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資本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南

【文/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全國馬列主義經濟學説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年會總幹事 孟捷】

《資本論》提出，在產業革命和機器大工業崛起之後，以生產力進步為前提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便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這意味着，剩餘價值的增長是和生產力進步攜手並進、合二為一的過程。在這裏，馬克思不僅論證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而且也對市場經濟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動態效率提出了系統化的説明。

和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資本論》不僅試圖解釋市場經濟的效率，而且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解釋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和由這些矛盾造成危機的趨勢。《資本論》的思想既有助於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有助於認識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的經濟作用。《資本論》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指南，也是構建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任何社會生產都以佔有和支配剩餘為目的。既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獲取剩餘的物質前提，生產關係則服務於對剩餘的佔有和支配。在《資本論》（包括其手稿）裏，馬克思將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取得剩餘的方法劃分為兩種，即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相對剩餘生產以生產力的進步為前提，而絕對剩餘生產則單純建立在榨取或動員的基礎上。

人類經濟社會形態的更替，在本質上就是相對剩餘生產的比重漸次增長，絕對剩餘生產的比重漸次降低的過程。 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指出，在產業革命結束、機器大工業崛起之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便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這意味着，剩餘價值的增長是和生產力進步攜手並進、合二為一的過程。在這裏，馬克思不僅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的論證，而且也對市場經濟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動態效率提出了系統化的説明。

不過，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不同的是，《資本論》不僅試圖解釋市場經濟的效率，而且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解釋了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形成和發展。這些矛盾會破壞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得以成立的前提，造成以資本過剩和人口過剩為表徵的危機。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這些矛盾和危機引發了國家干預。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是市場和國家相互嵌入和協同演化的過程。在上述意義上，《資本論》的思想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於認識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的經濟作用。《資本論》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指南，也是構建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1. 《資本論》論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及其歷史合理性

1.1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

在《資本論》裏，馬克思提出，18世紀產業革命的興起，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擺脱了工場手工業的束縛，轉而過渡到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此，以變革生產過程、提高生產率為特點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就成為生產剩餘價值最主要的方法。他寫道：

“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個生產部門，它就不再是單純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那就更是如此。這時它成了生產過程的普遍的、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形式。”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是通過縮減勞動力價值實現的，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前提是通過提高生產率降低消費品的單位價值量。依照馬克思的論述，全社會生產率的普遍提高，是以個別部門的先進企業率先實現生產率進步為前提的，這些先進企業為此將取得超額利潤，並在市場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部門內的其他企業迫於壓力，也會採納同樣先進的技術。這一過程若普及開來，就會造成全社會所有部門的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單位價值量下降，從而削減勞動力價值，提高整個社會的剩餘價值率。

當馬克思提出，生產剩餘價值的主要方法不是絕對剩餘價值生產，而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時，他事實上強調了這樣一點：在產業革命後形成的新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剩餘的增長和生產力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為前提、合二為一的過程。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這樣的經濟制度，它作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係”，勢將“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在馬克思那裏不僅是一種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在經濟學上，這相當於一種微觀的生產理論），而且是一個涉及微觀、中觀和宏觀各個層次的理論。相對剩餘價值生雖然以個別企業的技術進步為起點，但最終要以技術變革席捲全社會主要生產部門為前提。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消費品部門，生產資料部門也要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因此，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真正實現，實際上是以一場蔓延到整個社會的技術革命為前提的。與此同時，這種席捲了全社會的技術變革，必然還取決於一系列制度和經濟條件。在後文中，我們還將通過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這一概念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

恩格斯在回顧和總結馬克思的理論時提出，馬克思畢生有兩大貢獻，其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觀，其二是發展了剩餘價值論。馬克思的這兩大貢獻是一個有機整體，這種整體性或內在聯繫，具體地體現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上。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的首要任務，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提出一個解釋。正如我們看到的，這一解釋合乎當代演化經濟學家的見解，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主要體現於接納技術創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注重的資源配置的靜態效率。

需要強調的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的這個解釋，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實際上是對市場經濟一般在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上的作用的解釋。在此意義上，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就居於極端重要的地位，它事實上是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

1.2 建立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基礎上的資本的歷史合理性

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派生出一系列充滿張力的社會經濟過程和現象，在分析這些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他所謂“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的見解。 他的這些分析大致包含如下方面。

