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賢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與江南社會

【17世紀中葉江南人民的抗清運動，有大量的士紳百姓因堅持抗清而先後殉難，這是明清易代之際重要的一頁。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記展示了1645—1647年江南士紳們的抗清活動以及他們在清廷密網捕殺下的日常生活。清初江南社會的不安、個人生命的微弱，都在其中有所呈現。】

一、嘉定侯氏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方因李自成農民軍與關外清兵先後進入北京城，而結束了統治。江南一帶繼續維持的，是以南京為中心的弘光政權，由明室官僚士紳的擁戴，於當年五月建立，人們希冀這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樣可以維持長久。不料只有一年，清兵就輕易地打到了江南。這一年為農曆乙酉年，從王朝更替的角度而言，已是大清順治二年（1645年）。該年頻繁出現的抵抗運動，留給後世的記憶都相當慘烈，最著名者有“揚州十日”、“江陰保衞戰”、“嘉定三屠”等。

眾所周知，在“嘉定三屠”的殉難士紳中，侯峒曾與黃淳耀是其中最具代表者。而侯氏是嘉定縣諸翟（舊名紫隄）人，現在屬於上海市閔行區諸翟鎮。那裏有一座關帝廟，原本是侯氏的家祠。據説侯家先世姓楊，原籍山西上谷，宋室南渡後，輾轉遷居於此。

侯峒曾像

**從明初開始，侯家開始興旺起來，家族子弟多數以科舉入仕。侯峒曾的父親侯震暘就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中進士，峒曾本人則於天啓五年（1625年）成了進士。在當時，峒曾與岐曾、岷曾三兄弟都較出名，人稱“江南三鳳”。**同時，峒曾與岐曾的六個兒子，即玄演、玄潔、玄瀞與玄洵、玄汸與玄泓（後改名玄涵），被譽為“侯氏六俊”，或稱“江左六龍”。這“六侯”為海內所習稱。侯家在嘉定堪稱望族。

侯岐曾蘇州石刻像

順治二年六月，侯峒曾與黃淳耀等人，一起領導了地方的抗清活動。侯自稱“總督”，曾在羅店地方獲得多次勝利。其實，在清兵攻打嘉定前夕，峒曾正卧病家中（紫隄村故居），在黃淳耀等人敦請下回到嘉定縣城，與士紳百姓一起畫地而守，即峒曾負責守東門、淳耀負責守西門。六月廿六日，峒曾還曾寫信，要侄兒玄汸、玄泓多方籌款200兩，以為軍需。嘉定城陷落後，峒曾投水而死，他的兩個兒子玄演、玄潔也一起赴難。**峒曾死後還被清兵梟首懸示於西城門，後被掛到城中的侯家門口。“嘉定三屠”後，侯家多改姓楊或徐，以避劫難，採取不入仕、務農耕或設教賣畫等生活方式，沒入茫茫人海中了。**多年以後，侯家稍形雍容，還能於城中廢宅之上建“侯氏宗祠”祭拜這些先人，以示不忘侯家的“祖功宗德”。

而倖免於清兵大屠殺的人們中，峒曾的弟弟岐曾（1595－1647）早在清兵攻城時，已受峒曾之命，奉母親龔恭人避往江村故居（因盤龍江而名，即紫隄村）。同時峒曾的另一個兒子玄瀞與岐曾的長子玄汸，屠城時據説適在他所，因而也得以暫免誅殺之禍。關於岐曾的生平，與峒曾相比，記載少而不詳。但因岐曾有日記存世，故其驚心動魄的最後歲月與那段悲壯的歷史，還是被真實地記錄了下來。

日記起於丙戌年（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至丁亥年（順治四年，1647年）五月初十日絕筆，次日他被清兵捕獲，十四日就赴死了。

這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裏，岐曾日記所述，涉及了當時的敏感時事與地方抗清活動，因而語詞之間頗多隱晦。他特別提及其姻親夏允彝到嘉定虯江時，為避人耳目，化名“黃志華”；而他自己久稱“半生主人”，與這個“黃志華”朝夕“密通往來”的，一般都是寫在一小幅竹紙上的密函，抬頭必稱“黃老”。岐曾還説，乙酉江南之變後，僅存的那些抗清志士，都是這樣改易姓名。比如，陳子龍就改號“車公”；岐曾最信任、最得力的僕人侯馴改稱川馬。

清朝在江南建立統治秩序之始，首先就是要行剃髮令。對剃髮的程度，官府作了一定的區分。這在岐曾的日記中記載比較清楚：官府設有“清發道”，按“五等”定罪。**所謂“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鬢不留耳，留髮不留頭”，另外“頂大者與留髮者同罪”。**侯岐曾有一次聽到外地還有未剃髮的義士，頓時“悲慰交至”。

