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鷹爸
本文轉自微信公號“穀雨實驗室”，作者徐妙。
何烈勝對丁氏父子充滿了崇拜。“我就問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在這個社會，是丁俊暉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大，還是一個北大的學生對社會的貢獻大？第二句話是，丁俊暉對他自己的人生貢獻大，還是一個北大的學生對自己的人生貢獻大？第三句話，是現在的丁俊暉對他的上人、下人，他的妻子、孩子，和家庭更負責任，還是作為一個學子對他的家庭更負責任？”
南京，冬夜，王睿計劃了一場出逃。在一個小夥伴的掩護下，兩個剛過十歲的孩子，逃出了一家號稱要做“中國的伊頓公學”的學校。他們步行、乘地鐵、轉公交，幾經轉折回到了家，中間累得在南京南站地下停車場裏睡了一覺。
這所學校的開辦者是著名的中國“鷹爸”何烈勝。六年前，也是在冬天的下雪天，2012年除夕的清晨，他將4歲的兒子脱光放在雪地裏裸跑，視頻瞬間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鷹爸”的育兒理念和當時正在被熱議的美國“虎媽”蔡美兒一樣，引起巨大爭議。
六年後，鷹爸的兒子十歲了，如今正在“神童”的道路上加速前進。通過自考的渠道，在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繼續教育學院學習，最近每天背誦《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等自考科目的考試內容。
鷹爸還開起了學校，吸引着王睿的父母們。
孩子出逃
王睿雖然有一米七幾的個頭，但他畢竟還是個六年級的小學生，這樣的雪夜出逃聽起來充滿了英雄主義與冒險色彩。
這次出逃的導火索是，王睿和兩個同學被老師命令罰抄課文。這不過是公學裏每天都有的常規懲罰，但卻成了充滿牴觸情緒的孩子們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王睿在三個男孩中策劃了一場“周密”的出逃。按計劃，三人中一人負責掩護，兩人實施出逃。不過，第一次因為一個不靠譜的同伴睡過頭而失敗了。
第二次嘗試發生在一天晚飯後。趁大家都還杵在食堂沒進教室的混亂之際，王睿悄悄向同伴使了個眼色。如果沒有掩護，他們的消失至多在五分鐘後就會被發現。這時，同樣參與計劃的第三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當第三人確認同伴已經順利出逃後，故意在老師面前犯了個錯誤，致使老師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對他進行“思想教育”。而這一拖，就為王睿爭取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
“我們晚上跑到了南京南站，因為要回家。”媽媽在當地的一學院當英語老師，爸爸在梅山鋼鐵公司工作，王睿的家就在南京，但即便是從離公學最近的地鐵站下馬坊出發，也仍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中途還需在南京南站轉乘公交。
21點20分，兩人抵達南京南站。一路上的緊張、興奮，以及不敢細想的恐懼，將這兩個十歲的孩子撐得疲憊不堪。他們好累，於是在南京南站的地下停車場裏，用隨身帶去的兩張塑料紙鋪在地上，睡着了。
“停車場雖然沒有座位，但是比外面暖和一點。”王睿這樣描述那個下雪的晚上。儘管逃跑後的第二天，王睿就又出現在了公學——“我們不是被學校找到的，是回到家以後，被家長重新送過去的。”
媽媽劉英是在當天晚上十點多接到公學打來的電話，説她的兒子不見了。事後回憶起這件事，她還很生氣，語氣裏滿是為人父母深為不易的艱辛：“他不肯過去的！我們家長是付出了多大的毅力，堅持下來，才讓他過去的！”