第一，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包含着工人實際工資提高的趨勢。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中，由於消費品的單位價值量因生產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在貨幣工資率沒有隨之等比例下降時，還造成了實際工資率增長的可能性。這樣一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就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因為它從資本家個人追求剩餘價值的貪慾出發，最終達到了促進社會生產力進步、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以及提高全社會剩餘價值率的結果，也就是説，最終促進了全社會的利益。

不過，我們在此也不應無限誇大這種類比，正如下一節還要提及的，在馬克思那裏，剩餘價值最大化和生產率進步雖然最初是並行不悖的，但最終會加劇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剩餘價值生產和剩餘價值實現的矛盾），為危機的形成鋪就道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見的手”原理或市場的自我調節的根本侷限。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所帶來的實際工資伴隨生產率進步而提高的可能性，還因下述情形而進一步變為現實：在一個市場經濟中，工人不僅是生產者，而且是消費者。一方面，個別資本家總是力圖剝削自己僱傭的工人，另一方面，用馬克思的話來説，資本家又會“尋求一切辦法刺激工人的消費，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誘惑力，強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這一矛盾的解決最終要求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馬克思就此寫道：“生產相對剩餘價值，即以提高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來生產剩餘價值，要求生產出新的消費；要求在流通內部擴大消費範圍，就像以前[在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時]擴大生產範圍一樣。第一，要求擴大現有的消費量；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推廣到更大的範圍，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這種內在趨勢，帶來了工人階級消費標準和消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馬克思就此指出：“資本和勞動關係的這個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資本的歷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為基礎的，而且資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為基礎的。”要補充的一點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上述資本的歷史的合理性並不能全然自動地實現，還要藉助於階級鬥爭和國家的積極干預，具體而言，需要仰仗於各種制度型式的幫助。

法國調節學派（the Regulation School）是深受馬克思影響的法國政治經濟學流派，他們曾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二戰結束直至20世紀70年代的增長體制稱作福特主義積累體制。在這種積累體制下，由福利國家和勞工集體談判構成的制度調節方式，保證了實際工資率和生產率的近乎平行的增長。這種由生產率進步和相應的制度型式共同支持的工人階級消費範圍的擴大，構成了戰後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基石。

第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不僅以生產率進步為前提，它所內含的造成生產過剩的矛盾還進一步推動資本投資於新部門和新產品。馬克思寫道：“例如，由於生產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資本的地方，現在只需要使用50資本。於是就有50資本和相應的必要勞動遊離出來；因此必須為遊離出來的資本和勞動創造一個在質上不同的新的生產部門，這個部門會滿足並引起新的需要。”在這裏，馬克思事實上預告了熊彼特和新熊彼特派經濟學家日後所注重的觀點。

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馬克思進而指出，資本為此必須從各個方面探索地球，把自然科學發展到極致。馬克思寫道：“於是，就要探索整個自然界，以便發現物的新的有用屬性；普遍地交換各種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產品和各種不同國家的產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賦予它們以新的使用價值；要從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和原有物體的新的使用屬性，如原有物體作為原料等等的新的屬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頂點。”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馬克思的“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以及科學知識“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的觀點。這些觀點是鄧小平所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先驅。

與上述過程相伴隨而生的，是勞動的社會分工體系的發展，以及“需要的一個不斷擴大和日益豐富的體系”的形成，而這又為具有廣泛需要的、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馬克思寫道：“同樣要發現、創造和滿足由社會本身產生的新的需要。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並且把他作為具有儘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繫的人，因而具有儘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儘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具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一個條件。”

第三，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必然造成再生產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遞減、剩餘勞動時間不斷增長的趨勢。馬克思提出，“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餘勞動，即從單純的使用價值的觀點，從單純生存的觀點來看的多餘勞動”。從社會角度來看，剩餘勞動不斷增長的意義首先在於，它使“整個社會只需要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佔有並保持普遍財富”。重要的是，馬克思還由此進一步預見到與人的解放相關聯的未來長期趨勢。

他指出，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物品的必要勞動量會縮減到最低限度，但只是為了在最大限度的這類物品中實現最大限度的剩餘勞動。第一個方面所以重要，是因為資本在這裏——完全是無意地——使人的勞動，使力量的支出縮減到最低限度。這將有利於解放了的勞動，也是使勞動獲得解放的條件。”由此就引申出一個重要觀點，即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發展為生產的自動化鋪就了道路——“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

