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胡蘿蔔加大棒招數用盡，美國又想靠貿易戰守住這條底線
最近，中美要打貿易戰的評論鋪天蓋地，美國是箭在弦上，大有不得不發之勢。而中國的官方發言人、專家學者、智庫也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希望打貿易戰，但也不怕打貿易戰。美國財長姆努欽最近又表示雙方在談判，如果談得好，也可以避免貿易戰。美國股市對中美貿易戰的前景表示擔憂，出現大起大落，也引發全球股市起伏不定。那麼，中美之間會打貿易戰嗎？
2018年3月8日美國宣佈要對中國的鋼鋁徵税；3月22日，又宣佈要對洗衣機、太陽能電池及對中國的600億美元出口產品徵税。特朗普在推特上説要中國2018年減少對美貿易順差1000億美元。這些舉措確實有要與中國開打貿易戰的架勢。不過，我們不能只看這些表面現象，還是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什麼是問題的本質呢？
如果從中國的媒體、網站上搜尋中國各方人士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認為中美之間確實要打貿易戰，但中國並不怕打貿易戰，一定會奉陪到底。
第二，大多數人認為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可以通過談判獲得解決。
第三，有個別中方人士指出，美國挑出的600億美元徵税產品是《中國製造2025》中的核心領域，是中國未來可能與美國競爭的行業。美國是為了阻止中國的競爭力上升，是大國崛起必然發生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經濟戰。國外人士也有這種觀點。
應該説這三種分析和應對都有道理，而第三種認識更有深度。如果説美國真要與中國打貿易戰，為何不拿美國進口額更大的成衣、鞋、日用品開刀，而它挑出來的產品無論是鋼鋁、洗衣機、太陽能電池還是600億美元的商品，在中美500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中佔比很小，對中國的影響並不大，對美國的消費者也影響不大。因此，似乎不是要打貿易戰。那美國如此大張旗鼓地擺出打貿易戰的姿態又是為了什麼呢？
先看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第一次國情諮文中説了些什麼：“美國終於結束了幾十年來犧牲我們的繁榮，轉移我們的工作、公司和國家財富的貿易交易。”他還説：“在全世界，我們面臨流氓政權、恐怖集團和中俄等競爭者對我們的利益、經濟和價值的挑戰。面對這些危險，我們知道，軟弱肯定會導致衝突，而無可比擬的實力才是保衞自己的可靠途徑”。把中國與“流氓國家”及恐怖集團並列為美國的威脅。
再看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是怎樣為中美關係定性的：
“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
“這些競爭（指中、俄、朝、伊朗、恐怖主義及跨國犯罪集團）要求美國重新思考過去20年的政策，這些政策是建立在與對手進行接觸及將他們納入到國際機構和全球商務體系中，就可以使他們變為無害的行為者和可信賴的夥伴的假設之上的。總的來説，這一假設是錯誤的”。
“美國面對三個主要的挑戰者——中俄修正主義大國、北朝鮮和伊朗流氓國家以及跨國犯罪組織，尤其是伊斯蘭聖戰組織恐怖集團——他們積極地與美國及我國的盟友和夥伴進行競爭”。
總之，美國在這份報告中把中國列為面臨的五大威脅之一，而且認為中國是通過不公平的貿易手段獲取了競爭力，用違反知識產權的辦法獲得技術進步，與美國企業的合作取得了競爭優勢。派留學生到美國侵佔了美國教育的好處，美國要切斷這些使中國獲益的渠道。
2018年3月4月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合刊上刊登了題為《中國的懲罰》的文章。一位作者是庫爾特·坎貝爾，他現在是亞洲集團主席，曾於2009年至2013年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另一位作者是艾麗·蘭特娜，現為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研究部的高級研究員，2013年至2015年曾任美國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文中説：“胡蘿蔔與大棒都沒能使中國變成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外交與商業的接觸和包容，也沒使北京的政治與經濟變得開放。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地區平衡政策也沒制止北京尋求取代美國主導的制度的核心內容。自由的國際秩序，也沒有能像我們期望的那樣有力地引誘或是限制中國。相反中國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前進，在這一過程中使美國許多期望落空”。
“現實説明，有必要重新思考一個清楚的對華政策”。
“美國曾設想更多地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可以使中國經濟逐步地，但是堅定地走向自由化。1990年，美國總統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説，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繫的加強，對中國重回改革道路至關重要。這一觀點在美國曾佔據幾十年的統治地位。這一信念驅使美國在90年代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2006年與中國進行經濟對話，在奧巴馬政府期間與中國進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然而，本世紀初期，中國的經濟改革停止了。與西方的期望相反，在中國變得更加富裕時，北京反而加強了它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持續的增長沒使中國變成一支更加開放的力量，反而是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及國家主導的經濟合法性服務了。”
“中國無可避免地滑向了更像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時期的政治氣候，而不是80年代鄧小平時期的政治氣候。”
“華盛頓現在面對的是現代歷史上最有活力和巨大的競爭者。正確對待這個挑戰，就要放棄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充滿希望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用對美國戰略上的假設提出質問的方式向正確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從上述文件和文章中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過去40年對華接觸和發展商貿關係的政策，沒有使中國朝着美國期望的方向發展，反而使中國鞏固了共產黨的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因此過去的對華政策失敗了，需要重新制定對華政策。中國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的挑戰者，不是維護者，因此不能讓中國繼續佔有這一體制的好處。美國“自由、公平、公開”的體制應該對應的是中國“自由、公平、公開”的體制。
從以上引述和分析判斷，美國的對華政策要實現兩個目標。其一，美國希望中國的政治制度應朝着美國希望的“自由民主”方向發展；其二，美國希望中國的經濟和市場完全開放。也就是説，中國市場的開放度要達到美國的要求。
美國知道第一個目標很難實現，因此第二個目標是底線。雖然不能改變中國，但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美國的商業利益要最大化。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美國要打的就不只是貿易戰，貿易戰只是手段，雖然它具有貿易戰的特徵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盡力阻止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市場（全面）開放。打開中國市場，使外國公司、投資者面對一個所謂“更加公平透明的中國市場”，在美國是兩黨、精英層、商人的共識，也是歐、日等發達國家的共識，他們都在等待美國打開中國的市場，使他們可以同等受益。對這一點我們應該有清楚的認識。
如果僅認為美國是要與我們打一場貿易戰，恐怕這種認識太膚淺了。因為貿易戰是雙輸的，美國不一定願意承擔損失。這是過去幾十年美國所採取的態度，所以中美之間一直沒有發生真正的貿易戰。
而美國現在是要改變對華政策，要以中國市場的“全面”開放為目的，所以美國有可能是準備好了承擔一些損失，不達到目的不罷休。這樣，我們面對的恐怕不只是貿易戰。我們還會在文化、教育、體育、外交等多個領域面對美國和發達國家的打擊。
今天發生在俄羅斯身上的事，不能排除不發生在我們身上。在美國看來，這是維護其主導權、霸權的生死之戰，不能期望美國會手軟。如果我們市場開放還不能滿足美國的需要，上述情況就都可能發生，因為戰後的體制是美國製定並主導的，如果有人要挑戰，美國現在可能要把挑戰者排除在這個體制之外。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把美國最近的這一系列舉措理解成貿易戰，這已經是主導權之爭、道路之爭。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呢？是否想好了怎麼去爭？並不是應付一下，多進口點東西就完了，而是要有一個可行的，長期的打算！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信基金會”，文章來源為《經濟導刊》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