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運河在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人們常説中華有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與運河有關。

中國運河在世界運河史上有着獨特的地位。

**以運河的延伸長度而言，在公元前3世紀的秦代，當時的運河已經溝通了黃、淮、江、錢塘、珠五大水系。**公元3世紀的曹魏時代，運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灤河下游。公元7世紀的隋唐時代，當時北抵北京、西達西安、南至杭州的南北大運河全長約2300公里。元明清時代的京杭大運河，從北京至杭州，全長2000餘公里，如果將浙東運河也計在內，則又要加上120餘公里，無疑為世界之最。

**以運河維持時間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紀開鑿的邗溝運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間的水運幹道，歷時2500餘年。**秦始皇時代開鑿的溝通湘、漓二水的靈渠，至今仍有航運、灌溉之利。今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最早形成於秦代，更是當今長江三角洲地區重要水運航路。較晚的形成於13世紀的山東運河，在今天濟寧以南的魯南運河段，仍然擔負着蘇、魯之間重要水運任務。歷史上人工運河的航運功能維持如此之久，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

**以運河工程之偉大和艱鉅而言，靈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嶺運河。**京杭大運河中山東運河段沿途山巒起伏，全長約300公里。因地處山東地壘西緣，運河所經的地勢是中間高，南北低，沿運需要分段建閘節水，才能通流，全線最多時建50餘閘；又因水源缺乏，將沿運地區數百眼泉水，開挖明渠輸送入運，並建四大水庫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艱鉅是世界上任何一條運河所無法比擬的，堪稱世界運河工程之最。

大運河實景

中國地域廣大，自然條件複雜，民族眾多，各以農耕、畜牧、遊獵採集經濟為生，各有其活動、生存的地域，區域間經濟、文化差異很大。對於有如此強烈的自然和人文地區差異的國家，如果春秋戰國時代分裂的局面長期延續下去，最後沒能形成多民族大一統的國家，那麼世界唯一能延續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就不可能由此產生、形成和鞏固。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林立，各國間戰爭頻繁，互相攻伐，而又互相交往。由於軍事征伐和政治、經濟交流的需要，為了彌補我國北方大部分天然河流都是東西流向的限制，於是就出現了主要為溝通南北的人工運河。為什麼我國運河最早出現在河淮之間，如春秋時代楚國的揚水、吳國的邗溝以及戰國時代魏國溝通河、淮的鴻溝運河？因為這裏是我國南北經濟和文化的過渡地區，由此反映人們很早就有溝通南北的需求和意圖。

古邗溝

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統一六國，形成了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開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其“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政策，為統一帝國的鞏固打下了基礎。此後，兩漢、西晉、隋、唐、宋、元、明、清所建立的統一王朝佔了我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首都，除了明初的二十幾年外，大都建立在黃河流域。當時王朝的國防邊境又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南緣。唐代中葉以前，我國的經濟重心地區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唐代中期安史亂後，直至宋代，我國經濟重心開始轉移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此後統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國防前線所需要的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物資，都需用從經濟重心地區繳納、輸送。**因此，作為運送各種物資供應京師和邊防的漕運制度，成為我國秦朝以後歷史上特有的國家基本制度。**而漕運最理想的運送方法是水運，因此，開鑿人工運河和維護其正常運行，成為歷代王朝最關注的水利工程。

居住在歷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勳戚、官宦、軍隊、富商大賈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各色人等形成的龐大消費羣體所需要的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物資，必須通過漕運從全國富庶的各地攫取而來，水運是最廉價運輸方式，而運河則是為此服務最好的工具。

與此同時，“漕運自產生之日起，便是一項社會性很強的經濟活動，觸及到社會的許多領域，諸如國家政局的穩定、戰爭的成敗、農業經濟的發展、商業經濟的繁榮、交通運輸的暢達、區域社會的開發、社會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會中期以後，漕運發揮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動能，糧食的運輸僅只是漕運的一種形式，漕運實則已經轉變為統治者手中調節器，對社會進行廣泛的調控，對許多不安定的社會因素和失衡的社會現象，統治者都藉助和倚重漕運（或漕糧），以達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運還起着一些不屬於封建朝廷控制範圍、客觀上卻十分積極的社會作用，諸如促進商品的流通，刺激商業城市區的繁榮、促進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加強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等。”

