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底線與極限——喜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國
【中印首腦會晤，兩國關係在洞朗對峙後明顯緩和。部分西方媒體在關注會晤的同時，仍不忘“挑撥”中印關係。而張文木教授早已指出，“印度之於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衝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
本文節選自《北半球三大洲地緣政治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原載於《太平洋學報》。】
莫迪抵達武漢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印度之於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
從軍事上看，印度擔心的是通往印度的兩個陸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點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賽欽，東面通道的制高點就是中國藏南地區的察禺至墨脱一線，除此，幾乎沒有可供大部隊順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們，就是想控制這些關鍵地帶。
印度地形的特點是北面易進難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難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類還沒有徵服大海的中世紀，從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勢力進去如不能當統治者就只有做奴隸，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當年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想用印度誘使斯大林與之為盟[29]，為斯大林所拒絕的原因。這個經驗對於我們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鑑意義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進容易的優勢，卻忽視了不易收回的劣勢。軍事進攻猶如拉皮筋，不怕拉長，最怕的是收不回來。退不回來的進攻一定是最失敗的進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對印政策上，還有三個很有學問的人走到印度邊上都止住了腳步。第一個是亞歷山大，他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他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後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後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
第二個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書載，1222年，被蒙軍打敗的花子剌模殘部在札蘭丁的帶領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岸邊逃去，企圖渡過申河，逃往印度。”[30]但當成吉思汗大軍追至印度河邊時卻停下了[31]。據《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本紀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車駕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訪道於丘處機，駐畢薛米思堅城東。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詔班師。”[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處機談了一晚上。
丘處機跟他講了什麼？書上説給他講養生[33]，其實是借講生命成長的原理講戰略哲學。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戰略和養生同出一理；從某種意義上説，戰略是關於國家養生的學問。曹操説“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説的既是養生又是戰略。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成吉思汗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幾晚的深談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劍指中原。
第三個人是毛澤東。毛澤東在對印自衞反擊戰中靜如處子，動如脱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方的資源補給在當時很難保證，打下去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説：“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34]
當時毛澤東考慮更多的不是佔據，而是守住，不是如何進攻，而是進攻後是否能撤回。毛澤東利用同期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巧妙地避免了美蘇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衞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佈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於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佈於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麼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不像克里米亞之於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於堅守，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並由此擴大和延長中印衝突的規模和時間。
軍事行動，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開始而是怎麼結束，不應僅是打贏而是戰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洲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彙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到長岡説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幹什麼的？”[35] 日本總長這句話對於我們今天的戰略學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兩次戰爭中，日本都贏在利益達到最大化時迅速結束戰爭。
曹操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曹操佔了漢中，發現守不住，資源經運秦嶺特別費力。他又把趕走了的張魯請回來，還拜封他為“鎮南將軍”。劉備看曹操佔漢中時斷定説：“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36]劉備還是從資源和佔領關係上看問題，曹操資源過不來，撤回秦嶺之上，劉備順利地拿下漢中。
這段史實在《三國演義》中有描寫，可能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當年在長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説毛澤東不懂軍事，只看過《三國演義》。但是，像毛澤東這樣把《三國演義》看活的人並不多。我們看中印之間的地形，喜馬拉雅山相當於曹操眼中的秦嶺，漢中相當於藏南。從北面南進容易，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它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 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智慧，曲異而工同。其目的不僅僅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們的戰線過於深入並被尼赫魯拖住，那形勢就會逆轉。但毛澤東指揮的出神入化，沒等印方緩過神來，戰事已於我們完勝而結束。當時毛澤東在全國佈局上是在東部採取攻勢，在西南採取守勢，長守中有短攻（類似的還有珍寶島對蘇自衞反擊戰、西沙對南越自衞反擊戰等），短攻是為了長守的勝利。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令後人扼腕讚歎。到現在中印邊境相對穩定。如果當時我軍向前再推進幾十公里並死守那裏，那面臨的後果就不是難以為繼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當年紅四路軍在新疆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遭遇，除非我們將全國的資源都集中用於西南方向。這對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同時又處在美國包圍和經濟制裁中的中國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1962年對印自衞反擊戰的勝利體現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哲學，其戰爭的規模和結果都根據目的受到嚴格的限制，若是將這場衝突打成一場無限的戰爭，我們就不好辦了。那樣，我們的進攻優勢就會轉為不惜代價死守的劣勢。在這場戰爭中，毛澤東着力不多，其結果卻是有聲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筆者到印度去留學，關於北方安全，印度學者説得最多的就三個詞，“克什米爾、巴基斯坦、中國”。印度學者一天到晚唸叨，説明心有餘悸。
