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德維爾潘：我為什麼反對伊拉克戰爭，但支持空襲敍利亞

（文/觀察者網 李泠）

“我們需要尊重每個國家彼此的獨立性……軍事幹預不是解決方案，用武力手段而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戰略是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

發已銀灰的法國前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以西裝革履的政治精英形象出現在上海鍾書閣，在圓形展台上踱着步，持一口法式英語，用激情又堅定的語調推銷其新書《論戰爭與和平》。而此時，離美、英、法“精準打擊”敍利亞未滿一天，大馬士革遭三國巡航導彈襲擊的相關報道仍佔領着新聞頭條的位置。

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在新書發佈會現場（中信出版社 供圖）

德維爾潘是一位文學家，曾出版《另一個世界》、《歐洲人》等多部暢銷著作，而其更為世人所熟知的角色，是政治家：曾出任法國前總理、外交部部長、內政部部長等職務。2003年，時任法國外交部部長的他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長篇演説，“以一個古老國家”的名義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那時美國記者對他是又愛又恨：“在這個外交部長大多缺乏稜角、乏味如黨棍的時代，德維爾潘突出得好像一個時代的錯誤。”

而此刻，在上海，在台上論述戰爭與和平關係的德維爾潘，向我們展示的是延續戴高樂精神的“和平使者”的一面：抨擊“選擇武力解決是政治扭曲的主要症狀”；呼籲在尊重各國曆史和地理條件的基礎上，尋找解決區域問題的實用措施；希望通過重塑政治，構建“新型文明”——即建立一個靈活、全面、持久的新秩序，來適應衝突的變動性，以避免此間的和平成為他地的戰爭緣由，讓和平紮根於人們的思想。

若説新書發佈會撞上美英法空襲敍利亞，是一種“偶然”；那麼在互動環節，現場觀眾和德維爾潘圍繞這次軍事打擊的你來我往，可視作“必然”。環形坐席上的中國觀眾和處於展台中央的法國前總理，從敍利亞問題出發，一問、一答，追問、補充，在一輪輪互動中共同探究戰爭的本質和弱點，試圖達成何為和平的共識。

接下來，觀察者網將以對話形式，爭取為各位讀者還原現場的思想交鋒。

1.為何空襲敍利亞

現場互動以一位政治學教授的提問開始：“您曾很反對伊拉克戰爭，當前您如何看待美、英、法一起轟炸敍利亞的局勢？”

德維爾潘在正式回答這一問題前，先解釋一番“當今全球面臨的挑戰”：

“敍利亞使用了化學武器。大部分專家都知道阿薩德政府用化學武器殘害平民，我們也看到年輕的孩子們和平民百姓在敍利亞被毒氣毒死了。法國知道化學武器的厲害，並曾遭受過化學武器的殘害，我的一名祖父就是在一戰中被化學武器所殺害的。2013年，俄羅斯、美國及全球社會決定收繳所有敍利亞化學武器。很不幸，現在敍利亞仍有這些。國際社會是不可能接受使用化學武器的。我理解當前美、法、英採取的決定，我們希望通過這種定向、有限的軍事幹預限制，銷燬所有敍利亞的化學武器。”

與德維爾潘的言之鑿鑿不同，現今國際輿論中，支持敍利亞不同陣營的媒體皆稱掌握了對方對無辜平民使用化武的證據，而就目前報道來看，敍利亞政府是否真持有並使用化武，並未出現實錘。相反，一些所謂的西方“人權”組織卻醜聞頻出，如難撇清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的救援組織“白頭盔”因涉嫌擺拍救援場景，屢次被細心的網友戳穿。

泄露出的東古塔“白頭盔”組織偽造襲擊視頻的照片

此外，普京對美國的質疑——“2003年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拿出了裝有不明物質的試管，裏面搞不好是洗衣粉”——在中國相關輿論場中，成為一句頗為流行的調侃，更進一步消解了西方國家證據論斷的真實性。