然而，自動化的真正實現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相容的。馬克思説：“資本的不變趨勢一方面是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成剩餘勞動。如果它在第一個方面太成功了，那麼，它就要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這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餘勞動。”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試圖擺脱這一困境的辦法是發展和物質生產相脱離的服務業。可以設想，伴隨自動化的發展，勞動人口最終有一天只能在服務業裏就業。但問題是，在此條件下，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能力已到達潛在豐裕的程度，這時要單獨在服務業裏繼續維持僱傭勞動關係，就變得十分困難乃至不可能了。

2.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馬克思對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

2.1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技術、制度和經濟條件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剩餘價值的增長和生產力進步結合在一起，從而證實自己的歷史合理性，取決於一系列條件，這些條件涉及積累自身的環境（利潤率是其主要表徵）、與積累和競爭相關聯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學技術知識存量的增長。在下文中，我們將這些條件分別稱為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經濟條件、制度條件和技術條件。當這些條件不能匹配的時候，剩餘價值往往難以充分用於積累，生產力的發展也就受到阻礙。在概念上，馬克思把用於積累的剩餘價值佔全部剩餘價值的比率稱作積累率。在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利潤率的週期性下降會相應地降低積累率的水平。除此之外，在某些歷史時期，利潤率和積累率之間還會出現以下背離：一方面是利潤率的增長，另一方面則是積累率的持續低迷。這種背離關係意味着，儘管資本家佔有了大量剩餘價值或利潤，卻沒有充分地履行積累的職能，而是把利潤大量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甚至用於投機。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即佔有剩餘價值並進行生產性投資和創新，就遭到了破壞。

兩位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在下圖1中描繪了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積累率和利潤率的長期變化關係。圖中顯示，1979年是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即在戰後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黃金年代”，積累率和利潤率的變化是大體一致的。而自1979年即新自由主義崛起後，兩條變化軌跡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背離。在1980-1997這十七年間，利潤率處於回升階段，但在這其間的頭十二年裏，積累率一直呈下降趨勢。1992年以後，利潤率在股市繁榮的驅動下強勁增長，積累率也從谷底擺脱出來，並和利潤率一同攀升。在1998-2000年間，積累率伴隨着股市泡沫繼續增長，利潤率卻先行下降，預示了接踵而來的互聯網泡沫的破滅。2001年後，利潤率又轉而上升，積累率則跌至戰後以來的新低。巴基爾和坎貝爾計算了美國非金融類企業部門的積累率在税後利潤率中所佔的份額，用以表示有多少利潤被用於（或未被用於）積累。1948-1979年間，該比率為0.61；1980-2007年間，該比率下降為0.43。他們指出，在新自由主義時期，那些未用於積累即生產性投資的利潤，很多變成了紅利，加入了金融資本的循環。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結構性變化，構成了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得以形成的深層原因。

圖1  1948-2008年美國非金融類企業部門税後利潤率和積累率

出處：E. Bakir, and A. Campbell, “Neoliberalism,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2009,Vol.74, No.3, p.328, Figure 1.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社會生產中佔據主導，首先取決於技術革命所提供的知識存量的增長，後者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可能性。關於科學和工業的關係，馬克思曾這樣寫道：“一方面，直接從科學中得出的對力學規律和化學規律的分析和應用，使機器能夠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樣的勞動。然而，只有在大工業已經達到較高的階段，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的時候，機器體系才開始在這條道路上發展；另一方面，現有的機器體系本身已經提供大量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發明就將成為一種職業，而科學在直接生產上的應用本身就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性的和推動作用的要素。”在這段話裏，馬克思總結了科學知識和工業的雙重關係，一方面，科學運用於工業，在這裏，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馬克思敏鋭地發現，在他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最為關鍵的因素，換言之，技術創新具有所謂的內生性。

馬克思沒有慮及的是下面一點:科學技術知識存量的增長，有可能趕不上資本積累——或過剩資本增長——的速度，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就會遭到壓制。馬克思沒有考慮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沒有經歷技術革命帶來的經濟發展的長波，後者遲至20世紀初才被凡·蓋爾德倫和康德拉季耶夫分別發現。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技術前提，不是泛泛地來自一切科學，而要受到一場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軌跡的約束。正如新熊彼特派經濟學指出的，技術革命以及相應的技術-經濟範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有其自己的生命週期，在其生命週期的前期和晚期，技術進步的性質和投資於創新的機會存在明顯的區別。這些現象對處於不同時期的資本積累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而言會產生實質性影響。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制度條件，則指的是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國家存在的各種制度型式是否促進或妨礙了將剩餘儘可能地投資於創新，從而促進或妨礙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實現取決於企業之間開展競爭的程度，“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着每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