這也是公學裏大多數父母在送孩子去那裏時的心態。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因自己這樣的堅持而自我感動着。
這之後沒過多久，王睿再次出逃。那天公學大掃除，他剛把自己負責的區域打掃完坐下休息，校長鷹爸看見，認定他是在偷懶，沒給他絲毫解釋的機會，便命令他面朝牆壁做一百個下蹲。
這件事讓王睿覺得很委屈，隨後回到宿舍。這時兩個男孩走進來挑釁他，王睿沒有搭理，其中一個男孩便一巴掌打在他的臉上。和動手的孩子一幫的另一個孩子，“塊頭大、力氣大”，因此王睿忍住了沒有還手，他將這個事情上報到鷹爸那裏。
本以為校長能替他伸張正義，結果鷹爸不分青紅皂白，問“他打了你哪邊”，然後打了王睿另一邊臉一耳光。因為鷹爸認為，王睿指控的那個男孩是一個老實孩子，不可能先動人打人，誰先告狀他就教訓誰。
這件事傷透了王睿的心。當天晚上他便按之前的逃跑路線再次出逃。“我在地鐵站旁邊一個24小時營業的快餐店過了夜，第二天去了南京南站，然後回了家。”
只不過這一次，家裏沒有人。王睿的媽媽、爸爸，以及這個重組家庭裏爸爸帶來的姐姐都一起出門旅遊了。回家進不了門，他在外面足足放了三天的風，第二天晚上就在公學旁最近的一家肯德基店裏過了夜。
這麼近不怕被學校找到麼？王睿説，“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鷹爸教育
鷹爸成為鷹爸，一切要從六年前的那場裸跑説起。
2012年除夕的清晨，何烈勝因為將一段視頻放到互聯網上而瞬間出了名。他將4歲的兒子脱光，放在雪地裏裸跑。也因此，網友們給他取名為“鷹爸”，這也剛好呼應了那些年裏頗為人所熱議的“虎媽”與“狼爸”之稱。
何烈勝是江蘇南京人，鷹爸公學的創始人。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露過他對“鷹爸”這個名字的青睞，因為“鷹”字精準地捕捉到了他教育理念的核心，那就是將孩子逼到極限，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鷹爸公學的招生宣傳冊上，何烈勝還有着其他諸多頭銜——他是南京泰誓集團的總裁、“中國禮品學院”院長、南京市白下區人大代表，還是“中國生命養生協會”的會長；他曾被評為“江蘇省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受尊敬的企業家”、江蘇省南京“道德楷模”，以及南京城市名片“梅花大使”。
他還曾任教於南京市第一中學，在那裏做了7年初中物理教師。如今，他對自己的定位是“國際資深少兒教育專家”。
在成為鷹爸公學的創始人之前，何烈勝首先是兒子多多的人生導師。他對兒子的人生設定是全方位的：身為商人的他除了為兒子選定未來經商的道路，還對多多從小進行“性商”教育——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在瞭解男女基本性別的基礎上，不斷灌輸給多多未來他將要找的伴侶的模樣，這樣多多就會對自己未來的妻子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何烈勝相信，這樣多多可以在一次，最多兩次的戀愛嘗試後走向成功的婚姻。
此外，何烈勝認為傳統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內容中，有太多是在他為兒子選定好的企業家道路上用不到的，因此，他要給兒子的教育“加速”。4歲開始上小學，多多僅在公立小學上過兩年課，此外，他的學習皆由何烈勝安排在家進行。
一場意外的高考改革打亂了何烈勝原先的計劃。2016年江蘇高考實行改革，為減輕多年來為人所詬病的“一考定終身”制給考生的負擔，也為增強英語教學的質量，其中口語和聽力由原先的“高考一考”改為“每年兩考”。這個有着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向的革新嘗試，卻在何烈勝這兒成了心患。
