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科學家待遇不如娛樂明星”，今年起政府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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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
“對承擔重大科技攻關任務的科研人員，採取靈活的薪酬制度和獎勵措施。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
這兩句話鼓勵了很多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和專家。
王湧天，北京理工大學信息與電子學部主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一個近300人的長江學者微信羣裏寫下：“請注意今天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大利好：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大家都擼起袖子加油幹吧！”
政府適時發出這個利好消息不僅是為了提升科研人員的獲得感，提升他們的鬥志；更是為了把我們國家的科技成果轉化好，更好的為產業發展貢獻力量。
科技轉化的核心是“走出來”和“迎過來”
2008年以來，我國當年發表的SCI論文數就一直穩居世界第二，科技論文引用數也從世界第九位穩步提高到目前的世界第三。
2012年我國專利的總申請量達到世界第一，而國際專利的申請量也在2017年達到世界第二。
可以説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科研大國，在理論創新上屬於世界第一梯隊中的佼佼者。在應用和設備開發中，我們也有BAT和華為這樣的科技龍頭企業提供科技產品。問題在於我們很難説清楚世界第二的理論創新中有哪些十年內可以變為中國未來企業市場制勝的法寶，也很難説清楚比國家科研經費的總和還高的企業研發投入有哪些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助力。相關學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科研生產“兩層皮”。
破解兩層皮，實現產學研一體化，關鍵就在於科技成果的立項和轉化。筆者認為其關鍵在於如何使高校科研人員走出來，同時讓企業研發人員有機會“返回”高校，為未來企業培養人才，讓科技創新更貼地氣。
當研究員完成某項技術的初步實現時就基本完成了預定的科研目標，評價其水平高不高的主要依據是其技術理念是否先進。而企業對技術是否先進的敏感度要低一些，更多重視的是技術是否價格合理、是否足夠成熟、用着方不方便的問題。從滿足科研需要到符合企業要求之間存在着一個需求轉換的問題，誰來進行這一轉換呢？只有科研工作者。
科研工作者最大的優勢站在科技的前沿，缺點是工程意識相對差一些。而科研院所也不鼓勵科研工作者花大量的時間去做調整優化和易用可維護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發不了論文，出不了成果。
因此要實現成果轉化，科研人員必須走出來，寒武紀科技公司就是一個好的嘗試。寒武紀科技的早期技術團隊幾乎都來源於中國科學院，團隊成員走出來以後2017年A輪融資獲投1億美元，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
(寒武紀CEO陳天石發表過很多論文，幾乎都發表在頂級刊物和會議上)
而寒武紀最大的優勢恰恰是其骨幹人員來自“科研先鋒”，技術理念非常先進，被譽為AI獨角獸。而其競爭對手Cerebras Systems、Mythic、深思考、深鑑科技等公司創始人不是已經工作若干年的芯片設計師，就是對技術瞭解不深的金融投資人，因此技術理念相對較落後。
寒武紀的這種優勢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企業對先進技術研發投入和後備科技人員培養的欠缺，而負責培養人才的高校卻很難得到來自企業的信息。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那麼多大科技企業中，筆者只見過英特爾、華為和騰訊編寫的高等教育課本，而其中華為和騰訊編寫的書數量還只有幾本。企業人才不迴流高校，學生就很容易出現“教的全沒用，用的都沒教”的現象。
John Hennessy（左）和David Patterson 拿着他們合著的《計算機體系架構：量化研究方法》
今年3月21日，約翰·軒尼詩（John Hennessy）因為提出RISC——精簡指令集而被授予2017年度的圖靈獎，而軒尼詩還是MIPS科技公司的創辦者。不可否認的是MIPS作為一家公司比較失敗，先是高性能計算市場被技術相對落後的老X86架構打敗，接着低功耗領域又被借鑑其思路的RISC後起之秀ARM碾壓。但是軒尼詩商業失敗後，沉潛到教學工作中，先後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和校長，為美國IC產業的發展培養了大量人才。
新舉措是讓科研成果轉化好的必然要求
儘管很多人提到科研人員擁有成果產權，首先想到的就是這是一種物質激勵。筆者不反對對科技成果進行物質獎勵，畢竟靠技術致富並不可恥。不過政府推出這項政策的動因還真沒有那麼簡單。相反，科研人員如果沒有成果產權，很多科技成果在今天就轉化不好。
技術人員與資方擁有不同的利益和考量，產權既是把二者聯合到一起的粘結劑，又是科技人員向資方爭取合理技術主導權的利器。
中國最早的一批科技企業之一的聯想就很能反映這個問題。中科院每次減持聯想的股份都有對實情不瞭解的聯想員工説諸如“中科院，20萬元投資收益61個億”的怪話。確實中科院當年給柳傳志個人可以自由操作的現金只有幾十萬，但中科院為了聯想是隻投入幾十萬麼？
聯想最早的拳頭產品“漢卡”就是中科院計算所的知識產權，沒有單獨向聯想收費；聯想早期的研發人員完全來自中科院，工資幾乎全由中科院撥給，相關設備也完全是中科院的；中科院的科研用地為了扶持聯想也給了聯想……
而另一方面，晚一些加入聯想的人也有想法。主要是覺得來自於“體制內”的科研工作者工作不積極，紀律意識也比較差，同時也不太務實。而站在中科院科研人員的角度説也很好理解這一表現。中科院的科研人員過來聯想幫忙不僅自帶“乾糧”，還得自帶設備；同時很多人也沒能從聯想的財富中獲得收益，工資説不定還不如普通搞銷售的。同時科研人員畢竟還是要用高水平的論文説話，難免希望企業能多搞搞高技術的產品。
如果當時人們能有知識產權的意識，科研人員的腦力貢獻能得到合理的尊重，聯想內部因為出身自“內”還是“外”而產生的爭論也許就會小得多。而中科院計算所也不會完全失去對聯想技術方向的主導權，聯想或許不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方向已經清晰，前途還有困難
隨着政府工作報告做出的頂層設計，科研人員要不要擁有成果產權的界定已經比較清晰了。不過和任何改革一樣，具體的落實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並出台相關的規定。
在傳統認知中，科研機構是科研產權的唯一擁有者。現在科研技術人員也擁有了對於成果的產權，那麼科研人員所擁有的產權與科研機構的比例又是多少呢？科研機構的產權的實現方式有沒有什麼規定呢？
事實上目前很多科研機構的產權實現傾向於單獨一直做下去這種方式。這樣的模式擁有很多的優點，一是能夠每年獲得一部分收益並且實現略有上漲，二是有利於本單位內人員培養和安排。不過這一模式同時也非常不利於技術的推廣。這一模式要求本單位及本單位人員總持股達到50%以上，限制了投資規模，限制了企業總大小和員工構成，削弱了市場競爭力。
科研人員雖然有了產權，在成果轉讓談判中也只是普通的一方。機構作為其中更重要的一方如果不支持其他實現方式諸如只持股分紅不絕對控股或者一次買斷等方式，那麼政府的政策就真的變成只是對科研人員的獎勵了。
此外誰算科研人員也是一個問題？參與研究的所有人員集體擁有產權還是項目主要負責人擁有產權？集體擁有產權以後如何進行股權談判？少數負責人擁有產權如何保障公平？
還有企業人員“重返”高校的問題。目前很多大學都已經有來自於企業和個人的教授，這些教授的水平如何認證？要不要結合現在的成果產權政策進行考評？
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不過我堅信此次改革確有必要，科研成果轉化的明天大勢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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