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這種競爭的壓力是如此巨大，資本家為此必須儘可能地將剩餘價值用於生產性投資，並使生產過程不斷地革命化。美國歷史學家布倫納在比較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經濟時正確地指出：“概而言之，資本主義唯獨在西歐得到成功的發展，這是由階級制度、產權制度、剩餘榨取制度決定的，在這種制度下，剩餘榨取者為了增加剩餘而被迫採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儘管並不完美——與發展生產力的需要相適應。把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開來的，在於資本主義要求那些控制了生產的人主要通過增加所謂相對的、而非只是絕對的剩餘勞動，來提高他們的‘利潤’（剩餘）。”

問題是，造成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上述競爭並不總是無條件地存在的。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之後，資本之間的競爭以及價格的調整，往往受到壟斷勢力的妨礙，這使得技術進步的速度無法得到充分的保證。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流行的壟斷競爭，往往造成大量剩餘在廣告、產品差別化等非生產性用途上的浪費，這些現象都阻礙了真正的技術進步。更何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還會受到國家權力的干擾，後者表現為各種形式的貿易戰、甚至真正的戰爭。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還受到普遍流行的資本積累金融化的妨礙。金融化是一種制度現象，它是由各種形式的金融資本以及和國家相關聯的各種制度型式支撐的。金融化首先意味着，在金融資產部門存在着具有租金性質的超額利潤，它吸引了在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剩資本；其次，它意味着經濟增長日益依賴於從股票到房地產部門的金融資產泡沫的發展，這給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威脅；再次，它還意味着勞動力再生產的金融化，在醫療、養老和教育等各類項目上，勞動力再生產都變得高度依賴於金融資本和資本市場。資本積累的金融化使剩餘的獲取脱離了生產，甚至以榨取勞動力價值作為利潤的新的來源，從而在根本上破壞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實現機制。

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技術前提類似，馬克思對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制度前提也鮮有論述，這大概和馬克思既身處當時唯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度即英國，又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有關。馬克思真正展開論述了的，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經濟條件，我用這個術語代指由資本積累基本矛盾決定的積累環境。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分別從兩條路線討論了這個問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發展如何自行破壞了其實現的經濟條件，這些論述構成了本文所稱的馬克思對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病理學分析。在第一條路線上，馬克思指出，技術進步在長期內推動了資本-勞動比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從而帶來一般利潤率的下降。由於利潤率水平的高下決定了資本積累的意願，因此伴隨利潤率下降，積累率也會下降，資本和人口就會出現雙重過剩。這樣一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機制在長期內就會遭到破壞。

如果説第一條路線屬於長期分析，第二條路線的分析——即馬克思對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則在中短期等各種時間框架內都適用。馬克思將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界定為剩餘價值生產和剩餘價值實現的矛盾，他寫道：“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後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但是社會消費力既不是取決於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於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於以對抗性的分配關係為基礎的消費力；這種分配關係，使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消費縮小到只能在相當狹小的界限內變動的最低限度。這個消費力還受到追求積累的慾望的限制，受到擴大資本和擴大剩餘價值生產規模的慾望的限制。”

在這裏，馬克思沒有把上述矛盾的惡化完全歸因於羣眾消費水平的低下，他還談到了積累或投資的作用。在此意義上，將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歸於消費不足理論顯然是錯誤的。在如何看待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問題上，馬克思的觀點和凱恩斯有明顯的近似性。正如一些作者指出的，凱恩斯對此問題的解釋幾乎是以另一套術語複述了馬克思的思想。

從長期來看，資本積累基本矛盾的惡化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帶來的利潤率下降有關，但在較短的時間框架內，我們也可以撇開有機構成提高這一路線，從產品實現困難的角度來解釋這一矛盾的惡化。筆者為此曾概括了馬克思的如下思想：商品兩因素即價值和使用價值構成了一對矛盾，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過程中，這一對矛盾相互統一的關係會逐步發展為彼此對立的關係，這意味着，隨着產出量的增長和單位商品價值量（以及單位商品中所包含的剩餘價值量）的下降，價值增殖將日甚一日地依賴於產出即使用價值量的實現。然而，在生產的使用價值維持不變的前提下，這一過程遲早將帶來給定產品的豐裕，從而造成其實現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排除壟斷和對落後國家的貿易（盧森堡、更早是黑格爾將此視為克服生產過剩的主要出路），那麼產品創新——也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稀缺——就是擺脱這一困境的最佳出路。