由此可見，運河在多民族統一的國家裏，已不僅僅是一種交通載體，而在客觀上起了加強鞏固和維護統一帝國的作用。**因此，運河的修建，並非漢族為中心王朝的專利，也不受傳統交通所謂“南船北馬”理念的影響。**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就是女真族定都中都（今北京）時修鑿金口河的延續。著名的京杭大運河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後開創的。

《漕運圖》

隋煬帝穿江南河，為的是加強中原王朝與分離了三個世紀的南方地區的聯繫，進一步鞏固新建的統一政權。隋煬帝大業四年開永濟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將從全國徵集來的兵員、軍械、糧食及有關物資，運送集中於北方重鎮涿郡，是為了征伐高麗的需要，保衞北方的邊陲。南北大運河對隋統一王朝極具建立和鞏固，無疑是起了關鍵的作用。

唐代首都長安地處關中平原，但“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天寶末，安史亂起，州縣多為藩鎮割據，貢賦不入朝廷，中央府庫耗竭，朝廷糧食發生極端的恐慌。貞元初，關中“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貞元二年（786年）久阻的汴河一時暢通，江淮3萬斛米運至陝縣（今縣西南），**唐德宗在長安聞知後，對他的太子説：“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汴河的通塞對唐王朝命運攸關的情景，從德宗父子溢於言表的赤裸表現而暴露無遺。唐末黃巢起義平後，全國各地均為軍閥所據，“皆自擅兵賦，……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王夫之説：安史亂後，“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根本也。”蓋指運河延長了唐朝的生命。唐朝人對運河的社會的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李敬方《汴河直進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雖然對運河的功過評介不一，但認為對唐王朝的重要性卻是一致的。

汴河

明代永樂年間定都北平後，恢復元代以來京杭大運河，朝廷對其依賴更甚於前代。“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是明代大臣論及漕運問題的奏章裏最普遍、常見的用語。劉天和《問水集》卷五《治河功成舉劾疏》：“臣竊惟運河國計所繫，凡宗廟軍國之需，營建宴賞之費，與夫四夷薄海之朝貢，京師萬姓之仰給，舉由是以達。”當時燕京“九重之供億，六軍之儲需，鹹取急焉。所賴以灌輸者河道也。”每年漕運之京師“歲江南四百萬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用，上有關於國計，下有繫於民生。”此非僅指朝廷而已，而是京師億萬民眾生活所需皆仰給出於運河。所謂“京師之地，素稱瘠土，衣食百貨仰給東南，漕河既廢，商賈不通，畿旬之民，坐受其困。”大運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間唯一交通運輸線，幾乎所有中國所產的各種物品都通過大運河輸送至京師。可見大運河是明代京師賴以生存的生命線。

清代對漕糧的需要超過歷朝歷代，清朝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鞏固其統治，朝廷官吏實行漢滿雙軌制，故機構龐大，京師附近十多萬的八旗駐軍及其數十萬不勞而食的家屬均由朝廷供養米糧，故其需求遠超過其他朝代。**漕糧的另一支付，是全國各地駐防軍餉。

《姑蘇繁華圖》局部

1816年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訪華，途經白河，“這一天裏，我們從許多運糧去北京的帆船旁經過，其數量之多，運輸量之大，與以前使團的作家們所做的描述完全相符；這些帆船排列的方式和順序，其情景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們沿着河岸整齊地排成一排停泊在那裏，我們溯流而上時，迎面看到的是它們那高大、裝飾講究的方形船尾。”十九世紀的西方人可能只是從經濟角度來觀察帆船的數量和運輸量。他們不瞭解，這一成排帆船，實際是清王朝的生命線。

綜觀自秦漢以來，中華文明能久盛不衰，並能延續二三千年，沒有統一鞏固的政治局面和發展，是不行的。而這種局面的鞏固和發展，運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厥功至偉。

（文章原載於中國運河網，觀察者網經“中國運河網”公眾號授權轉載，轉載時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