虛心學習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其國家體制中高度精密的制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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