2.2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發展理論和新結構經濟學

最後還可指出的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不僅是解釋成熟、或發達市場經濟的理論，同時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就是要設法保證這裏所講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從而推動剩餘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如果不能兑現這三重條件，剩餘轉向金融資產泡沫和奢侈性消費，生產力就無從得到發展，市場經濟也無法表現出動態效率。最近，因為賈根良教授的尖鋭批判，林毅夫先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又回到大眾聚焦的視野。在我看來，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中包含着如下在政治經濟學框架內才有意義的——從而是合理的——問題：即剩餘必須用於積累，才有可能提高資本勞動比，即造成技術進步。但令人遺憾的是，林毅夫先生沒有進而回答,其一，剩餘為何一定轉化為積累？哪些技術、制度、經濟等因素在剩餘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起作用？他單純假定，這些剩餘來自最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也會重新投入這些部門中去。這樣一來，問題才剛剛提出，就立刻被取消了。

 新結構經濟學試圖成為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一般理論，但遺憾的是，它對那些助推中國經濟的最為關鍵的制度形式缺乏足夠的分析。以競爭性地方政府為例，這是過去40年間最重要的經濟制度之一，新結構經濟學對此沒有提供任何解釋，對於已有的關於地方政府的經濟理論，也沒有給予任何評價。而在中國經濟中，恰恰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才造成了中國過去幾十年間極高的投資率，推動實現了今日中國的巨大發展。由於這些缺失，新結構經濟學並未如其允諾的那樣，成為真正意義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其二，新結構經濟學也沒有令人信服地回答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技術條件的問題。

在新結構經濟學看來，通過提高資本勞動比，就能自動造成產業升級。這一觀點忽略了以下因素：首先，正如演化經濟學強調的，關鍵性技術不是擺在貨架上的商品，是不能隨意買來的；其次，資本的累積和技術能力的提高不是一個過程，以紡織業為例，企業可以運用手工勞動生產牛仔褲，也可以運用機器生產牛仔褲，最後還可以利用自動化技術生產牛仔褲。在這個例子中，資本勞動比一直在提高，但並不能保證一國就能轉而生產噴氣客機。

2.3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和市場經濟中的按勞分配

透過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第一個這樣的經濟制度，其精英階層的成員必須將剩餘進行生產性投資和創新，以求保持他們的社會地位。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家可以定義為受社會委託承擔了積累職能的那部分人。馬克思本人也曾採用過“委託人”的提法，他寫道：“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這些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委託人，並享受從這種委託中得到的全部果實。”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我們假設資本家階級完美地為社會承擔了積累的職能（這同時意味着資本家將其消費限制在一定的範圍），那我們就可以將馬克思設想的流行於未來社會第一階段的按勞分配原則，運用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哥達綱領批判》在描述按勞分配原則的時候提出，在未來社會，每個生產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為社會）提供其他任何東西”。每個生產者根據他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從社會領回耗費了同等勞動量的消費品。與此同時，社會還要從全部社會總產品中為全社會的利益進行各項扣除，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扣除就是“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也就是積累。在未來社會由社會公共機關負責的這種積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由資本家進行的。如果資本家完成了社會的委託，妥善地承擔了積累，那麼在馬克思構想的未來社會第一階段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就存在着某種可比性。在一個由兩階級構成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生產者也是在自身提供的勞動時間的基礎上，取得其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消費品的（這體現在工資率這樣的概念上）。

如果説個別生產者此時並沒有取得其勞動的全部果實，那麼即便在未來社會的第一階段，情況也是如此，用馬克思的話説，在未來社會，“除了個人的消費材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在筆者看來，上述可比性的存在意味着，按勞分配同樣可以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配原則，或分配正義的衡量標準。而且，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可比性，馬克思才把按勞分配所體現的平等權利同時稱作“資產階級權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裏，馬恩更是直截了當地將“按能力計報酬”稱作“以我們目前的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引者按）為基礎的”分配原理。

不過，問題恰恰在於，由於前文談到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三重條件的約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僅難以達到，而且經常遠離上述理想狀態。資本家經常是不合格的社會受託人。凱恩斯在《通論》當中也承認這一點，他指出：“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當期投資量之職責放在私人手中。”“要達到離充分就業不遠之境，其唯一辦法，乃是把投資這件事情，由社會來綜攬。”凱恩斯的這些觀點表明，他已近乎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市場經濟中貫徹按勞分配原理，只有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保障下才是可能的。憑藉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能更好地發揮國家的經濟作用，在調節奢侈性消費的同時，確保全社會剩餘轉向生產性投資和創新，最終實現按勞分配。