岐曾的侄兒玄瀞也至死未剃髮，所以日常行動，很多需要已剃髮的岐曾之子玄汸代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清初江南各地新建立的衙門，已開始正常地向城鄉民眾徵收賦税。侯家雖隱居鄉間，依然不能豁免。為了獲得官府的同情和寬免而必須支付的賦税負擔，使岐曾感到頗為艱難。加上新增派的鄉間蕩田税，岐曾覺得實在不堪重負，只好“仰屋一嘆”。

二、抗清生活

弘光政權結束以後，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逐漸匯聚於隆武、魯監國、紹武、永曆等南明政權的旗幟下，既是明朝的延續，又是清初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志在抗清復明的文人士大夫們，各自擁戴這些不同的政權。很多人在起事時，以明室帝王為效忠的正統，構建起他們的精神依託。陳子龍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曾懸掛明太祖像，並當眾宣誓；侯岐曾在丁亥年元旦，也仿設明太祖像於“甲乙軒”。由此表明，這種情況在明遺民中是相當普遍的。

陳子龍像

岐曾與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溝通，向來十分謹慎。他也時常囑咐相關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來殺身之禍。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友人兼姻親顧鹹正的長信，大概有幾千字。他覺得復明活動頗可期待：“大都策中興之必可期，目前舉動，力勸吾輩勿過於畏慎，蓋謂予前札申申指點危形故也。大鴻為父陳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別，可雲壯遊。兩日聞錢塘□□，大殲於蕭山之伏機。昆來者言之亦鑿鑿，豈天人遂爾湊泊耶？”

第二天早上，岐曾聽説夏完淳兄弟已於昨天傍晚抵達槎樓，即派人送信問候，覺得抗清武裝所云“□□實未渡江，勝負兩皆説夢”，實在匪夷所思。當然，岐曾給夏完淳寫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隱居時，行動一定要慎密。

而給女婿顧大鴻的密信中，岐曾對抗清消息的不確，顯得十分焦慮：“錢塘之事，或雲渡江小敗，退何杭州，或雲其實未渡，或雲悉眾而渡”，都是“杳無回報”。他需要等待其他消息來證實。後來給顧鹹正的信中，還在詢問“錢塘已有確耗否？ 長興白龍魚服，不終困於豫且否？此成敗大關也。雁門一網，不至株連否？”岐曾希望鹹正早予確示。

對於太湖地區義士們的抗清活動、浙東南明政權的北上舉動以及全國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記中時加記錄。但岐曾也感到，畢竟大勢已去，那些頻繁的抗清活動又力量有限，太湖義兵已是“勢漸孤蹙”，浙東地方的抗清時常受挫，與傳言中的抗清捷報還是有出入的。

三、反清失敗

在松江等地，岐曾的好友陳子龍、夏完淳等人已準備舉事。他們的行動，其實是看到吳勝兆反清計劃帶來的新希望。岐曾給顧鹹正的信中，有這樣的隱晦表達：“雲間既有反正之機，便能作先事之舉否？”

吳勝兆本是明朝軍中的一名指揮，降清後南下到蘇州任蘇松常鎮提督。後來與駐蘇州的巡撫土國寶多有摩擦，被洪承疇調駐松江。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勸説下，準備反清。戴與陳子龍聯繫，子龍很興奮，表示願意與據守舟山的黃斌卿聯繫，同時派友人夏之旭去見吳勝兆。雙方約定，舟山的明軍於丁亥年四月中旬進抵吳淞，與吳勝兆內外配合，共襄復明大業。不過很可惜，這個反清計劃因走漏了消息而未果。

顧鹹正亦曾提出：“海外黃斌卿是夏允彝結拜兄弟，可結連他起兵，我等作為內應。”他與侯玄瀞、夏完淳等即各具奏本、稟揭、條陳等文書，託謝堯文交付給通海舵工孫龍，送往舟山黃斌卿處。此外，託謝堯文、孫龍帶通海文書的還有“結連過蘇松湖泖各處豪傑、同心內應好漢”的欽浩、吳鴻等人，他們也寫就各類稟帖，推薦某人可為文官，某人可任武職（謝堯文即被薦為遊擊）。行前，顧鹹正等鄭重叮囑謝堯文道：“你須謹慎，此事關係身家性命。”

與岐曾一樣，謝堯文也是嘉定人，以前因事犯獄，是岐曾救了他。他經常負有上海、松江、嘉定等地抗清義士與浙東魯王政權之間的聯絡工作。很遺憾，丁亥年三月十九日，謝堯文在柘林附近的漴闕（今屬奉賢），因衣冠與時不合，露出疑點，被柘林遊擊陳可抓獲，同時搜出了一些書信表疏。據清初人的回憶説，謝在被捕前，還“口出大言”，被捕後一受刑，就全部招供了。