“因為不是一考定終身了，要從高一開始上，高二開始上，高三開始上，就不能夠實現壓縮課程的目的。其實我覺得人生要把那些雜質的東西全部剔除掉，就更加單純，更加聚焦。”何烈勝説，“人生有涯而學無涯，用有涯的生命去搏無涯的知識，我覺得是人生最可悲的、最可笑的、最浪費時間的東西。”
好在何烈勝後來還是找到了一個他心目中完美的選擇——讓9歲的兒子參加大學自考，選了他理想中的專業。
“這個（自考）居然不考語文，不考大學語文！也就是説，假如要考大學語文就必須從基礎開始學起……這個要學什麼？唯一要學的就是認識字。”
“第二個我再一看，天哪，它不學數學！如果突然銷售管理這個專業裏面考一門功課叫高等數學，那完了，必須要從函數、三角學起。要學高中的內容、要學初中的內容、小學的內容。居然不學數學，我震驚無比。”
“當我仔細再往下看的時候，完全傻眼，不學外語，不學外語！”
何烈勝為兒子簡單地算了筆賬，如果不學語數外，十年間就可比其他人省出一萬八千多小時的時間。何烈勝始終相信，“成為這個世界頂級的人才，一萬小時就能！”因此，他也深信像丁俊暉這樣的成功完全可以複製。
那這會不會和丁俊暉與生俱來的天賦有關？“沒有天賦，只有努力，沒有天賦。打完一萬個小時，我相信我們家多多也能打出去。”
即便如此，何烈勝依舊對丁氏父子充滿了崇拜。“我就問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在這個社會，是丁俊暉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大，還是一個北大的學生對社會的貢獻大？第二句話是，丁俊暉對他自己的人生貢獻大，還是一個北大的學生對自己的人生貢獻大？第三句話，是現在的丁俊暉對他的上人、下人，他的妻子、孩子，和家庭更負責任，還是作為一個學子對他的家庭更負責任？”
説完何烈勝笑了笑，“我告訴你，丁俊暉的爸爸現在是政協委員哦，政協委員。”
成功兒子
最近的大部分時間裏，鷹爸的兒子多多都一個人坐在位於公學兩棟樓之間走廊的一端，一間堆滿雜物的辦公室裏，背誦《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
他今年10歲，最近正在背的內容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道路”，以及“台灣問題的由來和實質”。
多多大名何宜德，2008年2月出生，在網絡上又被稱作“裸跑弟”“雪小弟”。
“我3歲雪地裸跑、4歲公海駕帆船、5歲開飛機、6歲寫自傳、7歲徒步穿越羅布泊、9歲小學畢業，打破了11項世界紀錄，3奪全國冠軍，1奪亞洲冠軍，並收到44國元首的回函，現在在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上大學二年級。”
這是何宜德如今出場的“官方介紹”。其中南大和北大二年級學生身份的由來，則是因為正在家中自考這兩所大學的繼續教育學院。
報名大學自考前，何烈勝説自己曾事先和兒子有過商量，並且達成共識。這也是多年來他在向外界介紹自己的育兒經驗時頗感自豪的一點——“尊重孩子的意願，聆聽孩子的聲音”。
“我最喜歡玩，玩比較有趣。可是沒辦法，鷹爸讓我考這個，我就得考啊。”因為公學裏的其他孩子都喊何烈勝為鷹爸，多多也跟着他們這麼喊。他曾向媒體介紹過自己與爸爸何烈勝之間的民主形式：“你也提個建議，我也提個建議，（然後）他説不行不行不行，必須這套方案，他覺得自己那套方法一定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做的話他就衝你發脾氣。”
也許是這個原因，何烈勝曾説過兒子和他並不親近。“他經常跟我説，哎呀，我是別無選擇，只能你當我爹，沒辦法。”“我剛才也講了，我對你兇也好，你恨我也好，我永遠都是你爹。”
在鷹爸的栽培下，多多的成長一直受到媒體的關注。根據鷹爸公學宣傳冊中的描述，“鷹爸教育曾被全球12000家媒體報道轉載”。