印度對我們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禦的地理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的地理優勢，卻不具進攻後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但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衝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於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分擔抵禦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後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1959年中印邊境矛盾初現，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説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 [37]
為什麼毛澤東説一千年、一萬年呢？我們看歷史，除了1962年那場衝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裏，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漢王朝直接發生過戰爭嗎？似乎沒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規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與印度沒有直接戰爭，但卻有不少高僧往來。為什麼？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隊走這種路就特別難，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38]顯然，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僧人們不怕路險，能進去也能回來。所以中印之間僧人來往多，軍人來往少。我們常説“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這裏。
但這並不是説我們應該放鬆警惕，絕不是這個意思。你準備得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戰爭，也要抓關鍵點。藏南——印度稱之為“阿魯納恰爾邦”——無疑是中國的領土，這沒有問題，與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邊境線不等於國家間力量較量的“等壓線”，而認識到後者的所在位置則是處理國際邊境矛盾的理性前提。
目前看，中國和印度間的力量“等壓線”也在藏南這片所謂的“爭議區域”，它的變動目前不取決於雙方施加的力量而取決於雙方各自力量因國內政治變動——比如印度或中國某一方自己有了內亂或裂變及由此造成內部塌陷——所引起的變化，那這條等壓線就會向虛弱的方向推移。這樣的結果在中國和印度的歷史上都曾出現過，未來再現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這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們既要看到藏南一帶的爭執，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對比和佈局。東吳為貪荊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訓，在處理中印雙邊關係中，雙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能夠與美國霸權抗衡的就是蘇聯、中國和印度。在這三者間，西方第一個打倒了蘇聯，蘇聯被打倒以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中國壓力驟然增大。這時的印度尚是牽制西方的戰略力量。如果中國倒了，西方下一個目標就是印度。同樣，如果印度倒下，俄羅斯又尚未恢復，中國的壓力就會更大。與中國相比，西方海權國家從地緣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還能容忍印度的獨立性，並不是因為印度的強大而是由於它的虛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權國家必須絕對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個大版圖國家，其版圖像大象甩鼻於中印度洋心臟，印度還有核武器，這是視印度洋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國家不可能長期容忍的。而對印度來説，其南端的泰米爾納德邦和斯里蘭卡北方的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分裂運動，都是可為西方利用來分裂印度的伏筆。
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預留有伏筆。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西北部緊靠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就有西方預留的伏筆，馬六甲海峽東端的新加坡、巴拿馬運河邊的巴拿馬就是在西方的推動下獨立建國的。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
至於印度，西方現在還不會動手，得等到中國倒下之後。當時英國從印度走的時候，把將英佔印度一分為四，在印度本土的東、北、南三面分別放手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獨立建國。英國沒有讓印度失去其大版圖，這是英國為將來重返亞洲預留的鋪墊，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強大，更不能獨控印度洋。
神多國弱，是印度意識形態的基本特點。英國撤走前把印度的骨頭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張具有大版圖特徵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這隻象身體的關鍵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識形態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並不是個強國，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全被英國人踩碎了。印度經濟被龐雜的——封建的、買辦的和國家的——產權所有制關係所困擾，其意識形態又被龐雜的各式民族宗教問題所困擾。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40]。印度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國沒有那麼多宗教，共產黨員也不能信宗教，這是中國發展快於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箇中心為“忠”，兩個忠心為“患”，心裏有二主，萬事不成。意識形態碎了，人心就遊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後放手印度，如果沒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過其他亞洲國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們對這些國家的肢解都是對稱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對稱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亞的中心地位。但這並不是因為西方人有什麼憐憫之心，而是他們尤其英國人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陸預留的伏筆。如果未來美國退出，英國人也不會放棄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圖是為了屆時進一步控制南亞和印度洋。
正是基於中印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的全局觀，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見印度總理莫迪。接見地點的選擇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經的起點，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這裏會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國和印度關係的正道，這是由中印間的政治地緣形勢特點決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規模入侵多來海洋，未來的主要壓力也來自西方海權國家，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再轉告尼赫魯：
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儘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42]
中國和印度都不可能有兩條戰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説：“其實這個公報[43]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説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44]送走尼克松後，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45]
對一個國家外交最具災難性外交選擇的就是被迫陷入兩線作戰。着火點多並不怕，兩面着火才可怕。中國多災多難的近代史就與我們的外交陷入南北兩線作戰的困境有關。北邊有俄國，南邊有英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沿長江兩岸瓜分中國路權的協議，這事實上是以長江為界將中國一分為二；1900年《辛丑條約》之後中國又被分裂為數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為什麼修“三線”，北邊有蘇聯，南邊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國。這對中國都是不能迴避的重大威脅。
遺憾的是，尼赫魯還是犯了孫權式的錯誤，一點點地蠶食中國藏南等邊境地區。他與孫權一樣，只算“荊州”小賬，不算天下大賬，撿芝麻丟西瓜，總想佔便宜，結果偷雞不成反蝕米，在中印邊界爭執中不吃敬酒吃罰酒。儘管如此，毛澤東對待印度的政策還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鮮打美國時是使勁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國簽署停戰協議；對印度只打了一個月，勝利撤回後，又完整地將被俘人員連其裝備還給印度。
