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修正草案一審：缺席審判的外逃貪官是否應獲法律援助

4月27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分組審議了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

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定於1979年，其後分別於1996年、2012年作了兩次較大修改。本次是第三次修改，共涉及刑訴法如何與監察法銜接、刑事缺席審判制度與速裁程序入法等三方面內容。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介紹，此次修法的目的是為了貫徹落實黨中央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實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速裁程序的決策部署，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刑事訴訟制度，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分組審議中，與會人員表示修改刑事訴訟法刻不容緩，並對草案與監察法的銜接機制、刑事缺席審判中追逃追贓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等熱點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

如何與監察法更好銜接

沈春耀作修正草案説明時表示，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和監察法。為落實憲法有關規定，做好與監察法的銜接，保障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草案擬刪去人民檢察院對貪污賄賂等案件行使偵查權的規定，保留人民檢察院在訴訟活動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偵查權。

草案還針對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監察機關移送的案件、留置措施與刑事強制措施之間的銜接機製作出規定。明確人民檢察院對於監察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依照刑事訴訟法和監察法的有關規定進行審查；認為需要補充核實的，應當退回監察機關補充調查，必要時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監察機關採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十日以內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的時間可以延長。

分組審議中，李飛委員對留置措施的行使產生疑問，“這有時間重疊問題。按照監察法，國家監察機關對有法定情形的可以留置，時間是三個月，如果有特殊情況還可以再延三個月。留置的時候，規定可以提請公安機關配合，公安機關應當依法予以協助。”李飛説，由公安機關配合，可能要在看守所或者類似的地方進行留置，因為要和其後提起訴訟的程序銜接。但草案第170條第二款的表述，是不是一留置，檢察機關就先行拘留，並隨即解除留置措施，那麼這個留置措施還有沒有？是不是被先行拘留給取代了？他認為，這款表述不清，應該先採取留置措施，其後移送檢察機關的，檢察機關才先行拘留，然後再批捕。建議規定得更清楚些。

李培林委員也表示，“對於監察機關採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這裏首先沒有説清是移送了還是沒有移送。如果沒有移送，檢察院越權了，這是監察機關的事，如果是移送了當然可以。這裏有沒有移送沒有説明。另外，監察法規定留置的時間一般是可以到三個月，必要的話還可以再延長三個月，可以留置六個月。檢察機關什麼時候對犯罪嫌疑人拘留，是第三個月的時間還是第一個月，還是第一週，也沒有寫清楚”。

是否應為被追逃追贓嫌犯提供法律援助

由於刑事缺席審判制度一直是法律空白點，如何給外逃貪官定罪量刑，成為一個難點。本次刑訴法修改，解決了上述外逃貪官定罪量刑難點。

草案擬在刑事訴訟法特別程序中增設缺席審判程序，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的缺席審判制度，藉此加大境外追逃工作力度和手段。

草案規定，對於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監察機關移送起訴，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草案還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潛逃境外的缺席審判的具體程序。一是，明確由犯罪地或者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必要時仍可指定管轄）。二是，規定人民法院通過司法協助方式或者受送達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三是，規定被告人未按要求歸案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並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作出處理。

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修正草案作出了以下規定。一是對委託辯護和提供法律援助作出規定。草案第293條規定，人民法院缺席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可以代為委託辯護人。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二是賦予被告人的近親屬上訴權。三是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罪犯有權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罪犯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

是否應為被追逃追贓的嫌犯提供法律援助？信春鷹委員建議有關部門能夠對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做通盤研究。她表示，“追逃追贓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和一般的缺席審判對象相比有特殊性，比如潛逃境外的人不是沒有能力，而是拒不回來。第293條規定缺席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近親屬也可以代為委託辯護人，這是辯護權的通行規則。但如果説他沒有委託，應該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辯護，我認為不妥。”

信春鷹認為，法律援助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是為了保障經濟困難的公民獲得必要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條例專門規定，哪些人、哪些案件可以申請國家法律援助，可以申請國家法律援助的案件一般都是以國家或者政府機關為義務方的，比如請求國家賠償，或因主張見義勇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等等。涉及追逃追贓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他不出席審判不是因為沒錢、沒有能力，而是為了逃避管轄。無論如何不是法律援助的對象，這是社會公平的底線。”

“認罪認罰”如何科學界定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14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2016年9月，又作出關於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速裁程序試點納入新的試點繼續進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將於2018年11月期滿。總結試點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草案作出了修改補充。

草案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第一章中明確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可以依法從寬處理的原則。

此外，草案完善了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的程序規定。包括偵察機關告知訴訟權利和將認罪情況記錄在案；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就案件處理聽取意見，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人民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和人民法院如何採納量刑建議；人民法院審查認罪認罰自願性和具結書真實合法性等。

草案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可以不起訴或者撤銷案件。

將認罪認罰情況作為判斷是否可能發生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科學嗎？常委會組成人員對此展開了熱議。陳斯喜委員強調，“這值得斟酌。認罪認罰了，是不是就意味着社會危險性減低，這個很難説。如果是認罪、悔罪，還可以認為社會危險性減小了，只是認罪認罰，沒有悔罪的表現，是不是意味着危害性就減小了?這個不好説”。

“法律上還應對誘導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情形提出警示，儘可能地避免和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劉季幸委員建議，為了防止“被告人違背意願認罪認罰”，應增加規定，偵查、公訴、審判人員及辯護人欺騙、誘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背自己真實意願認罪認罰的，認罪認罰結果無效，並應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此外，草案還增加了關於速裁程序的規定。明確適用於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被告人認罪認罰，民事賠償問題已經解決的案件。規定速裁程序不受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送達期限的限制，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但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最後陳述意見；應當當庭宣判。同時，對辦案期限和不宜適用速裁的程序轉化作出規定。

為了加強對當事人的權利保障，草案還對訴訟權利告知、建立值班律師制度、明確將認罪認罰作為採取強制措施時判斷社會危險性的考慮因素等作出規定。

（原題為《刑訴法修正草案一審，委員關注：缺席審判的外逃貪官應獲得法律援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