然而就在多多這些被屢屢曝光的極速學習經歷裏，有一段卻從未被提及，那就是2017年6月，他參加的第二次小升初考試。原因是2016年，他因考試不及格未能如期小學畢業。這樣的“污點”在“神童”的成長經歷中是不被允許的。
曾被評為“全國十佳校長”，同時也是南京中山小學原校長的王麗萍，在退休後曾擔任過鷹爸公學一段時期的顧問，後因身體問題主動請辭。而如今她的照片和身份卻依舊被印刷在易拉寶上，擺放在鷹爸公學的客廳前，作為招生亮點之一，吸引着全國各地為糾正孩子的行為習慣而來的手足無措的家長們。
擔任公學的顧問期間，王麗萍説自己一直是那個為鷹爸“踩剎車”的人。她對於多多最大的擔憂，便是過多的媒體曝光可能會剝奪他的童真。“演講家和培訓導師”樂嘉對於多多——他所有學員中年齡最小者——的評價，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王麗萍的擔憂。樂嘉對多多的評價是，“我對你唯一的要求就是講小孩説的話。”
然而這些擔憂在何烈勝的眼裏似乎從來不是問題。“我説他現在已經打破11項全國紀錄，拿了3個，哦不，5個全國冠軍，拿了3個亞洲冠軍，6歲寫暢銷書……你告訴我，對於一個7歲的孩子，還有什麼叫做成功？”
“天才”人設
鷹爸公學最震撼人之處，恐怕是他們口中所説的曾得到過的“四十幾國元首”的關注。
在公學一份2016年印刷的宣傳單上，寫着“45國元首關注鷹爸教育及公學簽名回函支持”，下面放有這些國家元首的官方照片及簽名，但並無信件具體內容的展示。事實上，關於究竟有多少位關注他們的“國家元首”，這個數字也在不斷地變動當中。
公學一宣傳單上寫着“44國元首關注”
在公學的微信公眾號“鷹爸”的介紹文字中，寫的是“43國總統致函關注”；在公學另一份宣傳冊上，這個數字則變成了“44國元首”；而在Boss直聘平台上，這個數字又變成了“46個國家元首”。
這個宣傳的起因是，2014年南京舉辦青奧會時，多多在爸爸何烈勝的支持下給各國元首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們來參加南京青奧會。事後，多國元首從辦公室回函，向多多表示感謝並對南京成功舉辦青奧予以祝願。當年，人民網等媒體曾對此做過報道。而如今，這被鷹爸詮釋為是對其所辦公學的關注，並用以作為公學的宣傳素材。
同樣具有迷惑性的內容，是關於多多智商的描述。
“他家那個小孩是天才。”在看過鷹爸的相關報道後，一位從廣東東莞特意將孩子送來公學進行“行為習慣糾正”的家長，在談及多多時，掩飾不住其內心對於神童的羨慕。
關於多多“天才”的描述，也並非空穴來風。多多四歲的時候，在幼兒園推薦的測試機構做過一次智商測試。結果顯示，他的智商潛能達到了218。這之後，便有了大量媒體關於何宜德“四歲神童”的報道，其中有些報道甚至稱他智商超過愛因斯坦。
事實上，智商潛能和智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即“TRC大腦潛量”，指的是一個人大腦先天學習的潛力，直接反映於腦神經元細胞數量的多寡。因此，智商潛能並不表示一個人聰明與否，更與智商沒有直接關聯，關鍵還在後天教育的刺激與啓發。
除了元首回信、天才智商，何烈勝還為多多在世界紀錄方面有所打造。企業家的敏鋭讓他牢牢抓住了大眾的神經。據多多自我介紹，他曾打破過11個世界紀錄。在一個名為“世界紀錄協會”的網站上，也的確可以查到與何宜德有關的8項世界紀錄——“世界上年齡最小的冰桶挑戰者”“世界上作者年齡最小的自傳”“世界上年齡最小的飛行員”“世界上年齡最小的獻血服務志願者”等等，幾乎每一條都與他的年齡有關。
不過，這個於香港設立的“世界紀錄協會”，是2016年民政部公佈的第十二批“離岸社團”與“山寨社團”之一。這指的是內地居民利用境內外對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的差異，在登記條件寬鬆的國家和地區進行註冊，大都冠以“中華”“世界”等字樣來迷惑大眾。
民政部公佈第十二批離岸社團與山寨社團，其中第53個為“世界紀錄協會”