大西南是中國絕地大反攻的最後的戰略基地，毛澤東在“三線”國防佈局中西南是重點。但是西南這個方向，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不在攻而守，進入這裏的所有成建制的戰鬥力都會被碎化併為山地游擊戰所消滅。這個地方外接進入印度洋的滇緬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於形成長期堅守和絕地適時反攻的形勢。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等就沒有這個條件，他們的地形一馬平川，為四戰之地。希特勒一個月就把法國打敗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勢。從地緣政治的意義上説，中國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給予中國第二次生命的地區，非常重要；中華民族誕生於大西南[46]，最後的生死依託還在大西南。
註釋：
[29] 1940年11月13日，德國納粹外長裏賓特洛甫詢問莫洛托夫：“蘇聯是否原則上對獲得印度洋出海口感興趣。”（“裏賓特洛甫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德方記錄”1940年11月13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頁。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電蘇聯駐英國大使邁斯基稱：“德國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動我們前往波斯灣和印度。我們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德國的這些建議是不合適的。”“莫洛托夫致邁斯基的電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頁。
1943年11月28日，羅斯福對斯大林談到印度問題時説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説，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説，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引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30]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頁。
[31] 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將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時期西域伊斯蘭政權首領）至印度。”《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台北，廣文書局1972年版，第59頁。
[32] 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33]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師，丘處機一行則於中秋節渡過阿姆河，8月22日入見成吉思汗。然後又隨軍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當天夜間，成吉思汗設帳齋戒，燈燭輝煌，揮退侍女左右，召見丘處機問道。開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鮮入帳陪同，田鎮海、劉仲祿等也在帳外等候。丘處機説：“仲祿萬里同旋，鎮海數千裏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成吉思汗“於是召二人入，師（丘處機）有所説，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温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志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丘處機）三説養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於外。’”《玄風慶會錄》中記錄了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問答辭，説成吉思汗“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説（悦），命左史書諸策。”參閲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頁。
[34]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35] 俞天任：《有一類戰犯叫參謀》，語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36]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頁。
[37]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38]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務印收館1937年版，第14頁。
[39] “根據上世紀英國對印政策的經驗，從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將是本世紀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選擇。如果説當年英國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話，那麼，將來世界霸權國家則最有可能從印度南部下手。從地緣戰略需求看，對世界霸權國家最有利的是將印度的版圖限制在北緯15度以北即泰米爾納德邦以北地區，將印度的有效國力限制在北緯20度以北即孟買以北，尤其是東北部地區。印度在世界霸權國家的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僅限於用它阻止中國力量進入印度洋及從西南方向拖住中國向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發展。”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頁。
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 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後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 從這個意義上説，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後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 鑑於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 並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張文木：《印度與印度洋——基於中國地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頁。
[40] 張覺註譯：《韓非子全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頁。
[41] 張覺註譯：《韓非子全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頁。
[42]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43] 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46] 本世紀初以來，人類學者在中國雲南、印巴次大陸、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亞發現1 500萬至800萬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在中國雲南發現的已與西瓦古猿分道進入“人猿相揖別”時期的同屬臘瑪古猿的開遠-祿豐古猿。考古資料表明：這種古猿已會使用火併有語言現象。吳汝康先生將距今800萬年的中國祿豐古猿與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較後得出結論：祿豐古猿與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點，許多是與猩猩相似的，而與後者的不同點卻與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祿豐古猿則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吳汝康：《祿豐大猿化石分類的修訂》，見《人類學學報》Vol vi. No. 4.Nov. 1987。）張興永等專家的觀點進一步推進了吳汝康先生的結論，認為：“開遠臘瑪古猿與祿豐臘瑪古猿存在着祖系關係，即前者是後者的祖先，但它們都是從猿到人過渡時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員。”開遠古猿的發現表明“雲南地區曾經繁衍着一支向人類主幹演化的臘瑪古猿。一般人認為人、猿分化的時間大約在1500萬年前。”（張興永、鄭良、肖明華：《從開遠臘瑪古猿的形態特徵再論滇中高原與人類起源》，《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這一判斷與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賈蘭坡先生觀點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得出結論：“我國西南部廣大地區，根據已有的線索來看，位於人類起源地的範圍之內，雲南不僅發現了拉瑪猿（即臘瑪古猿——筆者）的牙齒化石，而且在元謀的上那蚌地方從早更世末期地層中發現了“元謀人”的牙齒化石就是有力的證據。”（賈蘭坡：《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載《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頁。）10年後，賈蘭坡再次強調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雲南博物館學術報告會講演中説：“我贊成人類（注意，這裏説的是人類而不是人類的祖先猿類——筆者注）源於亞洲南部，我所説的亞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和我國西南廣大地區。”（賈蘭坡：《我國西南地區在考古學和古人灰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載《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