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莫恩：人權運動加劇了經濟不平等
【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是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歐美世界著名的人權史專家，其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中文本為《最後的烏托邦：歷史中的人權》，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對人權史做出了深刻解讀。在其近期將於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尚需努力:不平等世界中的人權》（Not Enough：Human Rights in an Unequal World），莫恩對自己的人權史進行了反思，指出由於被冷戰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綁架，人權運動漸漸失去了其政治實質，淪為一種空洞的宣示。在他看來，如果人權運動要重整活力，就必須接受社會主義的遺產，並迎接不平等帶來的挑戰。本文翻譯是該書的節選，刊登於美國《國家》雜誌。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1981年，劇作家Zdena Tominová從家鄉共產主義捷克斯洛伐克出發，踏上了西行的長途訪問，來到都柏林做演講。她是國家政權的批判者，七七憲章的發言人，這是第一批將人權轉變為國際戰鬥口號的持不同政見的組織之一。
然而Tominová震驚了人們。她解釋道，作為國家共產主義政策的受益者，她對自己年輕時經歷的的那些理念和物質平等的政治心存感激。“突然之間，”她回憶起兒時所見的階級等級，“我沒有被剝奪權利，我可以做任何事。”這句話出自一個目睹了1968年鎮壓布拉格春季改革，並因七七憲章成員身份而頭被撞到道路上的婦女，是令人驚訝的。
但即使政府官員敦促她逃離這個國家以避免監禁時，Tominová也始終忠於她這一代的社會主義。“我認為如果這個世界有未來的話，那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她告訴她的愛爾蘭聽眾，“按照我的理解，這是一個沒有人會因為出身富裕而享有優先權的社會。”而這種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性的理想:“社會公正的世界需要所有人的到來。” Tominová 明確表示，社會主義不應作為剝奪人權的藉口。但同樣的，對於她的國家和全世界來説，人權框架的出現也不應該成為放棄反對不平等鬥爭的藉口。
如今看來，Tominová 的演講頗具諷刺：她的人權理想變成了常識，但社會主義理想卻被扼殺了。數據顯示，直到20世紀末，文本更可能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而不是“人權”。在1989年冷戰結束後，相關術語的相對流行度就發生了變化。**隨着人權觀念的傳播，人民發現對跨國界的陌生人更容易產生認同感。**但與此同時，市場自由化、對自由貿易的依賴以及制度化的管理，都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即使富人攫取了更多的權力和財富，人權也成為了我們至上的道德語言。
圖為Zdena Tominová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40年過去了，**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如何讓人權行動適應新政治經濟的發展，並重新定義我們的正義感，以對抗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勝利和不平等的爆發。**我們還應該提問如何重振Tominová的願景——將人權與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福利相結合，不放棄任何一個。
當今人權的首要前提——個人本質上擁有不可轉讓的權利，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但是，人權作為一種國際正義語言的獨特可見性基本上史無前例。
**人權宣言的原本目的首次宣告於18世紀末期的歐洲——為了證明革命和建立主權國家的正當性。**權利是有關公民身份的意義和特權的談判，主要是在國家內部運作。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當時世界各地許多人都在為脱離帝國而戰。1948年，聯合國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充斥着經濟和社會權利，但只適用於那些有公民身份的人。
《世界人權宣言》起草人之一 Alexandre Bogomolov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30年後，人權成為像國際特赦組織這樣的全球性組織的口頭禪，他們的關注點不在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上，而是在人類的生存上。同樣，擁護者們放棄通過使用暴力來實現正義，而是依靠訴諸國際法和點名批評違法者的策略。問題在於，這種權利政治的轉變恰好和這樣一種轉變同步，公民在繼續尋找和資助人權運動，但福利國家卻逐漸空心化。人權宣言的出現幫助東歐和拉丁美洲擺脱了獨裁統治，但卻無法阻止他們的國家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不平等。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熱情高漲，但地方形式的社會民主陷入了危機。