此案恰巧由在松江的提督吳勝兆負責，所以抓到謝堯文後，只作了關押處理，沒作進一步審問。不久，吳勝兆的部下發生內訌，吳的兵變失敗。巡撫土國寶派人搜查吳府，發現了那些“逆反”書信與表疏，十分震驚。隨後，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等二十二名抗清人士逃出外，其餘以顧鹹正、夏完淳等為代表的抗清志士計三十四人，都被捕獲。在刑部尚書吳達海等人審理這起大案的題本中，岐曾的情況基本上沒怎麼提，主要就講顧鹹正與抗清已誅侯峒曾之子侯玄瀞、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夙懷不軌之心，共造逆天之罪”，企圖與舟山的黃斌卿等人聯心，勾連湖泖黨羽，“具應依謀叛律，不首從皆斬”；他們的妻妾子女入官為奴，財產籍沒充餉，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異同都“流二千里”。

這樣一件反清大案，當然涉及松江地方最著名的抗清人士陳子龍。陳子龍聽到抓捕風聲後，與夏之旭、小童子等人逃到侯岐曾家。岐曾先將他們藏在僕人侯馴的家中，後來轉移到在崑山的女婿顧天逵處。其目的，就要是轉道崑山進入蘇州，再通過海路遠走浙東。岐曾的日記於此事記載較細。他説四月二十六日，因松江風聲較緊，陳子龍與夏之旭避至嘉定鄉下的王庵地方，大概離侯家居地不遠。可是鄉間到處傳言，清軍大兵俱集松江，將興大獄。他們重找避地，躲到離王庵僅三里的豐浜，應該在侯馴的家，但四鄰對他們產生了懷疑。此後，他們想轉道至蘇州府常熟縣再出海，不料常熟地方道路戒嚴，舟楫不通，就打算到唐市鎮的楊彝處躲藏，卻被楊氏拒絕。

電影《柳如是》中的陳子龍

這時，岐曾已避跡於嘉定廠頭的恭壽莊。大概在五月初十日中午，侯馴回到嘉定侯家住地，彙報了這一情況。第二天，陳子龍就被捕了。

五月十二日，岐曾被抓到了松江城。巡撫土國寶審訊之後，派人送來酒菜，要他通個家信，岐曾曰：“吾已無家，何信為？”次日再審，岐曾踞坐，大罵不止。十四日午刻，岐曾與夏完淳、顧鹹正及僕人侯馴、朱山、鮑超、陸二、李愛等一起，被殺於松江城西門的跨塘橋，即“雲間第一橋”。與他們一同死難的，還有顧鹹正的兩個兒子天達與天逵。他們皆因藏匿子龍而死，與子龍的死一樣悲壯。當時有位寶山參將，還稱岐曾為“好男子”。

通過岐曾的日記，可以看到，在最後的一段時期，**岐曾的身體狀況與精神狀況一樣，也比較糟糕，有時便秘六七日、有時又是急性腹泄（日記中常説是痁、霍亂或“河魚暴下”）、有時是痰火病發、有時為寒熱重症。**五月初七，是俗傳的“天生婆婆”祭拜活動日，岐曾尚未從一場嚴重的腹疾中恢復過來，就準備請工匠為他母親打造一具壽材。第二天，他的心情似乎很糟，因為有人來報告“千確萬確”的消息，道是官府當晚可能會來他們住的恭莊抓捕，岐曾還帶着僥倖心理讓家人保持鎮靜，晚上也確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初九日，岐曾的母親還在逗弄孫兒為樂，報信的人再次來傳遞危信，“彰彰有據”，結果晚上還是沒事。岐曾還是大意了，不過在那樣的時局下，侯氏一家又能躲到哪裏去呢？

四、餘論

清初帝國努力在江南推行其統治的過程中，地方精英階層與民眾的態度、依歸取向，產生了很大分化。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士紳，為生活所迫，為實現個人的願望，暫時服從了清朝的統治。而一些鄉村中的強宗大族，似乎對“華夷之別”並無觀念上的嚴格區分。如上海地區的大族曹氏，較為積極支持這個新建立的清王朝，雖然在以後的“奏銷案”使他們一度衰落。但為後世多所稱道的，是一些士紳與民眾奮起抵抗，否認清政權已經建立的事實，以武力和文化批判等方式，進行着各種各樣的反對活動。

侯岐曾等人的地下反抗活動，若非其日記的留傳後世，單憑想像，人們很難能細緻地感受到那種日常生活中的驚心動魄。而與岐曾暗中勾連的江南反清人士，堪稱遍佈太湖東南部城鄉地區，有的還是一代名士。他們短暫的抵抗活動，隨着清政權的全面滲透太湖地區，已趨減退。所謂“每一王興，有附而至榮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難之嘆在明清交替之際更讓人感懷至深。殉難時不過17歲的夏完淳，留有絕筆詩有云：“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臨刑前，完淳還對人説：“我輩未盡之志，慎毋相忘！”而岐曾的日記，亦如清代人講的那樣，所謂“忠孝之言，纏綿悱惻，幾使人不忍卒讀”。人生命運的變幻與時代的不幸遭際，時時讓人體味到一種深深的悲涼。

從這個層面而言，“嘉定三屠”後的江南社會，無疑帶有濃厚的悲情色彩。

本文原載於《學術月刊》，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轉載時略有刪節。