3. 《資本論》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3.1 兩種理論參照系：一般均衡論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論

《資本論》通過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解釋了市場經濟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上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或言之，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解釋了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資本論》的這一解釋和新古典經濟學通過一般均衡理論所作的解釋是截然不同的。由於兩種理論都是對市場經濟的效率所作的解釋，因而相互之間天然具有範式的競爭性。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要辨析清楚哪種理論是對市場經濟效率的更合理的解釋。因此，我們需要對這兩種理論做一簡單的比較。

一般均衡論是對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發展，這一理論以完全競爭市場為前提論證了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的效率。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不同的是，該理論假設，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技術、偏好、制度等因素都是給定的，從而排斥了馬克思所注重的技術創新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一般均衡論的現代版本，即所謂阿羅-德布魯模型，不僅排斥創新，而且不可能通過任何改進容納創新。這樣一來，新古典一般均衡論就註定只是一種研究靜態資源配置效率的理論。自青年時代起就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熊彼特也批評這一理論，指其和現實資本主義經濟的真正面貌毫不相關。

有趣的是，國內一些新古典經濟學的信奉者雖然也承認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和現實相距太遠，但卻堅持認為，這一均衡構成了一個參照系，可用於評價現實市場經濟的效率。這個觀點事實上來自諾思所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這種觀點背後是如下頑固的假設：評價現實市場經濟的運行效率有且只能有一種參照系，這就是可達成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市場。堅持這種立場的學者往往忽略——或不願談及——上述假設所造成的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重大後果。

首先，如此對待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理論，事實上將該理論置於不會被證偽的境地。對於現實經濟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新古典主義者都會這樣來回答——因為存在着市場以外的各種制度，只要我們消除或改變這些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就能回到完全競爭市場所描繪的理想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一些人就宣稱，不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而恰恰是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才使得現實市場經濟和教科書宣揚的完全競爭市場相背離，從而造成了這次危機。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永遠不會錯的。波普爾是英國有名的科學哲學家，他曾指出，如果一個理論永遠沒有機會被證偽，它就不是科學，而是神學。

新古典經濟學的上述立場表明，它的核心理論就是這樣的神學。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可服從波普爾所説的證偽標準。以勞動價值論為例，這個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大廈的基石，其地位類似於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論，馬克思曾針對該理論提出：“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這意味着，勞動價值論將自此失效。

第二，堅持以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作為看待現實世界的唯一可能的參照系，還意味着對如下結論的默認：人類經濟世界的演化到此結束了，換言之，歷史終結了。人類社會的經濟組織再也不能超越完全競爭市場，因為這就是頂點。有趣的是，馬克思儘管沒有機會了解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論，卻大體看到了信奉這一理論的後果，他寫道：“斷言自由競爭對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説中產階級（應譯為資產階級——引者注）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户來説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

馬克思基於產業革命後英國資本主義的經驗，在理論上提煉形成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這個理論也可看作理解市場經濟的參照系（或理想類型），然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作為具有科學意義的參照系，具有如下不同於新古典主義的特點：第一，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無需依賴於那些嚴重脱離現實的假定（如排斥創新），而是把技術創新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典型特徵對待，並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歸結為其接納創新的能力。第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作為一種參照系，決不是在現實中永遠不存在的一面鏡子，它所揭示的一般規律直接就是現實的組成部分，是構成現實的普遍性，現實作為整體是這種普遍性和特殊性（各種歷史制度型式）的結合。

3.2 《資本論》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資本論》所包含的學説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唯一可能的理論基礎。提出這一命題並不意味着，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具有其他理論來源，也不意味着，《資本論》可以一成不變地被採納。事實上，《資本論》中許多理論都亟待完善和發展。例如，就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而言，這一理論解釋了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技術進步的動因、過程和後果，但如何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度量技術進步，則是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然而瑕不掩瑜，《資本論》的深遠意義首先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關於市場經濟動態效率的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只要具備相應的條件，市場經濟的運作將服從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邏輯，生產力也將得到巨大的發展。其次，《資本論》對市場經濟的病理學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市場失靈理論，這為理解國家的作用、進而為構建一個國家的經濟理論作了必要的鋪墊。正是基於這些考慮，筆者贊同這樣的觀點——《資本論》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有助於認識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的作用。概言之，《資本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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