從卡爾·馬克思開始，一些左派人士就聲稱，個人權利，或是當代人權運動(或兩者兼有)在為資本主義服務。然而儘管人權和資本主義共享着道德個人主義，而且經常懷疑集體主義的項目，如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但並不是人權催生了新自由主義時代。致力於發明一個全球關注的新模式來挽救左派人士的失敗和錯誤也不是人權運動者的工作。把人權當作進步主義政治逆轉的替罪羊是有失公平的。事實上，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玷污“表面”弊端的人權不能與更“結構性”的政治共存。
此外，人權運動不僅譴責世界各地的國家暴力，而且關注各國對待其公民的性別、種族、宗教或性取向等平等問題的上的嚴重失敗。從就業到住房再到食品，人權運動人士也開始將經濟和社會權利放在首位。 事實上，儘管新自由主義政策難免原罪，它也幫助實現了人權倡導者最瘋狂的一些夢想：例如，相比於歷史上的任何其他力量，中國的市場化使更多的人擺脱了貧困。但是，如果沒有反思為什麼人權運動能夠如此容易與新自由主義政權共存，就沒有辦法將我們的政治轉向經濟公平的新議程。
在19世紀，自由作為個人固有觀念與古典自由主義和市場規則緊密相連。這意味着以權利為基礎的言論主要被用來證明自由合同和私有財產的正當性。這就難怪馬克思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人權常常作為對資本家狹隘保護的辯解。
然而在20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鼎盛時期，人權被重塑為在國家內部創造更多平等的政治的一部分。如果人權的概念因為許多其他追求這個目標的主義，當然，包括社會主義，而影響甚微，至少表明這個想法是靈活的且可以修改的。
後來，新自由主義出現了，人權運動無疑受到了影響。人權法律和政治從來沒有倒退回對合同和財產的狹隘性保護，但是他們擺脱了世紀中葉時與再分配政策的結盟，並被譴責在反抗新政治經濟方面的起着防禦性和微小的作用。
全球權利運動的典型例子，諸如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觀察組織等的組織，將重點放在聯合國人權宣言所宣稱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上，並將人權理念從公民身份轉變為羞辱國家壓迫者的許可證。而且雖然人權運動在冷戰後小心翼翼地接受了經濟和社會權利的倡導，但他們從未抨擊新自由主義樹立的財富等級制度。除了少數例外，物質平等並不是人權法律和運動所要捍衞的東西。
結果是悲觀又驚人的。建立全球責任意識和地位平等意識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但這是以每個尺度上的經濟公平為高昂代價的。人權法缺乏倡導嚴肅的再分配政治的規範，而人權運動也沒有這樣的意願。雖然在理論上説，**人權運動的重點是確保在全球化的經濟中為個人提供物質保障，但人權運動並沒有遏制財富天花板的膨脹。隨着福利國家的衰落，人權運動既未能衝擊富人的勝利，也未能應對其他國家的貧困。**人權的政治和法律項目成為不平等加劇的夥伴，這為民粹主義和進一步的權利濫用鋪平了道路。
人權理想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與新自由主義相結合，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應該譴責，更不用説拋棄，這些崇高的理想。相反，這意味着人權只有作為公平分配的新政治的一個合作伙伴才有意義。
現今飛速發展的不平等促使了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晉升，他們對人權幾乎不感冒。對人權戰略的雙重打壓是很有誘惑力的。當政權滑向邪惡時，爬上壁壘來控訴殘酷的結果，併為貧窮和脆弱的貧困人口保持希望是光榮的。事實上，儘管人權已經陪伴並幫助美化了新自由主義，這一教訓肯定不是那些激進分子應該停止譴責鎮壓，或者是代表那些生活在悲慘環境中的人撤回他們的壓力。
國際特赦組織的遊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人權活動人士確實需要就關於他們成功地在全球範圍內如此有力地定義善惡的狀況進行反思。至於我們其他人，我們必須意識到人權的限度，承認我們自己未能在權利框架之外提出大膽的設想方案。人權運動是分配問題時代的遲來者。他們即使確實感興趣，也設立了一個低門檻，只專注於從貧民中拯救最貧困的。人權不需為不平等承擔責任，但我們需要承擔把它當作靈丹妙藥的責任。
**不平等是一個不太可能單靠人權運動解決的問題。**如今的倡導組織幾乎沒有對政治上的邪惡做出任何讓步，而且他們也缺乏過去成功打擊不平等的工會和其他地方行動者所具有的特徵。但我們可以保留過去40年人權運動的優點，同時反對新自由主義。
既然人權運動不能運用用新的理想和工具來自我改造，人權運動就應該堅持它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告知我們公民概念和揭露罪惡，而不是聲稱要代表整個“全球正義”。與此同時，我們這些資助、同情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此類組織的人必須保持人權運動的地位，而不是錯把部分正義當作整體。
或許平等主義憤慨所激發的大部分人並沒有成為人權運動史的一部分，但它必須變成人權運動的未來。在人權被我們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綁架之前，展望未來允許我們回顧過去本該有的替代性選擇，這正是Tominová所渴望的那種可能性。畢竟Tominová是一位人權活動者，但她也不僅僅是一位人權活動者。
歸根結底，人權運動可以努力擺脱與新自由主義的友誼，就像讓其他人在理論和實踐中重拾平等的夢想。在我們以其他理想和方案補充人權之前，我們將離開我們尋求的未實現和受到威脅的全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