因此，會場上有觀眾緊跟“化學武器”一點，提出質疑：“很多人認為有可能是反政府組織用了化學武器，或者説時間點很重要，我們知道敍利亞政府基本上佔據了局勢的主動性，為什麼還要用化學武器來打內戰？我認為特朗普是想把國內的注意力轉移到敍利亞，所以有很多令人懷疑的地方。沒有進行嚴肅的調查，如何確保敍利亞政府用了化學武器？”

德維爾潘在思考兩秒後，搬出了常人難以知曉的“情報牌”：“法國、英國、美國都有收集情報，讓我們相信阿薩德政府是使用了化學武器的。信息在當今社會通過社交媒體等不同渠道傳播，談到真實性的話可能就很難確保了；但是政府有自己的渠道、自己的信息，讓政府領導確信阿薩德政府有能力生產、使用化學武器。”

2.法國為何參與

至下月，馬克龍當選總統即滿一週年。而回溯過往一年，這位法蘭西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卻似表現平平：國內多項改革遇阻，幾次政治危機後，民意支持率自由落體式下跌，現今社會上更是大大小小示威遊行不斷；而在國際層面，雖與東西方大國都有頻繁交往，但離實現復興法蘭西民族的使命遠不止一步之遙。

有觀眾對馬可龍出兵的動機感到好奇：“法國為什麼要出兵？是為了‘討好美國’？為了緩解國內的壓力？還是為了向世界展示法國獨立外交的地位？”

德維爾潘將主要目的歸結為“馬可龍要尊重他的承諾”：“一年前他當選成功，他講得非常清楚，給敍利亞兩條紅線：第一條紅線就是敍利亞政府有必要接受並且開放人道主義通道，這樣才能讓我們在敍利亞內部給難民們援助；第二條紅線是在去年第一次化學武器攻擊之後，馬克龍清楚説過，‘如果敍利亞政府重新部署使用化學武器，法國一定會打擊敍利亞政權，這樣才能避免這類暴行的再次重演。’作為曾經的外交官、政治領導人，我理解關於化學武器原則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馬克龍資料圖（圖/東方IC）

德維爾潘在回答中似流露出對當前局勢的無奈：“我希望並且馬克龍總統、法國外交部也講得很清楚，法國希望能夠跟國際社會一道找到新的解決方案，推動政治對話。如果我們能夠進行政治對話，那麼這次打擊可能是有效果的。我個人的理念，就是使用武力必須掌握好尺度，僅在有明確目標時謹慎使用，且要有潛力，有相配套的政治策略。”

3.除了對峙，大國如何對話

中東地區地緣政治複雜，陷入混亂內戰的敍利亞早已成為美國、俄羅斯等政治、軍事大國的角逐之地。因此，德維爾潘在回答為何空襲敍利亞時，也提到了俄羅斯：

“這種軍事幹預能不能幫我們找到政治方案解決敍利亞問題？我想這取決於國際社會的能力、參與這次軍事行動國家的能力。我個人的理解是現在在敍利亞沒有解決方案，我們必須跟俄羅斯進行強有力的對話，伊朗也是如此。

俄羅斯現在在敍利亞有着強大的影響力，這是我們無法忽視的。他們在敍利亞當地有很強大的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他們也有海軍基地、陸軍基地，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不能獨自承擔風險，不能和俄羅斯進行對抗，我們要思考如何避免分裂、如何避免與俄羅斯日益嚴重的誤解。怎麼讓俄羅斯參與到和平對話當中，這是今天最關鍵的問題。”

有觀眾為俄羅斯在敍利亞的參與作了解釋：“一種觀點認為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壓力太大了，俄羅斯其他的生存路徑都被堵死了，所以寧可花那麼多錢就是不離開敍利亞，他必須這樣做。”德維爾潘對這一觀點不置可否。

一位觀眾也借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典故談中國人“仇必和而解”的處事之道，進而好奇西方秉持何種戰爭思維：“……感覺西方戰爭更多有點功利的、為了達到某種利益的狀態，或者含有‘仇必仇到底’我恨你就必須消滅你的概念。想聽聽總理高見。”