何烈勝對於兒子天才人設的這種痴迷，和其辦學宣傳策略相輔相成，某種程度上算是比較成功的。像東莞家長這樣被媒體報道吸引而來的家長並不在少數，同樣來自廣東的另一位家長，就因曾在《知音》雜誌上看過一篇有關鷹式教育的報道，將兩個女兒都送來鷹爸公學訓練。
何烈勝應對外界的採訪也有自己的一套辦法。每當有媒體要來採訪時，他都會提前警告學生們，“大家表現好一點啊，表現好的有東西獎勵，表現不好的四件套等着你們啊。”
他所説的“四件套”是公學內一種特殊的懲罰方式，包括5分鐘平板支撐、5分鐘馬步、50個俯卧撐以及100個下蹲，王睿出逃回校後就被懲罰做過這個。但還有比它更嚴厲的懲罰方式，其中一種叫做“二十四件套”，即在四件套的基礎之上加上平託舉、挨板子等其他二十種懲罰方式。
鷹爸並不掩飾公學內懲戒教育的存在，他將其描述為教育方式上的進步，“一個是青島吧，剛剛提出（允許懲戒學生），一個天津，對吧？允許老師可以揍學生，這些我覺得太好了，我真的為它鼓掌。”
他指的是，2017年青島市發佈《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其中規定“學生擾亂教學秩序，教師可對其進行適當懲戒”，曾引起媒體對教師“懲戒權”的討論。
鷹爸的“伊頓公學”
但是像王睿這樣的孩子，卻在試圖逃出培育“神童”的鷹爸公學。
在公學門口豎立的巨幅廣告牌上，寫着其下開設的十多個班，包括“鷹爸公學神童班”“鷹爸公學天才班”“軍事體育特訓班”“情商特訓班”“小領袖特訓班”等等。
儘管各班的名字不一，但公學最為人知的辦學特色還是通過軍事化的管理手段，對“有問題”的孩子進行行為習慣糾正。
除此之外，“上九流教育”“鷹式教育+應試教育=綜合素質教育”這樣的標語也被印在宣傳單上，作為辦學特色吸引家長。
公學門口的廣告牌
早期，鷹爸公學曾提出過一個口號，叫“中國的伊頓公學”，這幾個字也被印在了他們給學生派發的書包上。但何烈勝後來後悔了，“因為我們比伊頓做得好得多，除了硬件不比他們之外”。
這一次，何烈勝確實沒有謙虛。鷹爸公學位於南京市玄武區小衞街一箇舊式的居民區內，如果不由熟人帶路，很難一次就找對。學校分佈在相近的兩棟民房內，其中一棟是一座兩層的樓房，底樓的二分之一被租給一家體育器材公司，另一棟則是幾間相連的平房，經過改造與小樓之間用樓梯聯通了起來。
包括鷹爸自己的兩個孩子在內，公學目前共有12個學生，年齡從幼兒園一直跨度到初中。公學內學生上課其實並不由老師講授，而是各自在網上看教學視頻。老師們只負責佈置與批改作業，這就大大降低了公學對於教師資質的要求。
目前公學在文化課的教授上僅有語、數、外三位老師。去年底，原先的語文老師辭職後，公學的語文課一直由會計代上，為此家長們屢屢向鷹爸投訴，直到今年三月才有了現在的黃老師。黃老師並不是鷹爸公學的全職教師，她還在秦淮區一所小學教語文，但公學對外保證的卻是，其所有教師均為全職延聘的名師。
鷹爸將其在教育上的心得提煉為“十商”，具體包括“健商、智商、德商、情商、膽商、心商、靈商、志商和財商”，不知道列舉少了哪一個商。鷹爸公學的教學活動都圍繞這“十商”展開，例如每天6:15-6:30的情商訓練，7:30-7:55的感恩訓練，以及20:45-21:00的交友溝通訓練等等。
鷹爸公學的課表
訓練中，學生們或相對站成兩列，互相彎腰，連聲大喊“爸爸好、媽媽好”，或兩兩結對，彼此鞠躬，爭相大喊“對不起，請你原諒”。“人和人之間的友愛”一直是這裏的亮點，很多家長正是看中了鷹爸公學的“情商教育”，才不惜花費每月1萬的學費，將孩子送來全託式地學習。
鷹爸公學的“情商教育”場景
為培養學生的“財商”，公學還創立了一套“貨幣系統”——“星幣”，也就是學生們口中的“錢”。“星幣”共有四種面值，一星、兩星、三星和五星，幾顆星就代表幾元錢。“星幣”在入學時被髮給學生，此後每天早起簽到可得兩“星幣”。
公學內一切活動都要收費，早餐兩“星幣”，午餐和晚餐各三“星幣”，每節課收一“星幣”，表現好的話可在課後拿回，犯了錯則會被罰款。“錢用完了就破產，然後課都不讓你上，讓你幹活去賺錢。”王睿回憶説。