德維爾潘在回答中反思了過往西方國家所犯的錯誤，再次重申了對各方對話的希冀：

“過去十年我們犯了很多錯誤，從美國的布什總統開始，想要通過戰爭的方法對其他國家施加民主，甚至想通過戰爭改變另外一個國家的政權。布什發起對阿富汗的戰爭，包括“9·11”之後2003年也是以同樣的目的發起戰爭，後來西方也干預了利比亞。

我個人認為這些武力干預是非常巨大的錯誤，因為你不可能通過武力讓其他國家獲得民主。很多時候武力所帶來的政權改變更加糟糕，沒有了侯賽因那又怎樣？真能給伊拉克人帶來更美好的未來？卡扎菲下台之後，利比亞是不是就更穩定？利比亞還是由不同的部落組成，而且相互之間總有衝突。也就是説，你不可能這麼容易就改變了政權，不可能完全永久地改變，我覺得這是錯誤，我們應該要吸取教訓。我覺得通過武力獲得的和平，或者説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只能夠通過非常有限的精準干預，與此同時必須要有政治上的戰略才有可能發揮它的效用。

我們需要國際社會採取合作的方法，通過共識，要比一個分裂的世界來得更好。利比亞戰爭最初的時候，我們是採取了這樣一個姿態。聯合國1973年的《決議》是一致投票通過了的，可最後我們都跟《決議》背道而馳，犯了錯誤。2003年也是同樣的情況，我當時還幫助國際社會達成一致意見，大家一致通過了2002年末的《決議》，卻被美國阻撓，最後跟英國及它的聯盟發起了戰爭。

我們現在要再次回到合作的方法，首先進行對話要有政治策略，戰爭並不是獲得和平的工具。”

德維爾潘在聯合國資料圖

觀眾在肯定多方對話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求解敍利亞脱難之道：“我也非常同意您剛才的觀點，現在我們必須要強調美國和俄羅斯對話的時機，否則形勢非常危險。在離俄羅斯不遠的地方已有導彈，如果扔錯了目標，有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請問大國間到底應做些什麼來開始和平的對話？”

德維爾潘則從各大國現狀出發，給出了自己的簡要方案：

“我對美國的長遠戰略還是有懷疑的，因為特朗普多次説他可不想美國軍隊長期駐紮在敍利亞，我真的相信他可能比奧巴馬更不相信在海外的軍事武力。他在阿富汗增加軍隊之前就有懷疑，對美國在敍利亞的駐紮也是懷疑態度。而且，他也給歐洲北約組織很大壓力，對朝鮮半島問題也有自己的看法。對於美國到底是什麼策略，大家看法不同。

其實我們要更好地讓俄羅斯參與進來、要能夠回到對話的渠道上，這樣似乎才能幫助我們解決敍利亞的困境。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有兩方非常重要：

一個是歐盟。我覺得美國本身不知道怎麼解決俄羅斯問題，目前自己國內還有眾多挑戰和危機，如‘通俄門’，這對特朗普來講已是非常頭大的一件事了。歐洲可能相對來説更酷一點，反而能夠在這件事上起領頭羊的作用，開始跟俄羅斯進行對話。

還有另一個國家可以發揮強大作用，幫助俄羅斯進入到對話當中，那就是中國。中國是俄羅斯很強的盟友，我覺得中國也可以做很多事幫俄羅斯改變它的策略及地位。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我們可以在中東開國際會議，不僅僅解決敍利亞的問題。關於伊拉克的問題我們也不要忘，伊拉克就算今天情況有所好轉，但以後其實還有可能出現問題，在政治進程中還有很多挑戰。另外，也門也有內戰等軍事問題。

把這些問題放在一起看，我覺得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到底怎樣從國際社會角度給這地區的某一些國家施加更多壓力。我覺得這是一種可能性，這件事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參與和努力，大家一起靠自己的努力和想象力幫助解決敍利亞及中東問題。”

4.如何看待中國的角色

對於美等三國對敍利亞發動空襲一事，中國外交部有過回應：“中方認為，政治解決是敍利亞問題唯一現實出路。國際社會有關各方應繼續支持聯合國斡旋主渠道作用，共同為推動敍問題最終得到妥善解決付出不懈努力。”這一表態與德維爾潘的和平理念一定程度上算是“殊途同歸”。