有人被罰光“星幣”而吃不上飯。四年級的王奇喆剛來公學一週，就被罰光了所有的錢，連續三頓沒有飯吃，王睿眼看着他“快餓死了”，但也不敢借他錢。
雖然有這些人和人之間不盡友善的“小插曲”，但總的來説，公學在全軍事化的管理以及“十商”理念的引導之下，其內部的“和諧氛圍”與“良好秩序”已經蔚為大觀。在這裏，連打架都有相關的規則和程序。
“如果兩個人之間互相不服，可以跟吳教官申請打一架，打到一個人服為止。”王睿這麼説。為此，吳教官會在體育課上特意安排出一個時間，而打架的地點就在大家平時學習的教室隔壁。
今年三月底，王睿和王奇喆就申請打過一架。“我左手一拳打他鼻子上，流鼻血了……公學所有同學都叫好。”學生打架的時候，吳教官也在一旁站着觀看。
公學裏大家最怕的人，除了鷹爸，就是史老師，他是公學的數學老師。王睿回憶説，一次他勸誡一個男生不要和新來的同學打架，結果被勸的那個男生反倒先和他打了起來。“史老師沒有説安慰我的話，然後對我説了一句，窩囊廢！你這麼大個子打不過他？”還有一次，王奇喆在王睿喝牛奶的時候言語上挑釁了他，他忍了幾次後便踹了王奇喆一腳，史老師知道這件事後對王睿説，“踹得好，以後他再撩，再踹！”
在這裏，所謂的情商教育與叢林法則達成了一種奇妙的默契。
“三贏”局面
對於鷹爸公學，王睿內心真實的想法是，不喜歡，但是在鷹爸面前，都裝的是：“我可喜歡公學了，可愛公學了！”“他假惺惺地問嘛，我們也假惺惺地回答呀。”
不過，鷹爸公學確實得到了不少家長的擁躉以及學校的默許。王睿在以前的小學就讀時，因為過於頑皮，屢次被班主任“告狀”。頂不住學校三天兩頭找家長的壓力，媽媽劉英選擇將兒子送到鷹爸公學。
她連用“走投無路”和“騎虎難下”這兩個詞來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態。“小學老師對調皮的學生是很擠兑的，我們王睿的班主任甚至是召集了班上一半學生的家長，來給我壓力。”“我都恨不得自己大學老師不做了，去做小學老師。”
王睿的離開對於學校而言，恰是他們無法言説的願望。因小學和初中屬義務教育的範疇，按照法律學校無權要求學生退學，因此王睿一家主動提出的離開得到了學校積極的配合。原先的學校還為王睿保留着他的學籍，他不隨班上課，自然也不會增加原先班主任和學校的教學與管理壓力，他只需在每學期的期末回校參加期末考試即可。
這是一個學校、老師、鷹爸“三贏”的局面。
“待了一年以後，我覺得進步不是很大。一旦換了環境，他的惰性還是很強。”儘管王睿是目前公學內待過時間最長的學生，但媽媽劉英依然對他十分擔憂。“如果把他心愛的東西，比如（玩具）槍啊等等，有時候我生氣了，把它砸了，他就動手反過來打我。”
除了有對兒子行為上的擔憂，劉英眼下更為焦慮的是公學的師資力量。新一年開始已經上初一的王睿，不像公學內其他低年級的孩子，缺一段課回校後還能迅速補上，用劉英自己的話來説，兒子的成績已經到了“再往後退也退不到哪裏去了”的地步。因此，她只得將兒子的學習從鷹爸公學向外進行“二次外包”。
每週六，劉英將兒子從公學接出，帶他找私人教師補一天課。幾次課補下來，曾經和媽媽關係很差的王睿會主動將自己寫的日記拿給媽媽看，並且對他而言，如今每週六和媽媽在一起的時光成了他一週中最大的期待。
然而這樣的安排顯然令鷹爸很不滿意。他就此事找王睿談過好幾次：現在你只是每週出去補一天課，如果你補上癮了，以後每天都出去補課，這樣的安排你滿意嗎？自從王睿每週六外出補課後，鷹爸多次將公學的課外活動安排在週六，例如春遊。“他就對我説：‘你看，他們都有的去玩，你就只能去補課。’”王睿撇撇嘴模仿鷹爸對他説的話。
直到原先的學校同意讓他復學，王睿還是得在鷹爸公學繼續待上一段時間。
那接下來還會繼續逃跑嗎？
“我不知道。”他説。
（文中王睿、劉英、王奇喆均為化名。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生，感謝鄭佳雯老師、白淨老師的指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