其實不只在本次演講、互動中，德維爾潘還曾在多個場合提及中國，“致力於推動中歐經濟交往及中國‘一帶一路’的宣傳”。他既肯定了中國過往的成就，但也擔憂中國的將來。如其在新書中文版序言中寫道：

“中國在過去30年走過的歷程，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政治與文化方面，都令人歎為觀止。所有跡象都標明，中國將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並在國際社會中承擔日益重大的責任。然而，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上荊棘密佈。中國的抉擇將對全世界產生影響。”

德維爾潘認為，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至少面臨三個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及“不平衡增長陷阱”。一名觀眾在互動現場就其中一點描述提出自己的疑問：

“您在書中談道‘中國在民族自豪感高漲之時，應適當控制崛起的步伐，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奠定基礎，否則可能會帶來全球性風險。’請問該如何理解‘適當控制’一詞？您能否舉例詳細説明？這一整句裏似乎嗅到了一點‘中國威脅論’的味道，不知道這是不是我的誤讀？”

後一點疑問被德維爾潘連番否認：“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中國威脅論’。”

德維爾潘解釋道：“我的關鍵是，一個國家的穩定，或者説一個地區、一個世界的穩定需要我們各方面力量的平衡，一方面要有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還必須要同步有社會的穩定、文化的發展、國際的參與度等等。和諧的發展、前進要以非常平衡的角度出發，利用各方面的能量。”

德維爾潘以文化、貿易舉例：

“我非常強調文化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作用。中國其實遇到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在未來幾十年內，藝術、文化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你不可能一天解決所有問題，也不能夠只朝一個方向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不同的手段。比如我們需要不同工具和手段發展文化、建博物館，讓年輕一代能夠應對新的世界、新的挑戰，這是需要很多前提的。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藝術的市場也不是一天就能夠形成的，中國現在的收藏家，包括文化發展，已經有非常大的進步，但如果要穩定發展，還需要花時間，比如有更完善的法律法規等。也就是説，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和諧。

文化是這樣，貿易也是如此。在博鰲論壇上，習主席也特別強調了中國下一步的舉措，比如講中國願意在金融及其他行業有進一步的開放，放棄了51%股份上限的要求，還有外資有更好的進入渠道，這當然都非常重要，但其實也很難做到，需要我們有很好的準備。

中國有近14億的人口，這麼大的國家，我們必須明白組織非常重要，時間表也非常重要。西方有很多國家其實是很沒耐心的，希望中國所有的改革都能完成，所有市場完全開放，所有東西都馬上變得非常容易獲得，但是中國是不可能一天之內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的。所以我一直跟西方人説你要有耐心，你不能把你的要求放到桌面上，然後要求明天一下子全部都達到，這是不可能的，要明白這過程是有挑戰的，而且要能夠容忍很多事情慢慢演變和發展。

因此，我們需要對話。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要溝通——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要朝什麼方向走、我們要以有組織的系統的方式互相合作實現目標。我自己覺得變革是可能的、是需要的，但這需要花時間，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明白這個道理。”

縱觀全程，台上台下的交流更像是中西主流輿論的對碰與融合。現場的往來，某種程度上也可視作中國同西方國家就國際局勢交流、談判的縮影。在兩方觀點的背後，是各自社會形成已久的既有認知，折射出中外大國在國際格局中的不同座標；而在承認衝突的基礎上，雙方思維又在一點點靠近，試着達成共識，以共同認可的和平理念解決國際爭端。

外交辭令往往含蓄委婉，細中本意常需聽者多番揣摩，有多年外交經驗的德維爾潘無疑深諳這門“語言的藝術”，而其對最新戰事的解讀顯然有助我們更為準確地理解他對戰爭與和平的感悟。

因時間有限，德維爾潘未能盡興闡述其對全球危機、戰爭與和平，以及“和平使者”角色的理解，而對其理念贊同、質疑或不解的讀者，或可試着從其新書《論戰爭與和平》中尋出自己想要的答案。

《論戰爭與和平》，多米尼克·德維爾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